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现代文学馆承办、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协办的“地球的红飘带——文学中的红军长征”展览即将在京启幕。我们特邀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同道写下馆藏研究手记，重温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记忆，讲述他们眼中波澜壮阔的文学字迹背后的故事。

1961年4月4日，诗人戈壁舟在“四川文联”稿纸上写下《泸定桥头》。十日后，又写下《二郎山头展望》。两首诗一同发表于《诗刊》1961年第4期，总题为《泸定桥头（二首）》。两份手稿一共3页，字迹清晰，保存完好，四周略有折角，由《诗刊》社捐赠至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两份手稿不仅是珍贵的作家手迹与文物史料，更是理解长征记忆传承、长征如何被书写的重要文本。

戈壁舟并未参加过长征，在“缺席”的情况下，如何书写长征？当长征从一场具体的军事征战，沉淀为民族永续传承的精神遗产，后人如何完成对长征的想象、重构与铭记？戈壁舟的组诗给出了清晰答案：长征从未局限于亲历者的个体记忆，而是成为被代代传承的文化记忆，在岁月流转中不断生发新的精神内涵。

一、未亲历者如何书写长征

戈壁舟，原名廖信泉，四川成都人。1936年至1939年间，他三次出川奔赴延安，其间遭遇土匪、被拉壮丁、打过零工、甚至一度靠乞讨为生。直到1939年，他才终于抵达延安，先后入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泽东青年干校学习，1941年考入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这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与长征精神中“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遥相呼应。然而，他不是长征的亲历者——在长征的队伍已经走过万水千山之后，他才踏上那条通往革命的道路。时间上的错位，决定了他的长征书写必然不同于亲历者的回忆录。它并不来自记忆，而来自想象与认同。

1947年，戈壁舟调任新华社前进分社记者，随军参加延安保卫战，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在炮火中写下《扫雷兵》《电话员》《巷战》等诗作。这样的战地经验，虽然无法替代长征路上的真实感受，却为他理解革命与牺牲提供了一种“类比”的情感结构。当他日后书写“二十二位英雄渡河”时，浮现于笔端的不仅有长征的历史记载，更有他自己亲历的战场经验。1958年，戈壁舟调回家乡四川工作，任四川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对于一个没有亲历长征的诗人而言，置身于长征重大事件的发生地，大渡河、泸定桥就在眼前，带有强烈的情感召唤。地理上的亲临弥补了时间上的缺席，这恰与古代咏史怀古诗的传统相通：诗人来到历史现场，面对山河遗迹，以想象接通过往。加之1961年恰逢长征胜利25周年，长征题材文艺创作热潮涌起，江碧波的版画《飞夺泸定桥》、袁吉中的版画《巧渡金沙江》等经典作品均诞生于此年。戈壁舟的《泸定桥头（二首）》正是这一时代浪潮在诗歌领域的回应——一个从未踏足长征路的诗人，借着历史现场和时代召唤，完成了对长征的文学书写。

戈壁舟照片

二、铁索上的诗学

飞夺泸定桥是长征中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役。1935年5月，红军主力抵达大渡河畔，前有天险，后有追兵。泸定桥是当时大渡河上唯一的桥梁，红四团一昼夜急行军240里，二十二位勇士攀着十三根铁索强渡成功，为红军北上打开了唯一生路。这一“奇绝惊险”的胜利，让泸定铁索成为长征精神最凝练、最鲜明的符号之一。

到了1960年代，“铁索”已然脱离单纯的地理物象，成为长征文学的核心审美意象。毛泽东《七律·长征》中“大渡桥横铁索寒”写尽天险的凛冽，萧华《长征组歌·飞越大渡河》中“铁索桥上显威风”赞美红军的英雄气概。“铁索”已从一个具体的军事细节，上升为文学符号。戈壁舟的《泸定桥头》开篇即以“十三根铁索”为核心意象，三次反复咏叹：

十三根铁索

横在高空

绞得高山吐着白云

十三根铁索

悬在江面

赶得浪涛日夜翻滚

这里，戈壁舟赋予铁索近乎人格化的力量，有蓬勃的生命力：它们“横”“悬”于天地之间，搅得云山吐雾、江浪奔涌，静物被动态化，铁索成为了连接天、地、人的枢纽。

写完天险，诗人笔锋一转，插入了一段历史，让整首诗的意境更加宏大：

笑武侯

在这里祭过泸水

叹翼王

没能够跨过泸定

四行诗，串联诸葛亮南征祭泸水的历史传说与石达开大渡河兵败的千古憾事，武侯的“祭”是对自然伟力的妥协，翼王的“叹”是历史宿命的悲鸣。千年来，大渡河一直是“不可逾越之天险”，直至1935年红军到来，彻底改写这段历史。

十三根铁索

风卷、云涌

长征英雄飞腾

“笑”与“叹”之后，被“飞腾”打破。这个极具力量的动词，既呼应“飞夺泸定桥”的神速与果敢，又将军事层面的突围胜利，升华为精神层面的历史超越。前人的千年困局，恰好反衬出红军突破天险的非凡意义，让长征壮举跳出单一战事叙事，拥有了贯通古今的史诗分量。

值得一提的是，手稿中还有一处细节修改：“后面跟着六亿人民”一句修订为“后面跟着全国人民”。“六亿”是1960年前后的人口数量，带着鲜明的时代标记；“全国”则消除了这一时代特征，指向一个更抽象也更恒久的政治共同体。这一处修改，让诗歌叙事跳出一时一地的时代局限，彰显出长征精神的感召力：书写长征不只局限于某一个年代，它是跨越时间的记忆。

《泸定桥头》手稿，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三、从“渡河”到“开山”

如果说《泸定桥头》是后来者对长征历史的一次回望，那么与它并置的《二郎山头展望》则将视野投向当代山河，书写长征精神跨越时空的生命力。

两首诗在空间处理上形成互补。《泸定桥头》的视野聚焦于泸定桥，视野由江面到高空，书写崇高英雄事迹；《二郎山头展望》立足二郎山远眺，从山间近景延伸至雪山沧海，是一种“向外的水平延展”，在辽阔感中写出了长征精神的重要意义。诗中写道：

山沟里风吹细柳

半山上雪压黑杉

风雪满山头

蓝色冰柱岩上挂

白天开灯

汽车成串

云里雾里上下

霎时云开

抬头见雪山贡嘎

转眼雾散

埋头瞧川西平坝

东望大海

西望喜马拉亚

“白天开灯 / 汽车成串 / 云里雾里上下”一句，嵌入深山雪域的自然景致，昔日偏远闭塞、历经战火的长征古道，焕发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生机。长征不再是一段历史，而转变为一种精神，成为改造山河、推动时代发展的现实力量。

《二郎山头展望》的结尾，更是将这种影响的自觉扩大化：

红军踏路我们开

万里名山大川

正迈着雄壮步伐

“红军踏路我们开”——长征英雄在前开辟道路，而“我们”这一代人继续开拓。这是后人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力量的时代宣言。如果说《泸定桥头》中“二十二位英雄渡河/后面跟着全国人民”重在纵向的历史追随与归属，那么“红军踏路我们开”则重在横向的时代赓续与行动。两首诗一首向历史纵深处挖掘，一首向当代横阔处延展；一首让诗人在历史符号中完成了对长征精神的体认，一首则让诗人在时代坐标中宣示了长征精神的当代回响。

《二郎山头展望》手稿，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结语：被书写的长征

戈壁舟并未亲身参与长征，他依托泸定桥、大渡河的实地场景体验，结合时代语境完成《泸定桥头（二首）》的创作。这一创作实践，充分体现出长征精神强大的传播与辐射能力。作为一种超越具体战事的精神文化符号，长征能够突破时间阻隔，在未曾亲历历史的创作者心中唤起深刻的精神共鸣。

品读诗作中反复呈现的铁索意象、开阔的山河视野，以及手稿中字句修订的细微痕迹，不难发现泸定铁索已从单纯的历史建筑与地理风物，转变为串联长征史实、当代社会认知与精神认同的重要载体。《泸定桥头（二首）》也成为反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长征题材诗歌创作整体特征与时代价值的代表之一。

长征题材文学的建构，除了亲历者的纪实书写，后世创作者的接续创作同样是长征文化与红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征精神在历史长河中持续传承、不断深化的重要体现。

作者简介：赵雨佳，中国现代文学馆馆员，主要从事策展工作，文章见《中国档案》《文艺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