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现代文学馆承办、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协办的“地球的红飘带——文学中的红军长征”展览即将在京启幕。我们特邀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同道写下馆藏研究手记，重温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记忆，讲述他们眼中波澜壮阔的文学字迹背后的故事。

如果不是看到这份手稿，很难想象《闪闪的红星》这部被读者熟悉的作品，最初并不叫这个名字。

《关于〈闪闪的红星〉手稿的说明》手稿 现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李心田《闪闪的红星》初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李心田

《闪闪的红星》最初并不是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李心田在采访中谈到：“1965年，‘文革’前夕，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我那时在文工团当创作员，怕遭到批判，连写了两封信给中国少儿社，要求把《战斗的童年》稿子退还我。”“文革没结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谢永旺（后来曾任《文艺报》主编）来约稿，我把劫后余生的《战斗的童年》交给了他。他看完后对我说：‘我觉得行，拿回去再研究。’”

稿子被人文社要走再到出版，期间也经过了一波三折。今天，从李心田在2005年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手稿《关于〈闪闪的红星〉的说明》中，我们不难看到最开始的原稿名为《战斗的童年》，后谢永旺建议改成《闪闪的红五星》，出版社主持审阅工作的编辑王致远又把“五”字去掉，最后定为《闪闪的红星》。

但是当我们仔细阅读这份手稿可以发现，从《战斗的童年》到《闪闪的红星》，期间变化的远不止一个书名。李心田留下的这份手稿，是一份说明外加三封信，里面写着《闪闪的红星》出版前经历的一次次退稿，一遍遍修改，以及几个编辑和一个作者在稿纸上的反复周旋。

这份说明手稿让这部早已成为文学记忆的作品，重新露出了“写出来”和“出版”之间那些不容易被看见的痕迹。

“稿子还可以，但可出可不出”

这份手稿的开头，李心田先说明了材料的来历：“这是在修改《闪闪的红星》过程中作者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的三封信。”

在他的记述中，修改也不是一次完成的。编辑部曾由几位编辑共同商谈修改意见，作者把稿子带回去修改（改稿会）。一个多月里，李心田改了三遍。改完寄回去，过不了几天，稿子又被寄了回来。随后，稿子在编辑部会上又遭到否定，他再次修改。谢永旺把稿子拿去上会，仍然受到批评。这时候稿件面对的已经不只是文学意义上的修改意见了。因为当时军代表已成为出版社实际上的主要掌权者，对作品的评价具有很大的决定作用。既然意见不统一，便请了社外的权威人士李希凡来审稿，对于这部稿子，李希凡的评价相对温和：“稿子还可以，但可出可不出。”

但军代表给出的结论则更加直接：“这本稿子不能出版。”稿子就这样被压了下来。对于作者来说，一部辛辛苦苦写出来的小说突然面临“不能出版”的结局，意味着此前所有的心血都可能付诸东流。

李心田在手稿中写道：“一篇辛辛苦苦写成的稿子，也可以作废了。它让我陷入了沉思。”

但真正让他难以取舍的，是要“改成什么样”。

冬子妈妈，要不要变得“更坚强”

在修改中，有一个人物始终被反复提起——冬子妈妈。李心田写道，军代表认为冬子妈妈的人生观念太软弱，经不起一点挫折，思想觉悟太低，需要改写。李希凡也对稿子提出了修改意见，可见冬子妈妈的内心世界尤其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她原本坦率、细腻的内心活动，对丈夫的依恋和牵挂、红军走后的失落感以及对白军的恐惧都被要求删掉。

李心田则认为，这不是删掉几句话那么简单。原本他笔下的冬子妈妈是一个乡村普通妇女，不大可能也不应该是一个没有犹疑、没有恐惧、没有生活负担的符号，而是一个有真实情感的人。可是，在当时的修改要求下，这样的复杂性很难保留下来。李心田写道：“先是把冬子妈妈内心软弱的段落全部删掉，再补写上很多拔高的句子。”紧接着，他写下自己的感受：自己所写的人物是乡村普通妇女，有朴素的认知，有软弱也有刚强，而“真实的人性，在当时的环境里，是不被允许的”。李心田并没有说“作品被改坏了”，而是表示“一根木头可以做条凳，也可以做椅子”。小说一旦失去了这些“中间人物”，可能变得整齐，却也可能失去生活本来的纹理。李心田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也知道，稿子要出版他需要在两者之间寻找可能性。

这份手稿里，有一个人物的名字反复被提及——谢永旺。但如果只看最后出版的成品，读者不会知道在它走到书架之前，有一位编辑曾经怎样反复在作者和出版社之间奔走。修改工作由谢永旺接手后，他提出，要把冬子妈妈写得更加坚强，遇事不动摇，要有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李心田认为这种看法有片面性，但囿于当时的环境，“只能顺着改”。

删掉原有的段落，再补写新的内容；改完交上去，又被退回来；谢永旺再打电话劝说，作者再修改。李心田写道：“改了又改，稿子在办公室来回翻动。”一部小说在出版社的办公室里，被一次次打开、翻阅、标记、修改，再重新送回作者手中。小说的命运，也就在这样的往返中一点点发生变化。谢永旺把稿子反复誊抄，努力帮他一点一点周旋，“尽力把原文保留下更多”。有一天晚上，谢永旺打电话来，语气很无奈，告诉他稿子再不修改，这本书就不能面世了。

还有许多地方都在修改时面临着取舍的选择。小说原来的结局是父子相见，王致远提出，不要让他们直接见面，而是用一封信来交代。王致远认为这样在艺术上会更含蓄、更美，更具有可读性，要避免大团圆式的俗套写法。李心田听从了这个意见。多年以后，他甚至写道：“现在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种结尾了。”

显然，这部小说的修改，并不能简单地被理解成“被迫修改”和“强行修改”这样两种力量的对立。虽然李心田一再表示“第一个挑担子的人，已经在他的终点停下了，可是……对他说终点不在这儿，你再向前挑。于是他只能挑起来，又向前走去……于是就产生了一种疲惫的感觉……与其那样，我宁可以不写。”

“如果没有王致远，这本小说永远无法问世”

后来，稿子终于交付，但等待它的又是一段漫长的时间。书到底能不能出版，谁也没有把握。手稿中李心田这样写道：“王致远顶住压力，坚决要把这本书推出来。”王致远坚持认为，这部作品可以出版。稿子因此又有了转机。“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王致远，这本小说永远无法问世。”

今天，我们研读这份说明手稿，才明白一本出版的书里，留下了多少没有写进书里的东西，也许2005年写下“说明”的李心田，再回头看这部小说，已经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当年那些反复修改给作品带来的变化。他说，有些修改使原本鲜活的人物变得僵硬刻板；有些地方改得生硬造作，失去了原本写作时的情感；“每一个被修改的句子，已经不再是生活里本来的样子，只是空洞的口号”。“现在回过头看，对稿子当中那些生硬拔高的内容，我内心是愧疚的”。

但这些作者、编辑和时代共同留下的修改痕迹，正是文学档案的意义。档案无分对错，只是保存，它保存的并不只是已经完成的作品，还保存作品没有完成时的样子；不只是最后的文字，还保存文字曾经怎样被写下、删去、改动，又怎样重新留下。

李心田在手稿开头说，这是一份“比较珍贵的资料”，因为“可以看到一部作品产生之难”。

书名需要确定，文字需要修改，人物需要斟酌，结尾需要重新考虑；稿子可能被退回来，也可能暂时被压下；作者需要坚持，也需要妥协；编辑需要传达意见，也需要在能够周旋的地方尽力周旋。

而那些没有进入最终书页的文字，并没有因此完全消失。这或许就是一份文学档案最动人的地方。

于是，一份2005年的手稿，又把我们带回了一部小说诞生的现场。当我们重新打开它时，那些被划掉、改写、留下的文字，又一次开始说话。

作者简介：赵伯仁，男，满族。1989年2月出生于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馆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朝阳区作协理事。散文、诗歌、文学评论与档案研究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中国艺术报》《兰台内外》《中国作家》等报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