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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者的长篇小说《天边》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背景，通过“兵二代”的成长故事，展现半个多世纪以来兵团人屯垦戍边的厚重历史。小说采用独特的双重叙事结构，少年叙事以顽皮天真的视角呈现成长之趣，成人叙事则以幽默豁达的笔调描绘拓荒之乐，二者交织使作品轻重相宜、趣味盎然。作者既如赶“生活巴扎”般热忱描摹绿洲的风物人情与多元语言，又适时以冷静的“画外音”引入历史纵深，将个人命运与兵团发展、新疆共同体成长及国家变迁紧密关联。在人物塑造上，以“乡下人”为代表的传统美德坚守者与以“上海青年”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传播者形成对照，彰显了兵团精神的开放与包容。小说秉持“诗学正义”，以精妙的叙事艺术、跌宕的情节与鲜明的人物群像，使其成为一部兼具历史厚度与人文温度的兵团叙事力作。

关键词

张者；《天边》；兵团书写；叙事艺术

谈到新疆或西域，总是给人一种神秘之感，天山，大漠，绿洲，胡杨，芦苇，红柳，这些迥异于中原的奇崛壮丽的自然风光，还有多民族共处而相濡以沫的别样深致的人情，因地处亚欧大陆腹地而形成的五彩斑斓的悠久的文化和异域色彩，无不令人神往。而从盛唐时期豪迈的边塞诗到新时代的新疆的共同体叙事，更是给这片土地添上了迷人的风情。尤其是小说这种体裁，赋予新疆这片浩瀚的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多姿多彩的人们以更为丰富的表现和深厚的理解。而一代代曾在这里驻足的作家们也都没有辜负这片土地的滋养，从前辈作家王蒙的《在伊犁》，到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60后”作家里，近年来更是佳作迭出，从邱华栋的《空城计》的西域名城叙事，思接千载，凿通古今，再到张者的《天边》的新疆兵团叙事，热血青春，屯垦戍边，都一再让人动容。

几乎每个作家都会在某个时刻回到自己的少年时代，来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这不仅是一种对已经流逝的时间的追忆，也是一种对生命所绽放的光芒的礼赞，因为生命的本质就是时间的交叉往复和人们对此的缅怀。而这段被作家激活的时间不仅属于自己，它还属于与自己邂逅的同时代人。因此，追忆这已经消逝的时光，就是回忆同时代人的特有的生活以及那个时代独有的精神。这个时刻当然是动人的时刻。布鲁姆在谈到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时，就对其在小说里经常描述的那种穿越时间的迷雾而回到过去的清新动人的一刻赞赏不已，而他接下来又引用了很多作家对这一刻的描述，如乔伊斯称其为“顿悟”（epiphanies），沃尔特·佩特称其为“夺目一瞬”（privileged moments of vision），罗杰·夏特克称其为“快乐的时刻”（moments bienheureux）等。正是这一刻如此珍贵，如此让人愉快，所以，几乎每个作家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都会有一种回到少年时代的冲动，也都会写下属于自己的《追忆逝水年华》，以彻悟自己所经历的人生和曾感受到的时代情绪，并表现出自身所领悟到的那个时代独有的精神。

而《天边》这部四十余万字的既厚重又轻盈的小说可以说就是张者的《追忆逝水年华》，这既是他对逝去岁月的“顿悟”，也是他所追忆的少年时代经历的“夺目的一瞬”，更是他怀念同时代的父母一辈屯垦戍边精神的“快乐的时刻”。因此这部小说不仅有着趣味横生的兵团少年们的成长记忆，还充满着兵团父母们难忘的战天斗地的拓荒精神，也因此这部小说始终洋溢着一种风趣欢快的氛围和刚健乐观的色彩。

一 快乐叙事：少年之趣与成人之乐

尽管张者的《天边》讲述的是在阿克苏一碗泉兵团三十八连的“兵二代”的故事，也即1960年代出生的姚远，黄建疆，李军垦等人从懵懂无知的兵团少年到当家作主的兵团中坚的成长故事，但他所瞩意的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厚重的历史。而为了弥合这“轻”与“重”的反差，将个人的微观的成长与宏观的大历史予以妥帖的互动，他有意采用了少年叙事与成人叙事的结合，因此也形成了这部小说双重叙事的特点，既通过“兵二代”的少年叙事讲述了他们自身的成长故事，也通过“兵一代”也即他们的父母一辈的成人叙事描述了更为宏阔的兵团扎根新疆戍边屯垦的大历史。而这种双重叙事互相补充，既有少年视角的顽皮天真之趣，也有成人视角的昂扬劲健且苦中作乐的乐天精神，这使得这部小说“轻”“重”相宜，不仅变得更为立体和丰富，而且也变得更为趣味盎然。

小说开始就介绍了十岁的“八分”也即少年姚远何以在1974年一个初冬的早晨独自出门远行的原因。而他之所以小小年纪就从河南驻马店乡下不远万里到新疆阿克苏去，为的就是去投奔在那里的兵团三十八连工作的父亲姚桂喜和母亲赵秀英。正是因为渴望见到自己满月后就再未见过的远在天边的父母，他才勇敢地带着一堆自己喜欢的小画书，还背着一块姥爷带给母亲的腌制的板油，孤身一人坐了五天五夜的火车到吐鲁番的大河沿火车站，这也是当年“口里”也即内地到新疆的兰新铁路的尽头，然后他从这里又乘了四天的汽车才到了目的地阿克苏。而在这段奠定小说叙事基调的文字里，既有从姚远这个十岁孩子的视角出发对远在天边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充满童稚的想象；也有从成人视角讲述姚远的舅舅黄世云1959年从河南去新疆“自流求食”的曲折经历，黄世云也正是在大河沿火车站被正在筹建三十八连的马富贵连长和姚桂喜排长招募正式成为兵团人的。而他后来投桃报李，将自己的表妹赵秀英介绍给了姚桂喜，这才有了小说开始姚远从河南来到天边千里寻亲的故事。从这种双重叙事的风格里，可以看到少年叙事顽皮，天真，充满童趣，成人叙事则泼辣，直爽，现实且幽默，而整部作品就在少年叙事和成人叙事的双重变奏中展开。

在讲述姚远，黄建疆和李军垦等人的成长时，作者多使用少年叙事，这也使得他们的成长故事充满了那个年代特有的乐趣。他们像过节一样看露天电影，因男同学彭新军抢了姚远的军帽打群架，姚远在初中情窦初开给漂亮的女同学李晴曌写情书，在四十八菜地偷菜时和看菜园子的人斗智斗勇，还有中学运动会激动人心的4×400米接力赛等。尤其有意思的是姚远为了可以从连队的卫生员上海青年王文民那里借《红楼梦》来看，他偷了家里的鸡蛋和其交换。而后来因为黄建疆在上课时看从王文民那里借来的《青春之歌》被校长吴之森发现没收，为了赔偿王文民的损失，姚远只能偷了家里的一只芦花鸡奉上，但没想到这个芦花鸡却在被王文民养了几天后自行回家，这让他们欢欣鼓舞，于是再后来他们就干脆用这只芦花鸡作为还书的诱饵来“骗”上海青年的书看。而这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不仅生动地表现了他们对知识的渴望，也把那种少年的狡黠生动地描绘了出来，让人忍俊不禁。

而当作者换了一种成年人幽默的眼光来讲述那些兵团的成年人的故事时，不仅给予他们艰苦的生活以苦中作乐的描写，也赋予了他们的故事以一种传奇的色彩。像小说开始黄世云和儿子黄建疆一起去大河沿接姚远未接到人后，因为囊中羞涩，父子俩只好一路爬顺路的汽车流浪了一个月才回到阿克苏就颇让人感到惊讶。而流浪期间他们在一辆拉副食品的汽车上因吃巧克力过多拉肚子被迫下车，两人又在一个小饭店吃白食设法脱身而去等，都给人一种既幽默又不可思议的传奇感。而他们的日常生活也一样充满了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趣事，比如姚桂喜因为抽莫合烟，可卷烟的报纸不够用，他忽然发现儿子姚远的语文课本卷烟很好，就以检查其背诵为名，将其背会的课文撕一页下来卷烟；还有那个卫生员王文民为了报复王建疆他们用芦花鸡“骗”自己的书看，假装可以通过抽耳光来物理治疗黄建疆的眼睛斜视问题，让黄建疆心甘情愿地被他白白打了十天耳光等。而这种成年的幽默叙事在姚远他们长大成人后也延续了下来，像后来做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劳改农场管教的黄建疆智擒车道远就是一例。当黄建疆知道正在农场服刑的车道远越狱后，不仅没有紧张反而稳坐钓鱼台，等着车道远自投罗网。因为他算死了贪生怕死的车道远逃跑后会很快在沙漠里缺水少粮，为了活命车道远一定会心甘情愿地跑回来，后来果然如其所料，有意思的是车道远还倒打一耙，反过来责备他们没有及时追逃自己，让自己差点死于非命，不禁让人哑然失笑。

而少年叙事和成年叙事的巧妙自然的融合，使得这部小说既给人一种少年的眼光所看到的童稚的世界的风趣，又给人一种成年人洞察生活后所油然而生的豁达和乐天精神，从而也使得那些兵团人昔日艰苦的屯垦戍边的生活也因之变得乐观而风趣。

二 绿洲之歌：热闹的“生活巴扎”与 冷静的“画外音”

《天边》通过少年叙事和成人叙事绘声绘色地描画出了一幅兵团人半个多世纪的生活长卷。而在小说里，作者在谈到当年在绿洲之上的兵团生活的各种场景时，总是如数家珍，不管是那个时代的特有风物，还是当地的独特风情，都津津乐道，犹如热闹的“生活巴扎”，让人为之深深着迷。其中或有因时间的滤镜使得作者在追忆当时的生活时产生了温情，但更多的却是出于对那个时代的兵团人视为寻常的艰辛而乐观的屯垦戍边生活的肯定。而与之同时，他也没忘记在对这些生活场景进行深描时适度拉开距离，对与其紧密相关的宏阔的历史进程进行呈现，犹如冷静的“画外音”，在小中见大的同时，也以大见小，从而将兵团乃至新疆的历史以及他们的精神风貌丰富而生动地表现出来。

小说对于兵团生活场景的描绘可谓细致入微。因为兵团三十八连驻扎在阿克苏这个龟兹故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酷热的风沙，塔里木河的冰凉的河水，还有多民族文化的融汇，也使得小说所描绘的各种生活的场景更显得特别而迷人，让人宛如进入了一个热闹非凡又五彩斑斓的生活巴扎。其中首先就是对当地的人们所使用的丰富多彩的语言的呈现，因为兵团里的人来自祖国四面八方，操着各种方言，不仅有河南话，四川话，山东话，上海话，还有“维语”和“维普”等其他民族的方言，为了让人对其有所了解，作者不时对这些方言进行解释，像“皮恰克”就是匕首，“阿克苏”就是白水河，“塔里木”就是“无缰之马”的意思，还有“达里雅布依”就是“大河沿岸”的意思等。而这多彩的语言，不仅是小说人物的“口头语”，也是小说叙述的“书面语”，而且不避雅俗，泼辣生动，有很强的生活气息。像小说写到连长马富贵在骂人时“南腔北调”的“二转子话”就可以体现出其中的特色，其中既有河南话“鳖孙”，山东话“熊孩子”，陕西话“野得很呢”，维吾尔语“恰塔克”等，不一而足，其声色可闻，如在眼前，让人似乎到当地的“语言巴扎”上去走了一趟，也让人感觉到兵团和新疆的语言的斑斓多彩，而这部小说的语言也像多声部的交响乐一样，虽众声喧哗，却和谐如一。

其次，就是对当地的风土人情的活色生香的描绘，从兵团人住的简陋的地窝子，到热闹的巴扎，再到姚远的同学阿布拉弟弟买买提的“逊奈提托仪”即割礼仪式上唢呐和手鼓的音乐，热烈的舞蹈，羊肉抓饭的香味，到阿迪力做“库麦琪”的手法，都一一呈现在人们眼前。再次，就是对当地风物不无象征意味的描述，钻天的白杨树，开花时香气弥漫的沙枣树，生命力顽强的红柳树和芦苇丛构成的防风林；还有对农事活动有条不紊地展现，从水渠的开通，条田的建设，还有春耕放水浇地，到采摘棉花等，都要言不繁的予以老道的描绘。而从这些生活的场景的描绘里，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兵团人对他们的生活的热爱。黑格尔在谈到17世纪荷兰的绘画喜欢绘制日常生活的场景，不管是城市风光，自然风景，食物，餐具，衣物，还是看书，倒牛奶等不起眼的举动等，都尽收画底，这是因为他们不仅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有着“透彻认识”，还希望在绘画中欣赏和肯定自己的生活：“这个聪明的具有艺术资禀的民族也要在绘画中欣赏这种强旺而正直的安逸的殷实生活，要在一切可能的情境里从图画中再度享受他们的城市，房屋和家庭器皿的清洁，家庭生活的安康，妻子和女儿的漂亮装饰，城市政治宴会的富丽辉煌的排场……荷兰画师们也正是把这种对正当愉快生活的审美感带到对自然题材的描绘里去。”而虽然兵团的生活不仅不富足，甚至可以说是异常的艰难困苦，但当年人们屯垦戍边时的乐观坚强的精神，克服艰辛生活的勇气和智慧，让作者得以通过对兵团人生活场景的描绘表现出他们对兵团的爱意和深情，而同样也可以看出作者本人对所表现的兵团生活的热爱和肯定。

除了对兵团生活场景的再现，小说还有意采用了一种间离式的叙事。作者在描画热闹的生活场景时，经常宕开一笔展开对与其有关的兵团乃至更久远的历史予以回顾，或者对其时的有关的政策进行精炼的说明，犹如冷静的“画外音”一般起到提示和深化作用。这种间离叙事在让那些生活场景变得更加厚重的同时，也让人得以历史的眼光来客观审视当时所发生的故事，给予理解的同情。如在《一碗泉》中通过马富贵连长在大田里给学农的姚远等小学生们上政治课的机会回顾了一碗泉的历史并带出三五九旅入疆的历史以及其后的兵团的历史。而在《苦泉水》中，又从兵团命名为四十四的矿区讲到沟通天山南北的最著名的夏塔古道，接着解释了“夏塔”这个从蒙古语“夏图阿满”转音而来词意为“阶梯”“台阶”的意思后，又讲到汉唐时期至今历史上曾穿越这条古道的先辈们，张骞、班超、玄奘、林则徐、刘锦棠、左宗棠等，给人以一种历史的纵深感。而在《胡一桂归来》中谈到胡一桂连长和俄罗斯族的阿依古丽结婚的事情时，同时也回顾了当年新疆限制兵团职工的汉族和少数民族通婚的原因，也谈到了如今法律保护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通婚的法律文件，让人解开了疑团，理解了为何当初胡一桂要和阿依古丽离开兵团的一个原因。在《曲音》中先介绍兵团改革以连队为核心的集体土地承包政策，又介绍了随后的1990年代的“成本包干，责任到人”的方法等。在《绿洲传呼》中引用兵团志来介绍兵团从2002年9月第一师在阿拉尔建市之后的新发展等。而在《糖心苹果》中则谈到了河南话成为新疆的“贴着戈壁滩蔓延的方言”的原因，从左宗棠率以河南人为主体的“嵩武军”，到抗日战争时期河南灾民西迁，再到1949年王震十万大军挺进新疆的河南战士，再到1950、1960年代的河南支边青年，还有1980年代来打工的人，源源不断，所以才成为河南话蔓延为“绿洲方言”的原因。而这语言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同时也是河南新疆人的历史。

而不管是对兵团生活场景的热烈描绘，还是利用“画外音”对与其相关的大历史的冷静的说明，都让人认识到这部小说立意的高远，因为它所要展示的不仅是兵团三代人的个人的成长，还有与之相关的兵团的发展，更要展现出新疆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长，以及共和国的历史的变迁。因此，这部小说的叙事才会既有微观的个体的生活，又有宏观的时代背景的介绍。而“画内音”与“画外音”的有机结合，让人可以从小说的跌宕起伏的情节中时时抬起头来，用一种更为广阔和历史的眼光来观察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三 “乡下人”与“上海人”：传统美德的坚守与现代文明的召唤

《天边》犹如一曲兵团人垦荒戍边的赞歌，所讲述的三十八连兵团三代人前仆后继屯垦戍边的历史可谓荡气回肠。同时《天边》也是一曲兵团人命运的强音，大半个世纪以来，他们在大漠边缘的绿洲胼手胝足，战风斗沙，坚韧不拔地为个人的生存而奋斗，为兵团的发展而奉献，而他们艰苦卓绝的努力得到了最好的回报，这就是那首著名的《新疆好》歌曲所唱到的“戈壁沙滩变良田，积雪融化灌农庄”的动人情景。而《天边》所塑造的形形色色个性鲜明的人物，尤其是“兵一代”的吃苦耐劳，勇于开拓，还有“兵二代”的顽强生长，开放进取，都无不让人印象深刻。而他们身上所传递的坚强的生活态度，坚韧不拔的精神姿态，也给人以无尽的思索。其中，作者除了对那些来自河南，四川等地的“乡下人”倾注了无尽的爱意，也对来自上海的“城里人”倾注了深情。

如果说三十八连是个以“乡下人”为主体的连队，应不为过。因为不仅最初的“缔造者”马富贵连长和姚桂喜排长，拐子刘明德等人，都是河南，四川的“乡下人”。他们当年跟着部队解放兰州后一路挺进到了新疆，可是在去和田剿匪途中却因伤病掉队，因此才留下来开荒垦殖，并受命建立了一碗泉农场，而且，他们后来在大河沿所招聘的绝大多数兵团人也都是来自各地的乡下人。所以，他们有着乡下人吃苦耐劳的特点，他们坚强，质朴，又有着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的豁达现实的人生态度，还有着强悍的生命力。马富贵连长身为连队负责人，他性格直爽，坦诚，做事讲原则而又善于变通，为人善良，又富于智慧。他因为排长姚桂喜让黄世云去大河沿接自己的儿子姚远逾期十来天未归，以为黄世云失踪了，就毫不犹豫地把违反纪律的老战友姚桂喜送到团部关了禁闭，当黄世云终于流浪回来后，姚桂喜找到他要他改正错误，他立即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表示可以在全连大会上当众说明他是冤枉的。但同时，他又将战友胡一桂留下的“野种”李军垦托付给姚桂喜抚养，作为自己犯错后对他的“补偿”，可谓一举两得。马富贵还胆识过人，当连里有人举报小学老师据说曾做过重庆“中美合作所”翻译的吴之淼是国民党反动派，他教英语就是在培养特务时，马富贵对其一阵“臭骂”，说吴老师教孩子们学英语都是按照北京的课本教的，这是在培养打入反动派内部的地下党，以后“用得着”。而同为“兵一代”的因骨折变成瘸腿的“拐子”刘明德是个“身残”志坚的人，他有勇有谋，敢于担当，所以马富贵总是让他承担一些棘手的工作，他也因此当了矛盾不断的四十四营地的卖水负责人，并且敢于与那些破坏规矩的人斗智斗勇。而他同样善良，在卖水时有意照顾已经成为寡妇的吴之淼的妻子冯瑞兰。他的善良还有对于爱情的渴望，也感动了冯瑞兰，最终两人走到了一起。而“兵二代”黄世云的儿子“斜眼”黄建疆也继承了他们的这些特点。他因为生在地窝子导致“斜眼”，后来又因斜眼在高考时被监考老师误会逐出考场，丧失了离开兵团去深造的机会。但他的性格却像他的父辈们一样强悍，聪明，也一样善良，但同时他还有一种乡下人的狡黠，因此被人称为“黄老邪”。他的命运几起几伏，颇具戏剧性。他在做奶牛场场长时，为了挣快钱把普通奶牛染成黑白花的荷斯坦奶牛，可惜后来露馅，被时任连长的拐子刘明德一撸到底，重新回到大田里种地。而他对这样的命运的剧烈起伏早已习以为常，因此也并未消沉，他积极生活，最后不仅靠发现所承包的与一碗泉相通的地下暗河的取之不竭的淡水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还勇敢地和碰到的两个恐怖分子搏斗，再次展现了他的不屈的生命力和强悍的性格。而在他们这些“乡下人”身上，更多体现的是国人的那种传统美德和他们对传统美德的坚守。

与之形成明显对照的，就是在“乡下人”为主的三十八连里的为数不多的“城里人”。他们有文化，有识见，领略过“乡下人”所未曾了解的现代文明，因而在兵团里既显得有点“鹤立鸡群”，又多少显得有点像是“另类”的存在。这些城里人中既有被认为是曾给美蒋特务做过翻译的小学校长吴之淼等，更多的却是那些从事“技术”或“文化”方面工作的来支边的“上海青年”，像卫生员王文民，小学老师杨沪生等，都是来自上海的城里人。正是因为兵团有了他们这些城里人的存在，使得远在天边的兵团人并不闭塞，反而有一种本应罕见的宽广和开阔。

而当年有高达十万的上海青年加入了兵团，才给沙漠边缘的绿洲带来了现代的城市文明，也正是他们在兵团的工作和生活，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望向同样远在天边的上海的现代城市文明的窗口。所以，他们才会把上海看成是可望不可及但却让人向往的海市蜃楼，“海市蜃楼就是对上海的第一印象。这印象太深刻了，它象征着现代，美好，高级——那是同学们努力的方向，那是大家向往的天堂。”因为上海青年不仅带来了现代的日用品牙膏等现代的生活方式，还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书，有世界名著，还有“禁书”。而这些书就像现代文明的“渠水”一样滋养着绿洲的大人和孩子。他们这些人同样善良，聪明，勤劳，但他们还有着强烈的对自己的人格的尊严的重视，同时有的人在面对当时严酷的生活时也多少有些脆弱。如吴之淼因为被学生李晴曌误会偷窥上厕所而被剥夺教职后，他痛不欲生，试图跳水自杀。杨沪生因为被上海女朋友抛弃而在看电影《五朵金花》时因女朋友像“金花”而引发精神失常等。而深受他们影响和滋养的“兵二代”姚远可以说是一个精神上的“上海之子”，他虽然和同龄人也是“三兄弟”的黄建疆、李军垦一样成长，可从小喜欢读书写作的他却从中脱颖而出。他跟着吴之淼学英语，跟着杨沪生学写作文，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而他的成长也寄托了他们的希望，他五年级时吴老师从那里借来《红岩》《苦菜花》《西游记》《红楼梦》等书，杨沪生则把他的作文推荐给上海的报纸发表等，他还想方设法以鸡蛋换书，从上海青年卫生员王文运等人那里借来《少年维特之烦恼》等。而他在后来考上了大学的生物系，从而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成为“兵二代”里有文化的技术专家，并因之走上了兵团的领导和管理岗位。正是因他既有着父辈的勤劳务实又因接受了大学的现代教育，他才在大学毕业回到兵团后屡建奇功，如他任三十八连代理副连长时改革摘棉花的分配制度，顺利完成采摘棉花的任务；他在担任团生产科长后，通过查找资料找到治沙方法，利用洪水闯田，又放猪到淤泥里生活，把生土变成熟土，让猪拱地去寻觅之前埋在地里的沙枣，以便于播种，从而完成治沙的任务。而他之所以从住在土窝子里的兵团少年成长为兵团的栋梁和优秀的管理者，就是因为他接受了城里人尤其是那些上海青年的启蒙，使得他对现代的文明向往不已，也才因此成为日后的大学生和“兵二代”的杰出代表。

或许正因此，作者特地安排姚远这些“兵二代”的启蒙老师杨沪生在1982年治好病又重新回到三十八连。他因为被女友背叛而伤心，不愿意继续生活在上海，因此才在上海支青纷纷返回上海时逆流而行。他当初曾勉励考上大学的姚远以后做个作家，而姚远虽然没有成为作家却因他的归来感到高兴：“姚远希望新疆兵团多少能留下一些上海青年，因为他们是兵二代的启蒙老师。如果都走了，让我们怎么报答他们呢。姚远想到了这里，不由得动了情，有泪沁出眼眶。”而姚远的泪也没有白流，杨沪生最后成为畜牧排的排长，而且从一个不吃羊的上海人变成了一个吃羊高手，一个不折不扣的“本地人”。

结 语

从《天边》人物的结局也可以看出，作者对笔下的人物都爱之弥深，所以秉持了一种“诗学正义”，基本上给予了每个人以圆满的结局，让善良的他们都得偿所愿，不仅让他们变得健康，富裕，还让“有情人终成眷属”。因此让这部小说有了一种中国人喜欢的“大团圆”的欢快色彩。先说“兵一代”的人物。作者不仅让拐子刘明德在与车道远冲突腿被撞断后因祸得福，让医生妙手回春，治好了他的多年前因条件限制接错骨头的腿，甩掉了“拐子”的绰号，还让他和吴之淼的遗孀四川老乡冯瑞兰喜结连理，并且，喜上加喜的是还让他之后在老连长马富贵的推荐下担任了三十八连的连长。至于回城的上海青年连队卫生员王文民则和同样去了上海的李晴曌结婚，并且，在王文民的努力下，李晴曌的“斜眼”也被上海医生校正而获得新生，成为真正美目盼兮巧笑倩兮的女企业家，后来她还回到三十八连投资建了一个名为“白云朵朵”的轧花厂，以造福桑梓。再说“兵二代”的代表“三兄弟”。姚远虽然因暗恋吴之淼的女儿吴珍不成，但却意外得到了大学校友曲音的爱情，而曲音毕业后不久就前来兵团和他完婚，成为新的兵团人。李军垦在中专毕业后也回到三十八连，并与吴珍结婚，他们后来在林带公路边开了个农家乐“天边客栈”，招待南来北往的司机，并且因为发现和田玉而致富。至于命运多舛的黄建疆虽然被李晴曌不明不白地抛弃，但却和前来采棉花的母亲的远房亲戚李幺妹产生感情，并迅速完婚。而且他也同样因祸得福，不仅承包的一碗泉的泉水因与地下水库相连而让其大发其财，他在与恐怖分子搏斗负伤后到医院被医生顺手治疗好了后天形成的“斜眼”，成为健康富足的人。

可谓皆大欢喜。不过，也许作者太过热爱小说里的人物，有些处理难免让人有点忍俊不禁。比如姚远大学毕业回到兵团后几乎无所不能，有时甚至成为讲解和实践各种兵团改革政策的“化身”，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出戏”；还有就是因为作者可能太想让小说的人物和时代的变化相始终，所以有时多少有点失之简单，像讲马支前到巴基斯坦修路开车出事故被截去左腿，又借孟庆新之口讲述“中巴公路”的战略意义等。至于作者可能是因为有追求团圆的善良美好的心灵使然，让每个人都有所归属，所以有时不惜“拉郎配”，来个“千里姻缘一线牵”。比如让李幺妹采摘完棉花后迫不及待地对黄建疆不惜言语挑逗，以身相许，还让李幺妹因此在摘了三个多月的棉花后退去回重庆的飞机票，不再及时回家探望父母，而是留在兵团直接与黄建疆成婚等，难免让人为养了这么个有了老公就忘了娘的女儿的父母伤心。当然，相对于这部小说高超的叙事艺术，高潮迭起的故事情节，个性鲜明的人物，这些都是《天边》这部小说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让人莞尔一笑的瑕疵而已。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中文系。原载《当代文坛》2026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见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