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合作：淞沪抗战中的上海文化界
1932年1月28日晚，旧历新年将至，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对上海闸北发起进攻。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反击，但终因援兵迟迟未到等原因无奈撤退至第二道防线，并于5月5日在英美等国的调停下，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
不同于长期处于奉系控制之下的东北，上海作为彼时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其被侵略，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及普通民众而言都是极大的刺激。国民政府判断日军进犯上海后，下一步即将“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国亡即在 目前”。[1] 而十九路军的反击也迅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同时，得益于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在淞沪抗战中，文化界人士不仅亲历战争，更亲身参与到了抗日的文化活动中。
在以往涉及“一·二八”与文学相关的研究中，受到较多关注的是报告文学。 [2] 本文则以淞沪抗战中左翼文学及上海文化界的反应为对象，讨论中共在抗战初期的统一战线策略对左翼文学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淞沪抗战中文化界的合作与分歧。
一 、突如其来的战争与民众的战时生活
“1932年初，日本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其侵略中国东北和策划成立伪满洲国 的视线，并打击上海的抗日活动”，“在上海挑起战争”。[3]1月19日，日方假借“日僧事件”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后纵火焚烧三友实业社工厂，并于21日上午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四项要求。除市长道歉、对“加害者”处罚、抚慰所谓的“被害者”之外，还要求“关于排侮日之非法之越轨行动，一概予以取缔，尔其应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以及各种抗日团体及时解散之”。[4]在此后的几天里，日方不断扩大事态、挑起事端、增派兵力，向中国政府施压。并于27日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上海市政府于24小时内(28日下午6时前)答复，“否则日陆战队将采取其所认为必要的手段，以实现其要求”[5]。最终，1月28日下午1时45分，吴铁城表示全盘接受日方的四项要求。然而站在日本当局的角度，发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并不会因为中国政府答应了其条件就妥协。
“一·二八”事变对日方而言是蓄谋已久的，但对部分生活在上海的普通 市民来说，却是突如其来的。有不少回忆都提到，当时人们认为，既然政府已全盘接受日方要求，就不会爆发军事冲突。[6]对此，王礼锡解释说，这是因为“九一八”以来，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政府虽处处宣言收复失地”，但实际上“并没有丝毫对外的行迹可寻。无论自己和敌人，都在默契中了解此次中国将接受日本的任何侵占与侮辱”。[7]包括此次“一·二八”事变前夕，上海政府也全盘接受了日方的要求。而“事实和预期不符的原因，完全的在十九路军”[8]。
相较而言，居住在战区附近的人更早感知到危险，有条件的则已在开战前先行搬离。陶晶孙回忆，1月28日下午，“从四时起。租界戒严了，不能进去，日本兵在北四川路将发动”[9]。李季回忆说，当时有位邻居“在日本一个机关中做事已经有好几年了。是日午刻回来说:‘东洋人不管市政府答应他们的要求不答应，陆战队今晚要动手。大家最好搬一搬。’”[10]于是当日下午便看到这样的景象:
满街是搬场汽车，普通汽车，马车，黄包车，小车，夹在如山如海的人群中往来驰骋。不独中国人搬家，东洋人也搬家。不独东洋人搬家，西洋人也搬家。不独富人搬家，穷人也搬家。不独住户搬家，商店也搬家。......许多人脸部的表情就和上杀场一样，令人见了，心中万分难过。[11]
此后，搬家、逃难的状况随着战事的发展不断扩大。战争爆发后，“从闸北逃到租界来的难民不可以数计!乘轮或由沪杭路离沪的也很多。轮船码头与南车站，(北车站已被焚，京沪车不通)挤满了人，地上堆积着行李”[12] 。钱君匋回忆，逃难的民众聚集在车站，“挤得像牙签罐中的沙田鱼一般”，而车厢内则更为拥挤，自己从车窗中挤进去后，“脚不能踏着车厢的底板”，整个人是被“挤扎在空中”[13]的。
躲避战火、逃难、搬家的生活，对文化人而言也是一样。例如住在四川北路的鲁迅为躲避日军对中国便衣队的搜查，携家带口前往内山书店避难。不满三岁的海婴在流徙之际染上麻疹。也有人逃到租界，借住在友人家中。曾今可在文章中提到，“钱(即钱君匋——笔者注)本住塘山路，索菲则住在宝山路也。巴金也住在宝山路，他已往南京，大概他底书籍衣物作了战争底牺牲品了。杨昌溪也住在宝山路，张资平，顾仲彝住真茹，李青崖住江湾，章衣萍，吴曙天住施高塔路，我为他们担心，不知他们脱险没有”[14] 。而后张资平逃往苏州。章衣萍“原住在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战事发生，狼狈逃出，他又正病着肚泻，不能动弹，乃由其夫人吴曙天女士扶持着逃到法租界”[15]。赵景深则携全家借住在法租界友人家中。[16]
战争中，除了个人的逃难，出版业也受到巨大冲击。例如，位于闸北的商务印书馆被轰炸。1月29日“上午10时许，日机向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总馆厂投掷6枚炸弹，炸毁印刷所、制造总厂、栈房以及尚公小学”[17]。“因总厂纸类堆积甚多，延烧更易。厂中各种印刷机器全部烧毁。焚余纸灰飞达十数里外，是日下午三时许全厂尽毁，唯火势至五时许犹未全熄。”[18]2月1日，邻近的东方图书馆也被焚，“纸灰飞扬，10里开外的法租界也飘落下焦黄的《辞源》《廿四史》等书籍的残页”[19]。而零星的小刊物、杂志的出版发行也受到影响。例如，《北斗》2卷2期延迟至5月出版，丁玲在编后记中解释说，“一·二八”期间，“先是本刊的同人和撰稿者，逃难的逃难，参加抗日运动的参加抗日运动，无暇写作本刊上适用的这类文字;其次是市面停顿，书业尤其零落，直到现在才能印行杂志刊物”[20]。
不过 ，比起日军的侵略 ，更让民众意外的是十九路军的反击与胜利。周乐山回忆，事发后第二天打开报纸，看到“闸北开火 吾军胜利”，“八个大红字。这刺目的红字，在我心上闪了一闪!电车中的乘客，都面部紧张地谈论着闸北的战事，大家同时觉得‘中华民族抬头的日子到了!’”[21]“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引起了民众的不满，并激起了广泛的抗日情绪 。也正因为如此 ，十九路军的反击对民众而言是巨大的鼓舞，因而也迅速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民众、工商界、海外侨胞纷纷捐款;文化界组织前线慰劳;红十字会、妇女界组织救护队;学生、民反等组织成立义勇军......其中也不乏何香凝等著名人士的参与。陈望道在《对于上海事变的感想》中说，“此次十九路军抵抗日帝国主义的侵略，实有重大的价值。在这个年头，有的连打倒帝国主义这个口号也不敢喊了，而十九路军竟毅然决然地从事武力的反抗”[22]。
不同于“九一八”，“一·二八”事变让生活在上海的文化界人士亲历战火，也近距离接触到了十九路军及民众高涨的抗日情绪，并且借助现代出版业的发展，迅速参与到抗战的宣传工作中。
二 、“下层统一战线”影响下的左翼文学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左翼文艺也积极组织和参与抗战活动。据夏衍回忆，“一·二八”后的“民族爱国运动，其势之猛，动员面之广，许多人都认为远远超过了‘五卅’当时的情况。‘左联’‘剧联’‘社联’‘美联’都组织了前线服务队和慰劳队，田汉还带了一批话剧演员和音乐工作者，不止一次到前方去慰问伤兵，用活报剧、歌唱等文艺武器，去鼓舞士气”[23]。具体到左翼文学方面，当时钱杏邨、楼适夷、丁玲、白薇等人都写过战地通讯。《文艺新闻》则出版战时特刊《烽火》，关于战况的报道多见于此。此外《北斗》也刊载了相关文学创作。
左翼文艺在淞沪抗战中的观点和倾向，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共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在《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提出“革命的民族战争”，后发展为“民族革命战争”[24]的概念。这一提法同时包含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国民党两个方面，即所谓“抗日反蒋”。
受其影响，左联执委会在1931年10月发表的《告无产阶级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中，对于“九一八”之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艺及“文艺界救国抗日的大团结”等口号也进行了批评，强调“现在中国的兵士，只有反对着自己民族的政府，掉过枪来杀死自己民族的军阀，而去打日本的以及一切的帝国主义”，“这战争同时就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民族战争”。[25]瞿秋白在《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中也使用了“革命的民族战争”这一概念。[26]此外，冯雪峰在《民族革命战争的五月》中也提出:“民族的革命战争，必须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必须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战争。”“民族的革命战争文学，必须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文学。”[27]
“民族革命战争”中包含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地主资产阶级两个方面， 具体到统一战线中，则表现为“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和要求。
提起“下层统一战线”，通常会上溯至苏联的影响。例如，杨奎松在文章中谈到，“下层统一战线”主要指“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影响扩大，工人运动内部机会主义派别逐渐发展，而提出的一项旨在争取欧美广大工人群众识破第二国际真实面目，团结到第三国际及其各支部周围的斗争策略”。而“这个策略的发展，就是不加分析地把上层和下层、长官和士兵 统统对立起来，提出打倒上层、打倒长官的错误口号，从而变成一种关门主义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孤家寡人策略”。因而，“把这样一种策略照搬 到中国来势必要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派别也视为‘最危险的敌人’”。[28]
“一·二八”事变前夕，围绕“下层统一战线”，共产国际认为，中共“应作为绝对独立的力量出现”[29]，“在可能的地方，革命军事委员会应该逮捕国民党军队的投降的高级军官及‘卖国贼’。用一切力量来最高限度武装工人，组织义勇军在我们的领导之下，与派坚强的工人的队伍到军队去争取军 队”[30]。中共《中央紧急通知》也强调，要让“士兵与革命的民众一起进行武装保卫上海的劳苦群众与革命运动，反对自己的军官，反对不抵抗主义与退让”[31]。“一·二八”事变后，中共认为“国民党军阀们的领导作战，不是为了要使这一战争得到澈底的胜利，而是为了要在‘抗日’的招牌之下，利用兵 士与民众的反日斗争，欺骗革命的士兵与革命的民众，造成马占山那样‘民族英雄’的美名，来侵吞民众的捐款，来向帝国主义投降出卖，使革命战争失去领导而失败。这也就是目前反日战争中最大的危险!”[32]继而呼吁“十九路军士兵立刻不顾一切长官的命令，追击日军到租界内，消灭日军的根据地，坚决反对‘退却’‘停战’，把上海交给任何帝国主义”[33]。
对于“下层统一战线”的论述也并非对苏联模式的简单照搬，而是受到“九一八”以来国民政府消极抗日的影响。有研究指出，在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与国民政府方面实际上存在分歧。彼时南京政府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在南京政府看来，抵抗只是求和的一种特殊手段”[34]，本质上仍然是“以战求和”的姿态，并且寄希望于所谓“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帮助。 因此在具体战斗的过程中也有诸多消极的表现。例如，两军最初交战时从人数的比例上讲十九路军其实是占优势的，但后续在日本的援军到来之后，国民党方面却迟迟不肯增援。3月总退却的直接原因也是两军实力的悬殊。
不过，受到“下层统一战线”的影响，对战况的批评容易直接聚焦在将领身上。例如，瞿秋白以司马今为笔名撰写的杂文《新英雄》，就是针对大阪 《朝日新闻》的评价“此次上海事变，中国之新英雄蔡廷锴，恰与北方英雄马占山遥遥相对，实为不可多得之将才”[35]而发。文章针对解散“‘非法’义勇军和反日会”、禁止“示威，游行，罢工，集会”[36]、在战争的关键节点休战、不允许军队进入租界、总退却的时间与范围等问题，质疑蔡廷锴。
文中提到的，与蔡廷锴“遥遥相对”的“北方英雄”马占山，是“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将领。受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迅速沦陷。而在此背景下，1931年11月，日军在进犯黑龙江时却遭到了马占山率领的部队的奋起抵抗，日军一个步兵联队和一个骑兵队被歼灭，即“嫩江桥抗战”。马占山的抗日行动在当时极大地振奋了人心，“国民党四全大会通过提案，‘以大会名义电慰马占山及黑龙江驻军将士’;‘令张副司令就近速调大军驰援黑省，抗拒侵略’”37[]。另有在此基础上创作的章回体小说《马占山演义》。然而1932年3月1日，所谓的“满蒙独立国”(即伪满洲国)成立时，马占山也是“发起者”之一。因此，瞿秋白在《从马占山到蔡廷锴》一文中认为，“千万不要再相信地主资本家的军阀之中有什么‘爱国英雄’，千万不要相信国民党的将军之中有什么能够真心反抗帝国主义的人”。“解决一切问题的力量......在我们自己”[38]，在于劳动民众和兵士群众的联合。
除了对蔡廷锴、马占山等抗日将领的批评，左翼文学中也有强调基层士兵和长官之间矛盾的创作。例如葛琴的小说《总退却》。
所谓总退却，指的是淞沪抗战中的重要转折点——大撤退。2月底，日军在增援到达上海后开始全线总攻。而十九路军方面，则在兵力悬殊，防守战线长、战斗时间长，人员、武器损耗严重、补给无望、伤亡极大的情况下，于3月 1日晚由总指挥蒋光鼐下达总退却令:“本路军为避免与敌决战，拟本日午后十一时，将主力向黄渡、方泰镇、嘉定、太仓之线撤退，待机转移攻势。”[39]
然而小说虽以“总退却”为题，对于大撤退的直接描写却相对有限。主要篇幅放在了战场及伤兵医院里基层士兵对长官的不满上。例如，对于老百姓送来的慰问品，长官分得更多，引起战士的不满。“长官一个人，就要吃十听鸡肉松，又吃牛奶橘子......他们吃也来不及吃，老子们拼死命的打，就应该吃这样少的!你想气不气呀!?”[40]又比如在伤兵医院中，战士们面临看护人员严重短缺，环境恶劣的状况，而长官却得到优质的照护，“一个长官，要专用一个特别护士”[41]。
小说《总退却》在处理上层军官与普通将士矛盾的方法上，显然受到了“下层统一战线”的影响。不过，这种处理也是相对表面化的。冯雪峰在评论文章中认为，作者“没有真正的深刻的表现出兵士的转变，同时他们在总退却时的愤懑和失望，也是概念的，薄弱的，表面的了”[42]。
在淞沪抗战中，左翼文艺除单独组织抗战活动外，也与其他群众性抗战团体有所合作。然而，受到“抗日反蒋”“下层统一战线”等策略的影响，这些合作中也存在矛盾和分歧。
三 、“抗日反帝”中的领导权问题与“关门主义”
上文谈到，相比于“边地”东北，日军对闸北的侵略对生活在上海的民众而言，是更为切身的刺激。也正因为如此，十九路军的抵抗也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生活》载，“日在东北的暴行，我们也许以路远而无亲切的感觉。这几天暴日在闸北一带对于我国无辜人民妇孺之惨杀凄楚，已为我们所目击，可见我们民族倘不获救，全国均为战区，决无避免惨死酷遇之可能......十九军爱国军士人人为国效死，我们民众也应人人存着为国效死的精神，共同起来为国家民族努力”[43]。
在此背景下，左翼除了单独组织抗战活动，也融入了全民抗战的洪流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其他抗日团体的合作里，左翼文学原本“抗日反蒋”的主张在宣传策略上有所调整，往往更侧重“抗日反帝”的一面。
例如，“九一八”之后，鉴于诸多刊物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中学生》《读书月刊》《文艺新闻》《北斗》等都“都不谋而合的登载反日宣传的文字了，可是在文化界上还没有统一步伐的组织，而且各著作家本身也缺少一个抗日团体的组织”[44]，上海文化界组织成立了“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成立大会于1931年12月19日在青年会召开，邓初民、姚蓬子、丁玲、郑伯奇、 穆木天、郁达夫、胡愈之、傅东华、张天翼、周建人等二十余人参会，并推举姚蓬子为主席。[45]
“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共有七条纲领，包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依附帝国主义的势力及其对抗日运动的压迫、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联盟、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 “发扬反帝国主义文化，争取关于反帝抗日的一切自由”[46]。相比于上文谈到的左翼文学在“九一八”之后反帝与反国民党的双重性，在“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的纲领中，反国民党的一面，特别是从阶级性出发反对国民党的一面显然被弱化了。
“一·二八”事变后成立的“著作者抗日会”也有类似的特点。2月8日， 著作者抗日会成立。陈望道被推选为书记，乐嗣炳和樊仲云为组织部部长，王礼锡和施伏量为宣传部部长，戈公振、汪馥泉任总务部部长。其中，组织部下设的民众运动委员会为抗日会的活动中心，丁玲任主任。成立后不久，著作者抗日会即组织前线慰劳。郑伯奇在前线采访时，有士兵谈到“从前的仗火完全是自家杀自家、这回才是真正打仗、我们很高兴干的”[47]。
关于著作者抗日会成立的原因，乐嗣炳回忆说，“一·二八”事变后的“第二天，陈望道同胡秋原到我家里来，谈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上海的暴行，无不义愤填膺。陈望道建议上海文化界组织一个著作者抗日会，以便更好地投入抗日救国活动，我当即赞同”[48]。
因而，著作者抗日会中不仅有丁玲、周扬、白薇、钱杏邨等左翼作家，陈望道、乐嗣炳等文学研究会的会员，同时也包含筹建者胡秋原所代表的神州国光社《读书杂志》，以及《新生命》杂志派、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代表等。其中，“神州国光社与国民党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有很密切的关系，十九路军是陈铭枢的嫡系部队，所以王礼锡他们虽然知道在著作者抗日会内有党团员和左翼作家在活动，但为了争取文化界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支持十九路军抗日，他们也积极参加抗日会的活动”[49]。
值得注意的是，在由胡秋原起草的《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中，虽然包含“无耻的中国当局依然始终贯彻其亡国灭种的无抵抗政策，始而承认日本的无理条件，继而坐视十九路军士兵的孤军抗战!”“反对惨无人道的日帝国主义之屠杀，反对背叛民族利益的无抵抗的当局”“反对一 切妥协无抵抗政策!”[50]等内容，但更主要的呼吁还是在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且这些论述并非从阶级性角度反对国民党，而是从民族利益出发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
不过，在宣言起草过程中，左翼与“读书杂志派”其实存在分歧。胡秋原回忆:“我们主张一致对外，他们则仍勇于对内，口头辩论多次，他们都失败。二月十日，这集会以绝大多数通过我起草的《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否决了左派的异议和修正，他们也终于只好签名。”[51]
关于分歧产生的原因，霍贺在研究中提到，“读书杂志派”在“一·二八” 期间与左翼在神州印刷所罢工事件上有过冲突和矛盾。“一·二八”期间，“受 ‘左’倾错误影响的‘左联’在上海鼓动罢工”，而与“读书杂志派”密切相关 的“神州印刷所不赞同罢工并要求工人正常上班，为印刷出版抗日宣传和报道提 供保障”。[52]后来在著作者抗日会中，左翼作家因此事 “与胡秋原王礼锡等人心存芥蒂，因此并不十分支持”其主张，并因“误会神州国光社是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不愿意由神州同仁‘领导’”。[53]
左翼作家与“读书杂志派”在著作者抗日会中的矛盾和冲突本质上是由于理念不同带来的领导权的争夺。即虽然在合作中、在共同宣传的表述里，更强调“反帝抗日”的一面，但左翼文艺并没有因此放弃“抗日反蒋”的诉求。这也就是胡秋原所说的“一致对外”与“勇于对内”的区别。
类似的冲突也不仅发生在著作者抗日会中。例如，丁玲回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告诉我，上海各阶层正在酝酿成立上海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将在南市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党召开这次大会的本意是:抓住抗日这面旗帜，欺骗群众，平息上海人民抗日反蒋的怒火。结果会场却被共产党人所左右，把会议开成了反蒋抗日的动员大会，所以反动派大为恼火，立即派出大批武装警察上台抓人、打人，迫使会议只开了半小时就宣布结束”[54]。
实际上，领导权的争夺问题不限于文化团体方面。例如《中央致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的一封信》中就对上海反帝大同盟的工作方式做了具体的指导。信中指出:“许多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工作——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绝交抵抗，民众自动武装抵抗等各种重要运动的领导权，都没有真正拿到你们手上来。”并且要求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创造并加入民众反日救国会以及其他各种各式更公开更广泛的群众组织，以便经过这些组织吸引群众加入反帝同盟和扩大反日反帝反国民党运动”。[55]
“民反”即“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是“九一八”事变后成立的民众抗日团体。据吴驰湘回忆，“九一八”之后，日本进攻锦州、发动天津事变等一系列行为激起民众的抗日怒潮。而彼时“我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已经太红了，国民党把它视为洪水猛兽，一发现反帝大同盟活动就要抓人，使许多群众不敢与它接近，反帝大同盟已不能再进行公开活动了。党为了加强对群众抗日救国运动的领导，决定另成立一个全市性的民众抗日救国团体”[56]。可见， “民反”成立的初衷即与纠正反帝大同盟的问题、扩大反日运动阵线有关。
正如著作者抗日会中出现的争端一样，彼时中共领导下的抗日团体，一面有着扩大抗日阵线的要求，一面也强调领导权的争夺问题。而在此过程中，既要反对“公开主义”，也要警惕“关门主义”。
譬如《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中谈到，“我们党的任务，不是抵制这一战争，而是积极的加入这一战争，夺取这一战争的领导，在战争中加紧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宣传鼓动，大规模的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来推翻国民党，建立民众的苏维埃政权，以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57]。但另一方面又强调，不能容许两种极端，即“完全的关门主义，不参加任何反日运动;或者是所谓完全的 ‘公开主义’，变为国民党的俘虏”[58]。
这种既要反对“公开主义”，也要警惕“关门主义”的倾向，同样体现在文化战线中，例如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关于这篇文章与统一战线间的关系，已有研究指出，“1932年底面世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不是中共中央专门在文艺战线上提出反对关门主义。在此前后，在各条战线上，中共中央都在反对关门主义”[59]。
《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写于1932年10月31日，而就在此前不久，10 月7日，在《中央关于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及加强反帝群众斗争的决议》中，就有对“关门主义”的表述。决议认为，“缺乏广大的反帝的下层统一战线，是上海战争党的工作的结果的薄弱，及‘九一八’周年示威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其中包含“两种危险”，一是机会主义，二是关门主义。并将关门主义解释为: “将一切不能完全接受我们的纲领与拥护苏维埃的群众，当做不能够同我们在一定的事件与我们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不曾能将反革命的改良主义的领袖与他们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追从者分别开来，常常称这些追从者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走狗，而不去用同志的态度根据他们的经验，以一定的具体的证明与说话来说服他们，吸收他们参加积极的争斗。”[60]其中对于如何认识和对待“不能完全接受我们的纲领与拥护苏维埃的群众”的论述，与张闻天在谈到文艺问题时所说的“骂倒这些文学家，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这实际上就是抛弃文艺界上革命的统一战线，使幼稚到万分的无产阶级文学处于孤立，削弱了同真正拥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做坚决斗争的力量”[61]的态度是相似的。
综上，淞沪抗战期间，左翼文艺一方面参与到了全民族抗日的洪流中，另一方面，受到抗战初期中共“抗日反蒋”及“下层统一战线”等策略的影响， 左翼文艺在与其他抗日团体的合作中仍然存在领导权争夺等分歧。不过，即便是“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其界限和范畴也在广泛发动群众的要求中不断调整，例如《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中对“关门主义”的批评。然而，随着上海战事的平息，国民党方面重又加紧了对苏区的“围剿”及对左翼文艺的审查。因而，受到“一·二八”事变的刺激，上海文化界在抗战领域展开的合作，仍然是“未完成”的。
注释：
1. 金再及:《南京国民政府对“一二八”事变的方针》，《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2. 如吴晓东《“一·二八”事变与战争文学热》、冷川《“一·二八”抗战的战地报道与文学反思》、吴尧《“一·二八”淞沪抗战与“非虚构”战争文学书写热潮》等。
3.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第8卷(上)，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页。
4.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第8卷(上)，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页。
5.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第8卷(上)，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页。
6. 如镜园《沪战中生活之回忆》、郁达夫《沪战中的生活》、王礼锡《战时日记》等。
7. 王礼锡:《战时日记》，《读书杂志》第2卷第4期，1932年。
8. 王礼锡:《战时日记》，《读书杂志》第2卷第4期，1932年。
9. 陶晶孙:《在炸弹下三日间》，《文学月报》第1卷第2期，1932年。
10. 李季:《暴日侵沪期中一个文字劳动者脱险的经过与感想》，《读书杂志》第2卷第4期，1932年。
11. 李季:《暴日侵沪期中一个文字劳动者脱险的经过与感想》，《读书杂志》第2卷第4期，1932年。
12. 曾今可:《在战乱中》，《读书杂志》第2卷第4期，1932年。
13. 钱君匋:《反日民族战的交响诗》，《读书杂志》第2卷第4期，1932年。
14. 曾今可:《在战乱中》，《读书杂志》第2卷第4期，1932年。
15. 周乐山:《饥饿与恐怖》，《读书杂志》第2卷第4期，1932年。
16. 周乐山:《饥饿与恐怖》，《读书杂志》第2卷第4期，1932年。
17. 郭太风:《日本的“文化侵略”与中国出版业的命运——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史林》2004年第6期。
18. 何炳松:《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东方杂志》第29卷第4期，1932年。
19. 郭太风:《日本的“文化侵略”与中国出版业的命运——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史林》2004年第6期。
20. “编后”，《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
21. 周乐山:《饥饿与恐怖》，《读书杂志》第2卷第4期，1932年。
22. 陈望道:《对于上海事变的感想》，《读书杂志》第2卷第4期，1932年。
23. 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48页。
24. 张皓:《从内战到抗战:中共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提出、发展和发动》，《苏区研究》2025年第4期。
25. 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告无产阶级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文学导报》第1卷 第6/7期，1931年。
26. 同人:《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文学》第1卷第1期，1932年。
27. 丹仁:《民族革命战争的五月》，《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
28. 杨奎松:《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与共产国际》，《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
2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1月3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页。
3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不晚于1932年2月1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31. 《中央紧急通知》(1932年1月2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193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32. 《请看!!!反日战争如何能够得到胜利?》(1932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1932)，第142页。
33. 《请看!!!反日战争如何能够得到胜利?》(1932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1932)，第144页。
34. 金再及:《南京国民政府对“一二八”事变的方针》，《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35. 司马今:《新英雄》，《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
36. 司马今:《新英雄》，《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
37.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第7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37页。
38. 瞿秋白:《从马占山到蔡廷锴》(1932年3月11日)，《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3页。
39.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第8卷(上)，第41页。
40. 葛琴:《总退却》，《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
41. 葛琴:《总退却》，《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
42. 丹仁:《关于〈总退却〉和〈豆腐阿姐〉》，《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
43. 韬奋：《几个紧急建议》，《生活》紧急临时增刊（第二号），1932年。
44. 《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成立会》，《读书月刊》第3卷第1/2期，1932年。
45. 《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成立会》，《读书月刊》第3卷第1/2期，1932年。
46. 《反帝!!!抗日!!!在侵略加紧中在外交屈辱中文化人的大联盟》，《文艺新闻》第42期，1931年。
47. 郑伯奇:《前线一瞥》，《文艺新闻战时特刊·烽火》第10期，1932年。
48. 乐嗣炳:《著作者抗日会在“一·二八”事变中的抗日活动》，《“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493页。
49. 乐嗣炳:《著作者抗日会在“一·二八”事变中的抗日活动》，《“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494页。
50. 王礼锡:《战时日记》，《读书杂志》第2卷第4期，1932年。
51. 胡秋原:《关于一九三二年文艺自由论辩》，《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12期。
52. 霍贺:《“读书杂志派”民族主义思想研究(1931—194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5年版，第73页。
53. 霍贺:《“读书杂志派”民族主义思想研究(1931—194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5年版，第76页。
54. 丁玲:《“九·一八”和“一·二八”期间我在上海参加的几次抗日救亡活动》，《党史资料丛刊》 1983年第3辑。
55. 《中央致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的一封信》(1932年2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1932)，第106~107页。
56. 吴驰湘:《关于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和活动》，《“九·一八”—“一·二八”上海军民抗日运动史料》，第458页。
57. 《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1932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1932)，第114页。
58. 《中央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1932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1932)，第114页。
59. 郭帅:《历史性文献的历史性误读——〈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的正本清源》，《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1年第3期。
60. 《中央关于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及加强反帝群众斗争的决议》(1932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8册(1932)，第507~508页。
61. 歌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