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现代文学馆承办、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协办的“地球的红飘带——文学中的红军长征”展览即将在京启幕。我们特邀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同道写下馆藏研究手记，重温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记忆，讲述他们眼中波澜壮阔的文学字迹背后的故事。

一条飘带，可以挂在天上，也可以收进信封。

中国现代文学馆A座中庭，一条火炬状红绸从大堂凌空而起，在穹顶下收束成一道飘带。阳光透过玻璃顶洒下来，落在红军号手雕塑上。

这是“地球的红飘带——文学中的红军长征”展的核心视觉意象，红飘带纵贯中庭，移步换景，俯仰之间，于不同楼层、不同视角皆可看见这一抹红色。建筑空间因此成为展陈的一部分。每一个仰望它的人，都被轻轻牵进九十年前的那段征途。

魏巍在《地球的红飘带》卷首语中，曾把中国英雄们的长征，比作“一只鲜艳夺目的红飘带挂在这个星球上”。而就在这挂红绸下方，将陈列两封泛黄的书信。信封上印着“北京军区政治部”，寄信人是魏巍；收信人是同一个人：“四川省天全县中医院 陈怀炯大夫”。

第一封信写于1983年7月26日。

那年5月，魏巍从北京出发，第一次重走长征路。他时年63岁，长篇小说《东方》刚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客厅西墙上挂着一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示意图。魏巍戴着近视镜，手握放大镜，一次次寻找红军的足迹。他把目光投向雪山草地，决心为“革命战争三部曲”补上红军长征这一笔。

过了大渡河，行至川西天全，在翻越二郎山后，魏巍去看当年红军大学所住的村子。当年红军在这一带与敌军激战，二百多名来不及撤走的伤病员被杀害。百姓偷偷掩埋了烈士，地主还乡，又逼着把遗骸挖出来焚毁。

6月12日，魏巍要去祭拜。没有大路，只能走稻田埂。稻田埂太窄，头天下了雨，格外泥泞，魏巍拄着一个小竹竿慢慢地走，不小心右脚陷在泥窝里，猛地向内一扭，扭了将近半圈。随行的人把他背出稻田。

旁人救护魏巍到天全县中医院，接诊的，就是陈怀炯。陈怀炯三代在天全行医，当地人称“大先生”。他在吉普车上摸了摸魏巍的腿说，腓骨断了，主骨的尖尖也受了伤。说着立刻把魏巍背下去整形，马上糊上药，打了硬纸绷带。

回京后，魏巍寄出这封信：

陈大夫：

我已安抵北京。日前又拍了一个片子，骨位安好。现肿已渐消除，正在逐日康复之中。回想在天全的十八天中，不但得到您高明医术的治疗，而且为你热情服务的精神所感动。我再一次向您遥致深深的谢意。今寄上拙作《东方》一部留念。请收。祝你在为劳动人民服务中做出更大的贡献！此致，敬礼！代问全家好。

魏巍 一九八三.七.廿六

随信寄去的《东方》扉页上，写着：“怀炯同志存念，并向您深致谢意。魏巍一九八三年七月于北京”。

我读这封信，最动心的是敬语与平称交错出现。一声“您”，是作家的教养；一声“你”，是病人的亲近。写到“代问全家好”时，他已经不把陈怀炯当大夫，而是当成天全城里的一个旧邻。这份亲近，来自十八个日夜的朝夕相处，来自那双托住他伤腿的手，来自天全潮湿闷热的病房里一句句家常。

第二封信写于1990年6月7日。

此时，《地球的红飘带》已经出版。魏巍再次提笔：

陈怀炯同志：

分别数年，不知你现在是否仍在原处。我描写长征的小说《地球的红飘带》已经出版，想给你寄一本去，又怕你不在原处了。每逢想起在天全时你给我治腿的情形，心里就怀着深深的谢意。希望得到你的回音。把通讯处和邮政编码寄来。此致，敬礼！

魏巍 90.6.7

同年7月1日，他在《地球的红飘带》扉页上题字：“怀炯同志：八三年夏我初访长征胜迹，路经天全受挫。承你精心疗治，得以度过困难。甚为感谢。谨以此书留作纪念。祝你在工作中取得更大成就。魏巍一九九〇年七月一日”

七年前，信上的抬头是“陈大夫”；七年后，是“陈怀炯同志”。称呼远了，心里却更近了。

两封信，跨越七年。一部《东方》，一部《地球的红飘带》。魏巍把自己最重要的两部作品，先后寄给同一个人。他用最朴素的方式，把一位深山里的中医，放进了自己的文学编年史。

伤愈之后，魏巍并未止步。1984年，他由甘肃入川，以逆向而行的方式第二次重走长征路。这一次，他的儿子魏猛随行陪伴。魏猛回忆，重走长征路时，魏巍采访、考察特别认真仔细。为了彻底搞清楚长征中两个重大会议的会址，他反反复复地找当地政府，找年纪大、对红军路过尚有印象的老人，找当地党史办的工作人员，务求每一个细节准确无误。一个是沙窝会议，一个是会理会议。这些细节，后来都化作了《地球的红飘带》中沉甸甸的历史质感。

天全，是红军长征路上的重要一站。欧阳文在诗里写：“军渡大河入天全，穿过邛崃到抚边。”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病重之际，仍乘担架翻越二郎山，沿天全河北岸直插禁门关增援，留下“中央陷危在天全，一息尚存赶营救”的诗句。

大禹治水，《尚书》里留下“蔡蒙旅平，和夷厎绩”的记载。司马相如的灵关道，也曾从这里通向西南边地。而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后，在这里遇到了长征中最难走的一段路——翻越泡桐岗（炮通岗）。

张爱萍在回忆录里说：“泡桐岗是长征中最难走的路。”谢觉哉写道：“哪知道根本没有路，只有些攀藤附葛的痕迹。”童小鹏写“有生以来最难走的路”，陈伯钧写“举足不敢进”，伍云甫写“从来未有”。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下，比大雪山更难的是“爬荒凉的炮通岗”。陈云和周恩来的警卫员魏国禄都写到，周恩来就是靠着树，在泥沟中站了一夜，次日满身污泥，却神清气爽。

红军将士硬是从万古荒芜的原始森林里踏出一条路来。在到达天全之前，从什月坪到泸定桥，二百四十里，红四团一天一夜跑完。天降暴雨，伸手不见五指，他们把绑腿一条一条接起来，前后拉着走，准时赶到泸定桥。

这些壮举，让天全这片土地有了超越时间的重量。魏巍两次重走长征路，就是想把这一切写出来。

魏巍把长征写成了小说，而这片土地上的人，把长征活成了日子。陈怀炯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他行医一生，认一个朴素的理：来了病人，就治。不管是魏巍这样的作家，还是后来像我这样的挂职干部。

他头上有很多名号，天全人只认一个：大先生。

陈怀炯1944年生人，十五岁开始行医，把自家药方无偿捐献给国家。在天全县中医医院从业以来，挂号费只收一元。雅安被称为川西咽喉、民族走廊，多民族在此交流生活。陈怀炯为雅安、甘孜、阿坝、凉山，远至西藏昌都的病人看病。他的儿子陈若雷记得，父亲常对子女说，让更多人看得起病，是他行医的初心。有内江的骨科病人因贫穷无法支付药费，忍痛步行来找陈怀炯。他免去治疗费，还给了回家路费。

红飘带是热的。他的手，也是热的。

几年前，我在雅安挂职，因为负责退役军人事务、文体旅游等工作，去过魏巍当年受伤附近的红军大学旧址，也经常奔走在大渡河畔、泡桐岗下，以及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有一次脚部骨折，卧床五日后，脚还肿着，又往山里跑。别人介绍我去天全找陈怀炯先生。

大先生的那双手依然沉稳、专注。他细细地看，轻轻地按，然后敷药、固定，没有多余的话。整个诊室很静，只有药香沁人。脚踝感受着大先生的手温，屋外飘着无边无际的细雨——雅雨。很短的时间，我便康复了。短到让人有些不敢相信。

从魏巍到我，从著名作家到基层干部，陈怀炯始终如一。他也许没有走过长征路，但他守护着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他的药香里，有这片土地的血性；他的指间，有对生命的敬重。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按照展陈方案，展厅收尾将设置清溪村的立波书屋。一室书香，几盏灯。从红飘带的热烈，到雪山草地的凝重，再到书页间的安静，长征在这里落成一张可以安心读书的桌子。

魏巍用一部小说把它画了出来；陈怀炯用一双温热的手，把它托在掌心里。今天，这条红飘带将从一个展厅延伸到每一个参观者心中。飘带悬在光里，像在呼吸，像一封从九十年前寄来的信，还没有读完。

作者简介：王军，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著有《诗心：从〈诗经〉到〈红楼梦〉》《司马相如西南行》《跟着课本去旅行•李商隐卷》《茅盾的青少年时代》等；主编《近代名人文集丛刊：高语罕卷》《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贵文物图录》等。获首届中央国家机关青年五四奖章、丰子恺原创散文双年榜金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