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红飘带——文学中的红军长征”馆藏研究手记—— 笔尖下的长征:魏巍手稿见证红色经典
编者按: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现代文学馆承办、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协办的“地球的红飘带——文学中的红军长征”展览即将在京启幕。我们特邀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同道写下馆藏研究手记,重温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记忆,讲述他们眼中波澜壮阔的文学字迹背后的故事。

魏巍生活照(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在当代红色文学与长征史研究中,魏巍《地球的红飘带》手稿以其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成为连接历史现场与文学叙事的关键纽带。作为国内首部完整记录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长篇史诗,这部作品不仅填补了长征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空白,更以手稿这一独特载体,将创作过程本身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历史见证。
《地球的红飘带》的创作深植于魏巍数十年对长征史料的系统梳理与历史思考。魏巍本名魏鸿杰,笔名红杨树,是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诸多历史的军旅作家。1937年投身革命,1938年入党,他长期扎根部队宣传与战地创作一线。丰富的战地经历使其对革命历史的内涵有着超乎常人的深刻认识。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他始终恪守“党性与真实性统一”的艺术准则,既坚守革命叙事的价值立场,又尊重历史原貌、拒绝虚构演绎。这一贯穿始终的创作理念,在《地球的红飘带》手稿的每一处修改、每一段批注中都得到充分体现,也成为这部手稿区别于普通文学文本、承载独特史学与文学双重价值的核心特质。
魏巍曾坦言:“长征是我心中的诗,自我投身这支军队之日起,就一直倾慕着他,向往着他。”但“这段历史太过壮丽厚重”,他始终心怀敬畏,迟迟不敢动笔。直到1983年,年过六旬的魏巍下定决心,正式开启《地球的红飘带》创作之路。为还原长征历史原貌,年过六旬的魏巍两度重走长征路,历时半年实地踏勘,即便途中脚崴骨折仍坚持调研,走访长征亲历者、查阅大量党史文献与战报资料,耗时五年打磨作品。而《地球的红飘带》手稿正是这段艰辛创作历程最真实的实物留存。

魏巍实地调研照片(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实地调研与史料考证完成后,魏巍于1985年5月正式动笔创作。他白天伏案写作,晚上阅读书报,凭借严格自律,克服了叙事宏大、史料庞杂的创作困难。1986年12月完成初稿后,他又耗时四五个月精心打磨、完善细节,最终在1987年完成定稿。如今馆藏的完整手稿,正是他数年潜心创作、精益求精的最好实物见证。
留存完整的手稿,以清晰的修改痕迹、准确的创作时间及作者亲笔批注,再现了作品从思路梳理、结构调整到情节删改、最终定稿的全过程。与标准化、定型化的出版文本相比,《地球的红飘带》手稿留存了完整的原始创作痕迹,厘清了学界长期模糊的成书脉络,弥补了长征文学研究与长征史学佐证的双重空白,是兼具真实性、系统性、唯一性的珍稀史料,其核心参考价值集中体现在载体区分、分层修改、时序标注三大维度。


《地球的红飘带》手稿(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这份手稿布局严谨、层次分明,完整还原了作品结构的优化过程。作者通过两种不同规格的稿纸,明确区分了初稿撰写与后期增补的内容:正文主体书写于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统一印制的“20×25”绿格稿纸之上,后期补充、调整的内容则统一使用“17×14”的灰格稿纸。页面上“补入第四回,毛周会面前”“补入22回之首”等精准标注,清晰记录了作者优化叙事逻辑、补充历史细节的创作轨迹,真实呈现了作品的完善过程。
三色笔迹分层修改的创作痕迹,是这份手稿最具特色的部分,完整展现了作品层层打磨、精益求精的全过程。蓝黑钢笔字迹作为初稿原文,搭建起整部作品的基础框架;橙色字迹是初稿完成后的进一步修订,主要用于润色语句、微调情节、增添细节;红色字迹则是最终定稿的修改痕迹,聚焦结构优化、史实校准、人物塑造和核心内容增补,就连书名、最终定稿时间也都是以红笔最终勘定。三色笔迹的层叠与逐章修订的痕迹,不仅彰显了魏巍严谨务实、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也让这份手稿成为研究红色文学精细化创作的珍贵实物范本。
全程规范标注的页码与精准的创作时间记录,为作品成书时序提供了权威依据。多数章节末尾精准记录了创作起止日期,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七十五章、尾声等核心章节均有清晰可考的时间记录。初稿完成后,魏巍亲笔批注:“1986、12、12下午—14上午,全书完成草稿。历时一年半”。终稿红笔标注明确界定完整创作周期:1985年5月启动初稿创作,1986年12月完成全书初稿,1987年4月全部修改定稿,同时标注1986年12月13日完成序言撰写。这套详实、精准、可溯源的时间史料,彻底厘清了作品成书时序,纠正了学界过往的时间偏差,为长征文学创作脉络梳理、作品版本考据提供了权威一手依据。
字句间的斟酌修订,尽显魏巍不变的创作初心与严谨的史学坚守。《地球的红飘带》手稿中未公开的亲笔批注与修改记录,是探究其创作思路与叙事逻辑的核心一手资料。手稿章节末尾留存有作者的自我复盘与修订构想,如第十一章后批注“本章较了(潦)草,还要细致加工”“张闻天、王稼祥还要更细些”“杜铁匠是以后还要准备出现的人物,性格应充实”,明确指出丰富战士性格、增补军民温情细节、细化革命先辈形象等修改方向。这种打磨方式使长征叙事兼具史实支撑与人文温度,既规避了党史文献的枯燥,又杜绝了纯文学虚构的失真。
手稿中的情节取舍与结构调整记录,体现了作品的史学价值与成熟的创作理念。魏巍曾计划写入红军行军途中士兵逃亡的细节,最终因该细节会消解长征史诗格局、破坏革命叙事核心氛围而舍弃。这种严谨把控,避免碎片化消极细节弱化长征伟大价值,为红色题材叙事取舍提供了范本。
针对长征题材的结构难题,魏巍曾就多卷本写法征求丁玲意见,丁玲建议“三十万字足矣”。魏巍总结此前《东方》创作得失后,决定采用浓缩式写法,未从五次反“围剿”写起,而是以湘江之战为开端,将湘江之战至遵义会议、强渡大渡河、与张国焘斗争及过草地作为三大叙事重点。
小说基本完成后,魏巍常边散步边构思书名,并征求家人意见。据魏猛(魏巍之子)回忆:“父亲年纪比较大了,精力跟不上,一般每天上午写三四个小时,下午再写两个小时。”“父亲也会征求家人的意见,要求全家一起动脑子帮忙想书名。”魏猛曾提议“灰龙”,但未被采纳。魏巍反复斟酌后,最终定名“地球的红飘带”,并以红笔郑重题写于手稿扉页上。这一极具诗意与力量的书名,源自作者的创作初心: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脚步与鲜血镌刻在大地上的伟大壮举,如同一条鲜红的飘带装点于星球之上。作为整部作品的精神符号,“红飘带”将漫长艰苦的长征征程具象化,既展现了壮阔恢弘的历史图景,又象征着中国革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精神火种,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文学诗意美。
这份手稿的核心价值在于以“创作全过程”的完整呈现,实现了长征史学研究与红色文学创作的双向赋能,使长征精神在笔墨间得以长久留存与传承。从史学维度看,手稿完整记录了“史料考证—细节校准—艺术转化”的闭环流程,印证了《地球的红飘带》是扎根大量史实、严谨考证而成的“文学正史”;在中央红军长征完整影像资料缺失的背景下,手稿中每一处细节增补、人物校准与场景还原,都是对长征历史的精准复刻,可与党史文献相互印证、互为补充。
聂荣臻元帅盛赞其为“史诗般的作品”,他说:“读了魏巍同志的新作《地球的红飘带》,兴奋不已,接连十几天,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真实,生动,有味道……催人奋进,读完全书,我仿佛又进行了一次长征。”充分肯定了其严谨的史实价值与高超的文学水准。从精神传承维度看,手稿的修改痕迹与批注复盘,是魏巍匠心创作与伟大长征精神的深度交融;魏巍以花甲之躯重走长征路、耗时五年潜心打磨,以敬畏历史、坚守初心、精益求精的创作品格,诠释了长征精神在文艺领域的生动内涵,让跨越时空的红色精神持续绽放光芒。杨成武将军认为,这部作品“能够让后代形象地了解二万五千里长征,了解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同时,也让世界人民了解在长征中,我们是怎样战胜难以想像的困难,取得革命胜利的”。彰显了其承载民族记忆、传递精神力量的深远意义。从文学示范维度看,手稿为当代红色经典创作树立了权威范本,其完整规范的创作流程,完美平衡了历史真实性与文学艺术性,破解了红色题材创作“重史实轻文采”“重虚构轻真实”的困境,为新时代红色文艺创新发展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实践参考。
《地球的红飘带》手稿是一份承载史实、凝聚匠心、传承精神的珍稀红色文献。它完整还原了魏巍五年潜心深耕、字斟句酌的史诗创作历程,生动诠释了文艺工作者忠于史实、精益求精的创作初心。以笔墨为载体,这份珍贵的手稿不仅使伟大的长征精神得以赓续绵延,更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纽带。深入挖掘手稿的史料价值与精神内核,既能阐释红色经典的创作逻辑、完善当代红色文学史研究,更能赓续革命文艺初心、传承不朽长征精神、激活红色文化生命力,为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播与革命题材文艺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与史实支撑。

作者简介:邱俊平,中国现代文学馆保管阅览部副主任。长期从事藏品管理与馆藏研究工作,偶有短文见诸《中国档案》《北方文学》《兰台内外》《文物鉴定与鉴赏》《文艺报》《文汇报》等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