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现代文学馆承办、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协办的“地球的红飘带——文学中的红军长征”展览即将在京启幕。我们特邀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同道写下馆藏研究手记，重温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记忆，讲述他们眼中波澜壮阔的文学字迹背后的故事。

2026年9月15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将推出“地球的红飘带——文学中的红军长征”展览，以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众多珍贵的馆藏展品中，有一份写在绿格稿纸上的手稿静静陈列——这便是陈靖、黎白合著的长篇小说《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原始手稿。它写于20×25=500的方格稿纸上，原名《长征路上》，后改为现名。手稿末尾记录着：“一九五五年五月，初稿于烟台。一九五六年八月三稿于北戴河。”

一、亲历者写亲历事

这部长篇小说描写的是1936年春天，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一支先头部队在云南、西康境内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穿越藏族同胞聚居区，翻越亘古无人烟的茫茫雪山，以亲历者的真实笔触，再现了长征路上最末一支红军主力部队的壮烈征程。

选择红二方面军作为创作主题，与本书第一作者陈靖的个人革命经历有关。苗族作家陈靖是贵州瓮安人，1934年9月，16岁的他在家乡参加了先期长征进入贵州的红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前身之一）。此后，他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先后在红一、二、四方面军从事文艺宣传工作。长征途中陈靖就展现了他的文艺天赋——在红二方面军于贵阳附近召开的一次祝捷联欢晚会上，战友们让他表演节目，他唱了一首改编的山歌，赢得了战士们的热烈喝彩。正在人群中观看演出的贺龙同志兴高采烈地喊道：“好啊，把这娃儿拉出来，送到宣传队去！”（瓮安县纪委监委《苗族红军作家陈靖》）

另一位作者黎白是湖南湘潭人，1947年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文学系。黎白虽未参加过长征，但他作为传记文学《贺龙》的作者，对红二方面军核心领导人贺龙有深入的研究。1955年陈靖从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归来，担任空军某部政治部主任，当时25岁的黎白正是他的助手，两人合作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

一位是长征的亲历者，一位是红二方面军历史的深入研究者——两位作者的结合，为这部作品注入了双重的真实：既有切身感受的温度，又有严谨考证的深度。

二、手稿上的推敲

不同于已印制成册的图书版本，手稿在天地间只此一份，它不仅记载着作品的内容，更保存了作者写作时的体温和痕迹——那些被划去又重写的字句，那些删除的余迹，都是作者对历史真实和文学表现力不懈追求精神的直观陈列。《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推敲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方面：

让每个词都站到历史的实地上。原稿中“国民党的残余部队”被改为“国民党的堵截部队”。“残余部队”有贬义，暗示对手已经溃败，这与长征中红军始终面临强大敌军围追堵截的史实不符；“堵截部队”则是中性、客观的军事术语，准确反映了红军在云南、西康等地面临的军事态势。又如，“整个方面军要准备过江”被改为“整个部队要准备过江”——长征中“方面军”是一个建制概念，有明确的编制和序列，而“部队”则宽泛一些。当时红二方面军下辖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滇西渡江时各部并非齐头并进，而是前后有序、交替掩护，改成“部队”，更贴合那种前后衔接、各自行动的实战状态。

在一段对话中，作者将“在湘西，咱们想吃都没有”改为“在苏区，咱们想吃都没有”。湘西是红二、六军团活动的区域，“苏区”则是土地革命时期红色政权的统称。这一修改一下把对话放进了更开阔的革命历史框架里，读者无需细究具体地理，就能直接感受到那段历史的氛围。

重视对话的打磨。手稿里对话部分的修改尤其密集，显示了作者对这一创作手法的重视，比如“就有火腿”被改为“吃火腿也行呵”——修改前是客观陈述，修改后则带上了商量、感叹的语气，展现出红军战士在艰苦环境下的乐观与亲切。“这东西能当饭吃么？”被改为“老吃火腿真受不了”——原句带有一层质疑，修改后则变成了有点抱怨的陈述，更符合普通战士的思维和表达习惯。“老吃”这个口语词，将一种奢侈的烦恼表现得真实而幽默，让人物形象更为丰满。

在“回到村里，告诉你们的人，就说红军大队伍来了”之后，作者增加了“投降受优待，顽抗要吃亏”——这句简洁有力的口号，符合红军对敌政治工作的史实，也揭示了红军在军事打击之外，注重政治争取、分化瓦解敌军的重要策略。

“喂，同志，你干什么，想耍花招么？”被改为“喂，同志，你干什么，你想特殊么？”“耍花招”带有敌意和怀疑，“想特殊么”则是革命队伍内部常见的批评用语，指不愿同甘共苦。这一改动将外部敌我矛盾转化为内部思想教育的语境，既化解了紧张气氛，又体现了红军队伍讲纪律、求平等的作风，通过对话将人物塑造得更有见识、水平。

不断向真实靠拢。“白布缠头”被改为“白帕缠头”——在西南地区，“帕子”是头巾的常用称呼。“白帕缠头”不仅更准确，也可以起到将读者带入故事发生地的作用。“红军信得过你，我看你是个受苦人”被改为“红军信得过你。红军和穷人是一家，我看你是个受苦人”——增加的“红军和穷人是一家”，将叙事从红军单方面对个体的信任，升华为对自身阶级属性的宣示。

这些修改痕迹，正是作品生命力的来源。它们让我们看到，一部文学作品的诞生，是如何经过了作者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反复推敲。

三、作品的回响

1957年9月《红军不怕远征难》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较早反映长征的优秀作品之一，很快被列为青年读书运动的推荐书，后被收录于“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一书称之为“长征亲历者的作品”，“描写了那震动世界的伟大历程中的一个片断”，“有朴质简练的长处”。

1986年至1992年，已是古稀之年的陈靖在李先念、徐向前的支持下沿着三个方面军和红25军、西路军共五条长征路线重走长征路——翻越8座雪山，过草地730公里，看望309位因伤病留下的红军战友。他成为“亲自长征、亲自重走长征路、亲自调查走访写出长征系列书籍”的“三亲老红军”。70岁生日那天，他来到海拔4700米的大雪山下，谢绝劝阻，坚持拄着拐杖领头爬山。他说：“上得去算我胜利，上不去的话，死了就算。同过去牺牲在这大雪山上的战友们一样，你们就地从简，将我埋葬在大雪山上！”他最终凭着信念和一瓶氧气登上了雪山之巅，并用一首《采桑子·生日登山》记录了当时的心情：“莫道古稀举步难，走横断山，登横断山，札浪雪峰朝顶攀。越上四千七百米，环视长天，饱览长天，人生几回得此观。”（瓮安县纪委监委《苗族红军作家陈靖》）

四、真实的底色：从一张地图说起

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政治部青年干事何强在路上遇到一位穿长袍的人，客气地问：“我们是红军，和你打听一下，魏家寨离这里还有多远？”

这看似随意的问路，折射出当年红军在西南山区辗转时的一个现实难题——没有可靠的地图。手稿上可以反复删改，但行军打仗，万一走错就真的走错了。当年红六军团攻占了贵州黄平老城旧州时，在一座天主教堂里，军团长萧克惊喜地发现——墙上挂着一张约一平方米大的贵州省地图，绘制得非常详细，这对当时的红军来说简直是无价之宝。可问题也随之而来：地图上全是法文标注，没人看得懂。

这时，萧克想到了一个人。就在前一天，部队在行军途中遇到了一男一女两个外国人。男的叫薄复礼（原名鲁道夫·勃沙特），受英国教会派遣在贵州一带传教多年。他懂法语，也能讲带贵州口音的中文。萧克立刻派人把薄复礼请来。当晚，在一座破庙里，两人在一张方桌前展开地图，点起蜡烛。萧克指着一个法文地名，薄复礼就把它翻译成中文说出来，萧克再迅速标注到地图上。就这样，一个口讲，一个手写，一直忙碌到深夜。（李坚《翻译法文贵州地图让他与红军结缘——传教士勃沙特的长征》）

这张地图来得太不容易，也因此被用得格外珍惜。对薄复礼来说，这次相遇则改变了他的人生。此后，他跟随红二、六军团辗转行军长达560天，行程遍及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五省。而对萧克和整个红六军团来说，这张翻译后的地图成了他们在贵州转战、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乃至后来红二方面军整个长征路上的“好向导”。

1984年，已是耄耋之年的萧克在接受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采访时，特意提到薄复礼。1986年5月，萧克委托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前去拜访薄复礼，并转交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虽然我们已分别半个世纪，但50年前你帮助我翻译地图的事久难忘怀。”小说里何强问路的细节，正是对那段艰难岁月中红军指战员如何在缺乏地图的情况下，依靠群众、想尽办法克服困难的真实写照。

当您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文学中的红军长征”展厅，在展柜前凝视这份手稿时，您可以看到一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也可以感受作家对准确的追求、对历史的敬畏、对文学的虔诚，以及文学与历史的交汇。长征精神，不只是写在纸上的故事，也是需要用生命去追寻和践行的信仰——正如陈靖在雪山顶上的慨叹：“人生几回得此观。”这份手稿，便是他将这“几回”凝结为永远的一次努力。

作者简介：王雪，任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展览部，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的整理、研究与传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