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红飘带——文学中的红军长征”策展人手记—— 两份手稿 一种精神 ——萧乾笔下的斯诺
编者按: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现代文学馆承办、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协办的“地球的红飘带——文学中的红军长征”展览即将在京启幕。我们特邀中国现代文学馆馆员们写下馆藏研究手记,重温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记忆,讲述他们眼中波澜壮阔的文学字迹背后的故事。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了“地球的红飘带——文学中的红军长征”展览。展览中展示萧乾先生的两份手稿,一份题为《斯诺精神》;另一份名为《斯诺——卓越的新闻记者,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正式刊发时改题目为《从斯诺的一生看新闻记者的素质》。这两份手稿成为展现长征传播史、记者职业追求和中外友谊的重要展品。
如今这两部手稿并排排列在展柜中,纸页上的修改痕迹、批注不仅仅是文学的资料,更是一面历史的镜子,看见八十多年前,一位外国记者如何冒着风险历经艰难,将中国的真相告诉世界。

《斯诺——卓越的新闻记者,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
两张手稿虽出自一人,描写一人,但承载着两种书写的心境。篇幅较长的《斯诺——卓越的新闻记者,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600字的方格稿纸上,作者用楷书书写,认认真真,一笔一画都落在格子内,下笔多有琢磨,后用蓝色字迹补充了一段文字,揭示文章主题“这里,我想通过斯诺一生的经历,谈谈他是怎样克尽新闻记者的神圣职责的”,分三期发表于1983年的《新闻记者》杂志。文章以记者这个行业为切入口,记录了斯诺完整的人生轨迹,从初到上海、深入内地、陕北采访、支援抗战、晚年三次访华层层铺垫,并结合斯诺报道长征、预判中日战争、预见中国的发展等,展现了一位优秀的记者应有的远见、勇气和良知。萧乾从斯诺的一生中提炼出新闻记者应有的素质:对于世界事务,他绝不能作壁上观。他必须认真观察,并通过表面现象,透视到本质。他必须是侠胆义肠的,坚决站在受欺压者的一边,揭露邪恶,反对横暴。他的职务是报道,他更加神圣的职责是扶持正义,捍卫真理。
《斯诺精神》的创作源于斯诺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萧乾登台发言,会后整理成文。文章写在泛黄的稿纸背面,连笔字书写,字迹略显潦草,气势上应为一气呵成,同色黑笔修改后,又用红色笔迹修改。在此文中,萧乾站在亲历者的角度上,回忆与斯诺亦师亦友的情谊,文字深情温润,饱含萧乾作为学生对恩师的怀念与敬意。

《斯诺精神》
萧乾在《斯诺精神》开篇就写道:“我一生有过几次幸运和巧遇,其中之一是三十年代当上了斯诺的学生。”要读懂两份手稿,先要读懂萧乾与斯诺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羁绊。1933年,萧乾从辅仁大学英文系转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幸运的是,恰好遇到在燕京大学教学的埃德加·斯诺,两人的缘分由此而始,这也彻底改写了萧乾的写作理念。萧乾回忆,当时的燕京大学多的是学院派的刻板教学,主要是向学生灌输理论。但斯诺不讲空洞的理论,鼓励学生讨论,并且主张新闻应该扎根现实,用和学生交朋友的形式促进教学,更是把自家的住宅变成了青年学生的聚集地。
青年萧乾内心充满矛盾,他最热爱的是文学,但为了获得记者资质而选择新闻专业,有些课程他完全听不下去,常逃课去旁听英文系的文学课。但斯诺一语点醒他:文学与新闻从不对立,优秀记者必须拥有深厚文学修养,才能让现实记录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真正把师生二人紧紧连在一起的,是一部书:《活的中国》。在三十年代,西方的“中国通”只把中国看作一个老古玩店,看不到中国的发展。鲁迅便建议斯诺编选一部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向西方介绍“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斯诺对萧乾说过:“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这个选集的上辑,斯诺在上海时已经在鲁迅的关怀和姚克的协助下编好,其中选择了鲁迅的七篇小说和斯诺写的关于鲁迅的印象记。斯诺邀请萧乾和杨刚参与编译,除鲁迅的几篇由姚莘农翻译外,其余各篇大抵先由萧乾、杨刚译成初稿,再由斯诺逐字逐句修改、润色、定稿。萧乾曾写道:“他不要文字漂亮的——当时《现代》杂志上颇登了一些描写大都会生活的‘流线型’作品,他一概不感兴趣;文字粗糙点没关系,他要的是那些揭露性的,谴责性的,描述中国社会现实的作品。”
斯诺还邀请萧乾和杨刚各写一篇文章。萧乾翻译了自己的小说《皈依》,故事描写了“救世军”在北京贫民窟的故事。和书中选入作品的大家相比,当时的萧乾还只是一个学生,但斯诺觉得这篇作品表现出了当时所谓的“西方文明”对中国的精神荼毒,执意要选入文集。
作为学生的萧乾在和斯诺的合作中终身受益,斯诺对于文字的要求近乎严苛,他对冗长散漫的文句进行删减,讲究准确紧凑,力求向西方读者传达真实的信息,萧乾回忆说,正是在删减之中,他懂得了“文字经济学”。在翻译中遇到西方读者不了解的中国风土人情,斯诺一定要调查个水落石出才落笔,行文一定要严谨。为了《活的中国》,斯诺前前后后大概用了五年的时间,他编译这部小说,就是为了彻底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不满,“以第一手资料来证明存在着一种在广泛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承认了‘普通人’的重要性”。
书成之前,斯诺分给萧乾不菲稿费。那时萧乾虽然贫穷,却坚决不收,他认为自己的收获远远大于付出。1935 年 7 月萧乾毕业时,斯诺夫妇又送给他满满一皮箱英文书,可惜这箱书毁于战火。
1935年12月9日,北平发生学生运动,当时的萧乾已经从燕京大学毕业,在《大公报》工作。在“一二·九”那天,斯诺和夫人海伦参加游行,并且和士兵进行搏斗。萧乾闻讯从天津赶回,陪斯诺看望了受伤的学生。当时政府不允许报道这场学生运动,但是斯诺约着其他外国记者将运动的消息传达到国外。
1944年,身为美军随军记者的萧乾在巴黎偶然遇到了斯诺。斯诺当时是苏联准许在东线采访的六位美国记者之一。老友相逢,在酒吧间畅聊。在这次最后的会面中,斯诺谈到了萧乾的小说《皈依》,这种中西方间的文化冲突受到了美国读者的重视。斯诺还谈到他在中国的岁月是他一生最难忘,也是最重要的一段日子。他因为结识了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女士而感到幸运,他是在他们的指引下认识中国的。
斯诺去世后,按照他的遗嘱“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1973年10月19日,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原燕京大学校址),这里正是他曾经教书、会友、写作和帮助青年学生的地方。
1937年,斯诺用笔让世界看见了长征,看见了中国;如今,萧乾的手稿让我们更加了解斯诺。如今两份手稿静静地放置在展柜之中,一份写于八十年代,借恩师经历阐释新闻立场;一份写于历经沧桑的暮年,以“精神”二字总结两人友谊。一笔一画都是一个中国记者对一个美国记者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铭记,也是两颗炽热的心在纸页上的重逢。

青年萧乾
萧乾一生,经历起落,他青年时受到斯诺的启发,践行新闻写作的文学性;二战时期奔赴欧洲战场,写下了大量的战地通讯;晚年梳理斯诺事迹,留存下这段往事。这同样也是萧乾对于自己职业初心的写照:无论身处何种境遇,不放弃对真相的追寻,不丢失对正义的坚守。当下,信息繁杂、观点多元,萧乾手稿中记录的斯诺精神,依旧是文字工作者、历史观察者的行为标尺:不追逐流量热点,不盲从片面言论,愿意走进现场、倾听普通人声音,保有独立思考与人文关怀,客观、全面、公允地看待世界与历史。

作者简介:贺同越,就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从事策展工作,北京作协会员,出版《火铸文心——王火传》,文章见《山西文学》《山东文学》《青年作家》《解放军报》《文艺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