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新大众文艺的时代语境中，在大文学观的映照下，津沽大地上的津味文脉依然生生不息，不再像奔腾的长江、黄河一样气势澎湃，而是化为涓涓细流，润物无声地滋养和守护着这方独特的文学地理图景。

与此同时，在近年来天津作家群的小说创作中，一种共通的审美力量在生成与汇聚。它既承袭了传统“津味小说”的市井烟火气，又展现出更为开阔的叙事视野和更为深刻的现代性追求，悄然完成了从“津味小说”的地域美学到“新津派文学”的体系化建构的转型。林希的《沽上纪闻》《梧桐庭院》在清末民初的叙事场域中，以城观照芸芸众生，写出了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共通的心灵困境；冯骥才的《俗世奇人新篇》、蒋子龙的《人间世笔记》汲取笔记小说的叙事精华，以白描手法书写形色津人与津事；王松的《橘红》《金蟾》在“市井”这一叙事场域中捕捉人的生命亮点；龙一的《洋河or双沟》深入新社会普通市民日常生活肌理，贯穿起天津的民俗风情；肖克凡的《父亲和雕像》《工厂文学简报》、武歆的《赶路》《天津师傅》延续了天津工业工厂工人文学的余脉，聚焦普通工人与城市、与时代的紧密命运关联；尹学芸的《太和》《无事之城》通过“罕村”和“埙城”，刻画冀东土地上的芸芸众生相；张楚的《云落》《与永莉有关的七个名词》从县城切入当代中国社会，构建了“县城宇宙诗学”；李治邦的《刑警老鬼》《流觞》、狄青的《白事会》《天真汉》书写当代社会的津味人生百态；秦岭的《辟提艾斯蒂》、李晓重的《驻站》呈现出了逆境中人性的温暖。

另一方面，天津的科幻、网络文学创作力量和青年新生力量以及职工作家创作群同样不容忽视。天津的青年科幻作家任青频繁在《科幻世界》《科幻立方》发表科幻小说，曾入围雨果奖，并获得过银河奖和百花文学奖。青年作家章元的《我亲爱的》、高云天的《一家》《奶茶》、王晨曦的《津沽》《煎饼杨》、郑皓文的《腥汤》《关于〈草绿色的斜坡〉》、周子妮的《月牙儿弯弯》、程伟的《海的尽头有歌声》、唐菘的《凯旋俱乐部》等小说，以及以于俊杰的《车间主任》、王学志的《一条大河波浪宽》、安扬的《暖春》等为代表的“天津市职工作家创作文丛”，此外，还有李子胜的海洋文学叙事、霍君的女性书写，陈曦、孙施等的儿童小说创作，西子情、历史系之狼、晓月、千笔文登、琉天玺等的网络小说创作，陈丽伟等的报告文学开拓，王彦明等的诗歌创作、韩云的长篇《花落了》，与传统的津派写作共同构成了丰富立体的天津文学新格局。

基于此，新津派文学的概念应运而生，一方面是为这种文学新气象明确一个可供讨论与深化研究的学理导向，另一方面也是对从新南方写作到新东北叙事再到新北京作家群等地域文学再次引爆时代话题的回应。新津派文学，根本目的在于以地域性、现代性、科幻性为方法系统地观照以天津为代表的广大北方地域及其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嬗变。

一、新津派文学的内涵：开放性与现代性共生

新津派文学并非津味小说的简单翻版，而是新时代天津文学叙事美学边界的有效拓展。新津派文学的核心定位，应以天津作家群作品为主体，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为旗帜，以世俗性的全人类共通情感为纽带，以现代性追求为指归，并展现出未来观照。

作为中国现代话剧奠基人之一的张彭春就曾说：“个人有时致力于教育，有时从事外交，有时也研究戏剧。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所务太广，其实一切活动，都有一贯的中心兴趣。个人三十年来，时时萦绕在脑际的中心问题，就是现代化，也就是中国怎么样才能够现代化。”[1]这是20世纪初期天津知识精英们的共同文化追求，这种文化追求同样映照于新津派文学。

新津派文学的精神谱系一方面来源于延安、晋察冀等解放区文脉，另一方面则是延续民国北派通俗小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人文学，新时期的工业题材、津味小说等传统。这些谱系来源共同凝聚成了新津派文学的开放性、包容性和世俗性的基本特征，但统摄于现代性的精神内核。孙犁、梁斌、方纪、杨润身、柳溪、鲍昌、王昌定、曾秀仓、阿凤、蒋子龙、冯骥才、林希、航鹰、吴若增、王家斌、汤吉夫、赵玫、肖克凡、杨显惠、王松、龙一、武歆、李治邦、秦岭、狄青、尹学芸、张楚、李晓重等几代作家共同构成了天津作家群的基本主体，谱写了津派文学的辉煌。

二、新津派文学的外延：五重叙事维度

新津派文学的创作视野早已突破了单一的“人与城市”关系，进而囊括了“人与时代”“人与乡村/县城”“人与历史”“人与科技/未来”等叙事维度。

（一）人与城市：津味美学的现代性升华

津味小说是新津派文学中独具一格地域性文学的审美表达，关涉人与城市这一重要叙事维度，堪称新津派文学的基石。从历史发展演变来看，津味小说属于城市小说的范畴，具有市民性与世俗性交织而成市井生活气息的题材优势，以及津沽大地上孕育出的兼具说唱艺术特色的幽默感话语表达体系。幽默感话语表达体系凝聚着天津人对世俗生活的无比热爱，爱生活就是人间最大的爱。这种世俗性文化传承，是人间最为基本的情感价值诉求，具有广泛性和群众性，甚至全球的共通性。津味小说在叙事篇幅上天然地倾向短篇和中篇，但并不影响它的文学影响力以及文学地位。天津因为有了津味小说的全国性读者基础，实现了文化意义上的飞跃，成为永久的精神叙事资源。冯骥才和林希的作品是典型代表。

冯骥才的“俗世奇人”系列小说影响深远，许多外地人都是最先从他的小说中了解天津人的性格特征以及民风民俗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冯骥才对津味文脉、对天津城市的文化形象有着巨大的贡献。冯骥才曾在《天津文化地图》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你曾经来过这座城市吗？你是否知道它是中国唯一有生日的城市？它是国家的中心城市，首批开放的沿海名城，北方最大的港口，工业重镇、研发基地、交通和物流枢纽。中国历史和当代很多‘第一’在这里，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就在这里诞生。能够诞生第一所大学的地方，一定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你不想问一问深藏在这块土地里雄厚历史中非凡的秘密？”[2]

2024年，天津文学界、学术界、出版界联合举办了“津派文学的灵韵与魅力暨林希小说集《沽上纪闻》首发式”，正式掀起了新津派文学创作、研究与出版的浪潮。《沽上纪闻》是林希近年来最新创作的津味小说的集大成者，聚焦清末及民国这一风云际会的历史阶段，以明显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天津为叙事场域，聚焦普通人物的生存状态与命运沉浮的微观生活史，以此映射人与城的审美对照关系的现代化命题。林希还通过语义系统、饮食文化、性格特征、精神世界四个层面，予以细密构建天津独特的文化品格，并塑造出了南苑大学教授、玉兰阿姨等具备现代性的理想型人物。这类理想型人物对传统津味小说中人物谱系的精神文化品格提升有很大助力，他们不再是一群俗人，而是具有独立文化人格与坚守的、现代意义上中西文化熏染下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典型。伴随着天津的城市现代化进程，他们没有固守，也没有冒进，而是在坚守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从而实现了人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这种独立性人格与自由性思想的追求，关乎一个文学命题——现代意义上的人的叙事觉醒。

王松的作品中也呈现出鲜明的人与城的审美对照关系。这些作品，以天津城为叙事场域，在市井的烟火气息当中，使民俗风情及五行八作皆跃然于纸上，塑造了形形色色的边缘小人物，比如变魔术的、算命的、唱戏的等，并善于捕捉他们的生命蜕变与升华的每一个瞬间。天津这座老城在王松的笔下重新焕出了新颜。王松的长篇《烟火》《橘红》、中篇《春景》《梨花楼》等，皆具有鲜明的天津特色。《金蟾》将叙事时空设置于民国天津的南市，在啼笑皆非的传奇故事推进中，展现了平凡市井人生的生命亮光。《彩骡》同样聚焦民国天津，钩沉乱世中彩门艺人骡子和药铺兰大姑等人物的尊严守望。《拜月记》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叙事中，书写梨园的传奇及人性的贪婪与自私。评论家黄桂元高度评价《烟火》，他说：“长期以来，天津地域文化给外地人的普遍印象趋于世俗……这与一些不明就里的创作者误解天津文化有关。《烟火》是对这类误区与偏见的反驳，从某种意义上说，起到了为天津正名的作用。”[3]

肖克凡擅写天津城中的当代普通人，他们身上皆有岁月风尘打磨出的金子般的亮光，那是物理时光积淀成的永恒包浆，亦是人性中豁达、幽默、澄明的良善之光。“在以津味小说反映当代社会现实这一点上，肖克凡的津味小说更胜一筹”[4]。《时光从未遥远》聚焦父子关系，探向家庭的隐秘往事。此篇与2024年的《父亲和雕像》共同构成了“父亲叙事”系列，并与前几年的“妈妈叙事”系列遥相呼应。

（二）人与时代：工业文脉的精神丰碑

工业工厂工人题材文学是新津派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蒋子龙、肖克凡、武歆是典型代表，曾达到了与时代同频共振的高度，并形成了独特审美范式。这与天津的现代化进程及社会变革紧密关联。

新中国成立后，孙犁以他主持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天津市工人文学社、百花文艺出版社、《新港》为园地，扶持了万国儒、阿凤、张知行等大批工人作家。1957年，王昌定出版了长篇小说《海河春浓》。这些作家作品形成了天津工业工厂工人题材文学的第一次高潮。新时期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的改革文学掀起了天津工业工厂工人题材文学的第二次高潮。正如闫立飞所指出的，“就天津城市来说，工厂出身的著名作家蒋子龙以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而轰动全国，不仅引导了新时期以来的‘改革文学’潮流，而且也塑造了天津城市的大工业品格和形象，使得天津曾以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和工业改革的引领者形象存留在人们的印象与记忆中，并影响至今”[5]。新世纪初，肖克凡的《机器》等“泛工业题材”探索，掀起了天津工业工厂工人题材文学第三次高潮。近些年来，肖克凡的《父亲和雕像》，武歆的《赶路》《师傅》《飞虹》等“社会工业题材”叙事，着力于工业文化精神与城市文化品格的重塑，天津工业工厂工人题材文学迎来了第四次高潮。

肖克凡的《父亲和雕像》《同在蓝天下》《窗外的钥匙》延续了天津工业工厂工人文学的余脉，亦有津味小说的风韵，聚焦天津的普通工人与城市、与时代的紧密命运关联——他们曾是战天斗地的工人阶级老大哥，在时代巨轮轰隆前行的裹挟下，在城市日新月异变革的脚步下，虽脱节，但仍然保持着“战斗”的姿态，难掩曾经的工厂情怀。《父亲和雕像》是近些年来涌现出的最佳工业工厂工人文学作品。它在幽默诙谐的“说唱”叙事推进中，将以老工人李玉福为代表的天津工人群体和华北电机厂的前尘往事一一呈现，书写了工人群体的伟大理想主义情怀——这种情怀正是我们当下所缺失的，显得弥足珍贵。肖克凡曾说：“我觉得一个作家的写作是分阶段的。第一个阶段的写作肯定是写你最熟悉的东西，因此在八十年代初期，我刚进入中国文坛，就有幸被誉为工业题材的作家，当时我是写工人生活与工厂生活的。到了九十年代，进入第二个阶段，由于我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我又转向了写天津题材的津味小说。第三个阶段，就应了俄国诗人叶赛宁的那句话，‘找到故乡就是胜利’。我对这个深有体会，我非常真心地跟大家讲我的感受：我突然又发现，我对我第一个阶段写作的题材又有了新的认识，我非常想念那段生活。……这段生活在我早期很幼稚的时候就写得差不多了，写得近乎穷尽了，我才又转到了天津的津味小说。现在我回归了之后，我才觉得它如此丰富。”[6]

武歆近几年来重返工业工厂工人叙事，在报告文学、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等体裁上都有所斩获。他致力于为对天津现代化做出贡献的工人师傅们树碑立传，为我们找回了久违的集体主义精神的温暖。《天津师傅》尤为具有代表性，它聚焦退休工人李宝顺的晚年生活，在浓郁的天津市井文化氛围中，塑造了重情重义、视职业荣誉为生命的天津工人形象。《请宝发哥哥回家》书写了家族隐痛与亲情撕裂，其中铆工大舅以正直善良的工人本色，直面妹妹与外甥之间的情感裂痕，温馨感人。正在创作中的长篇《飞虹》，超越了传统工业文学常见的生产叙事与集体英雄塑造，转而深入时代转型中个体的抉择、代价与尊严，实现了工业题材与心灵史诗的深度融合，已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7]。

工业工厂工人题材文学创作的现代性传承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作为传统工业中心城市的天津和以沈阳为代表的东三省（如李铁等作家的创作），在新时代后继有人，并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但这种创作现象仅限于东北、天津，未在全国范围内产生。

（三）人与乡村/县城：北方经验的叙事版图

当下的天津文学创作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是在持续动态之中的。若还用津味或者天津城的故事等传统概念，就无法全部呈现当下天津文学的新成果。人与县城、人与乡村，则将新津派文学从人与城市、人与时代、人与历史的叙事维度上扩展开来，面向更为广泛的县城与乡村。张楚和尹学芸是典型代表，做出了很大贡献。

张楚擅长从县城切入当代中国社会，以县城为勾连点叙事，既可上达城市，又能下接乡村，构建了独属于自己的“县城宇宙诗学”。其作品多聚焦人性救赎，通过“轻、小”的故事情节与“重、大”的情感关系的矛盾处理，揭示出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表面下的暗流汹涌。这对新津派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示范价值与意义。在《与永莉有关的七个名词》中，让郭永莉从桃源县出逃，去经山历海地见世面，并聚焦身份互换、灵魂救赎等主题。长篇小说《云落》对于提升新津派文学在全国文学界的影响力具有重大推动作用。新津派文学在中短篇小说领域一直是处于全国中上游水准，但是近几年长篇小说的板块明显不足，《云落》明显弥补了这一弱项。《云落》是对新时期以来文学中的灵魂救赎情感的传承与超越。主人公万樱就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经典中的地母形象。对一切苦难的包容，对男性的救赎——万樱对问题青年常云泽的救赎，对少年丧父、现在成功的商人罗小军的救赎，对曾离家出走、置换身份而困扰的归来复仇者天青的救赎，还有对植物人丈夫的救赎等——在这部长篇中得到了传承与新生。令人欣喜的是，张楚跳脱出了新时期经典文学中单纯是女性对男性救赎的书写模式，而是将救赎泛化了、精神化了。万樱同样是女性的救赎者，如万樱对两位老闺蜜来素云和蒋明芳的救赎，还有对患癌症欲跳河的老太太的救赎等。万樱这个人物，令人体验到了文学中久违的暖意，她身上凝聚着中国社会最美好、最纯真与最朴素的情感寄托。正是这种最质朴的情感，映照出无数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等情绪情感的深刻体验与共鸣。它和脚下大地、人民大众、时代脉动深切关联，从而构成普通民众改革开放以来的微观情感史。此外，张楚的创作观中带有鲜明的宇宙意识，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他将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人与广阔无垠的宇宙时空关联起来，笔下的人物既是及物和世俗的，又是飞翔和哲思的。他曾指出：“相对于城市，县城就是一个独立的小宇宙，如果将县政府比作恒星，星罗棋布的村庄就是围绕它运行的行星，它们各自又有自己的卫星，那些连缀其间的田野、树木、果园、河流、风、野狗、野兔、孤魂野鬼，可能就是散布在宇宙中的黑矮星、白矮星、黑洞甚至暗物质。”[8]

尹学芸通过“罕村”和“埙城”，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文学版图，呈现那片土地上生活着的芸芸众生相，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皆跃然纸上。尹学芸将新津派文学中关于世相人生与世道人心的描摹与刻画提高到了新的叙事高度，这对新津派文学创作的新叙事路径的开拓具有重要价值。《神的孩子》书写香丫和喜奎的爱情故事，用人性中美好与坚守的光照亮了罕村的夜空。《无事之城》书写埙城的四大闺蜜故事，百合、紫薇、芙蓉、西番莲分属于不同社会阶层，在表面相扶相持的亲昵关系中暗藏着算计、争斗等小心思，将岁月流转中的世道人心予以细腻刻画与缓慢呈现。《狗的眼神》在非常有限的篇幅之内，呈现出了县乡基层的政治逻辑以及人性的犹疑与嬗变。那条因县长喜好而被杀的十七岁老狗，它的眼神犹如人性的探照灯，直抵人心。《天边外》将叙事场域由罕村延伸至天津城，在城市与乡村的相互映照中，呈现出了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这是尹学芸文学叙事版图上的一次长征，也有可能是她带有自传色彩的一次人生回望。《那年的事》聚焦女狱警和女囚犯的关系，挖掘事件背后的真相，直击人的灵魂深处。《岁月风尘》书写东方女性，从民国时期陈、李两家的爱恨兴衰展开叙事，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尤其是两位性格截然相反的姐妹李勋和李荃，极大丰富了新时代文学的人物形象画廊。作品关涉民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等重大历史阶段。在如此宏阔的历史背景中，作品没有回避对历史的反思与对历史真相的探求，既有舍得一身剐的革命热血激情，也有真爱与背叛、守护与舍弃的情迷意乱，还有与日军血战到底的民族同仇敌忾，更有为国为家执着守望的人性光辉呈现。《太和》是一部北方尤其是冀东地区的普通劳动妇女的百年命运史。一说到史，一般都认为是为大人物立传的，只有大人物才能入史，但是尹学芸就是要为冀东地区千千万万被侮辱、被损害的普通劳动妇女立史，不是为潘美荣一个人，而是为那一代普通劳动妇女。潘美荣八岁就做了童养媳，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人民公社直至疫情时期等漫长岁月，她的一生就是北方千万劳动妇女的真实人生写照。

（四）人与历史：现代视角的重述与对话

在新津派文学叙事维度中，“人与历史”维度具有枢纽性的价值与意义，并非复原历史，而是将鲜明的现代意识注入对历史的重述、解构与对话中，关注个体在宏大历史中的存在困境，从而勘探历史经验对当代人精神结构的无形塑造。赵玫的“唐宫女性三部曲”和龙一的《潜伏》《借枪》是经典作品。龙一曾说：“我个人一直有一个‘文学天津’的理想，希望通过我的小说使其他地方的人们，或者后人能够真实地了解天津的地域文化、地域性格，特别是天津这座城市在历史上的价值和在今天的价值。”[9]龙一这句话道出了天津作家们的共同心声，在今天听来仍然振聋发聩。

在当代“新津派文学”的创作版图中，武歆一方面拓展“社会工业题材”叙事，另一方面聚焦“人与历史”的审美对照关系，为红色谍战传奇持续注入了新的活力。短篇《海光》讲述了天津女烈士的整个人生经历，尤其是她在延安岁月的往事，以及她在前往东北执行秘密任务时和丈夫一起怀抱两岁孩子与密码本从遭受炮击的商船上跳海牺牲的故事。《海光》没有平铺直叙地讲女烈士的一生，而是巧妙地通过天津当下寻访者“我”与老杨、老马的交谈，将尘封的历史真相逐步揭开，从而打破了传统革命历史线性叙事的时间结构，让历史可以被当代人不断追问和辨别，在叙事上实现了“当代人与历史”的对话，这正是新津派文学的核心维度之一。此外，小说没有将秘密工作的步步惊心予以渲染，而是注重开掘女烈士的信仰与抉择的张力空间。这使得女烈士的故事，超越了单纯的个体英雄的传奇意义，成为与天津这座城市的红色文化血脉相连的精神标志。中篇《隆泰里》则在平缓的关涉天津市民的日常生活叙事中，以一场爆炸案将天津普通民众的忠勇爱国、反抗日军压迫的民族精神予以生动形象地展现，塑造了天津市井众生相。热爱俗世生活的天津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关键时刻总能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起国家和民族所赋予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可敬可爱可亲的天津人。

肖克凡的“妈妈叙事”系列，饶有深意，既关涉女性成长，又聚焦革命历史。《妈妈不告诉我》从儿子探寻母亲的污点历史展开叙事，在现实与历史交叉推进中，逐步还原了战争年代地下革命工作的严酷现场，并揭开了被岁月遮蔽的革命真相，从而向无数像“妈妈”那样的无名革命英烈致敬。《妈妈为什么要讲故事》同样属于向“妈妈”致敬之作，在现实与历史、讲述与魔术的多维关系中演绎中华儿女的抗日故事。

“天津革命史中，发生在各条战线的火种传播、理想传递和浴血前行的故事，皆可进入叙事视野。年轻作家要做的是，赓续天津红色文脉，通过回望峥嵘岁月，接通现在，打开未来”[3]。这是评论家黄桂元对于天津红色叙事的殷切希望。

（五）人与科技/未来：天津科幻的叙事动能

科幻创作为新津派文学引入了“人与科技”“人与未来”的叙事维度。任青、王晨曦、罗亦丹、不二壳男、朱小雨、沈垲泓、杨冰等天津科幻作家，以科幻为方法，将新津派文学的叙事边界从历史与当下拓展至未来。这不仅为新津派文学带来叙事理念的变革与叙事类型的丰富，更使新津派文学具备了能够与全球对话的视野。

天津科幻热绝不是简单的“题材跟风”。一方面，它与当下天津科技的高速发展密切关联。天津既有以“三条石”为代表的“华北地区民族工业摇篮”的时代回响，又有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和空客大飞机总装厂，在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方面更是走在全国前列。正如艾翔所说，我们既有世俗的天津，又有洋气的天津，还应该有一个科幻的天津、未来的天津。另一方面，它与天津的科幻历史土壤密切关联。天津20世纪80年代有《智慧树》杂志，曾与《科幻世界》的前身《科学文艺》联合举办了首届银河奖征文。21世纪以来，深植于百花文艺出版社《小说月报》《散文》等文学期刊矩阵的《科幻立方》，秉持“彰显科幻动能与人文沉思的交互影响”这一办刊理念，立足天津，辐射全国，积极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科幻文艺现场。龙一的长篇科幻《地球省》是天津传统小说家中首部科幻之作，张楚的短篇《木星夜谈》中具有很多科幻元素，这些都为新津派文学的科幻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传统小说家的科幻创作，是一种现实主义与科幻动能有效交融的叙事形态，既有纯文学的娴熟叙事手法、立体化人物形象的塑造、细腻细节的呈现、典雅语言的灵动，又有科幻文学中科技奇点的设定、未来时空的呈现、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注、科技伦理与情感困境的矛盾等。更为重要的是，科幻在文本中不是一种题材类型，而是被作为文学创作的叙事手法。科幻的叙事方法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天津青年作家运用，如薄童方的《南极朱雀》、沈垲泓的《沉默虚光》《傀戏·牡丹亭》、朱小雨的《索菲的礼物》，这将持续为当下文学创作带来更高的哲学思辨性和更丰富的叙事形态及更强的文化原创力。

任青的《还魂》入围第81届雨果奖，在战争与科技的双重视角下审视人类情感本身的价值与意义。《海河合唱团》以天津海河为叙事场域，关涉天津之眼、棉三创意街区、富民桥、解放桥、永乐桥等天津地理空间标志，以音流学和共振影响大脑神经为实验设定，讲述了海河合唱团成员治愈自我的艰难困境。王晨曦的《星之眼》探索地外生命，塑造了遥远星球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单细胞生物的生命形态，从而预警人类在与宇宙生命共生共鸣之中可能潜藏着巨大的危机。杨冰的《穿梭·地月之吻》通篇弥漫着爱的情感，既有对东方人伦的爱，如对父母的爱，对中国的爱，又有对科技的爱，对探索宇宙的爱，对地球的爱，对整个太阳系的爱。这些普通的情感虽朴素，但也是最为深沉的能够打动人心之处，具有人文沉思的深度。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若脱离了人文沉思，一切科幻叙事都会成为空中楼阁。此外，该篇塑造了拯救宇宙的中国英雄形象，既有居住于地球上的中国人，又有居住于其他星球上的中国人。宇宙的救世主再也不是西方的孤胆英雄，而是中华儿女，这既是对东方与宇宙这一文学审美对照关系的全方位探索与呈现，更是中国文化自信的文学化形象表达。

三、新津派文学之新：创作主体的扩大与文学生态的重塑

新津派文学之新，在于将这些传统置于“现代性”的统摄下，使人民性有宏大历史关怀的同时更具体温，使世俗性上升为全球人类共通生存境遇的哲学观照，使地域性具备了面向科技和未来的全球视野。这一切指向的是高扬人的主体性价值，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价值指归。新津派文学之新，不仅在于前面提到的主题与美学艺术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创作主体的扩大与文学生态的重塑。

首先是青年新生力量，如章元、高云天、王晨曦、郑皓文、周子妮、程伟等人的涌现。他们的创作直接切入时代的肌理，书写当下鲜活的生活。这既是新津派文学保持“活力性”与“新生性”的关键，同时也是新津派文学的一个重要发力点。高云天将天津当下鲜活日常经验快速且有效地转化为文学叙事的资源，在《奶茶》中塑造了盘头大姨、跳水队大爷等人物，进一步丰富了新津派文学的形象画廊。王晨曦的长篇《津沽》书写天津改革开放以来的微观平民生活史，短篇《煎饼杨》在网红经济观照下，书写煎饼果子传统技艺的当代传承问题。章元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感，短篇《我亲爱的》关注当下生活中的网络暴力现象以及被网暴主人公的心灵困境。长篇《海的尽头有歌声》是一部关于80后的精神成长的小说，是程伟献给所有80后的灵魂深处的浅吟低唱，大部分80后可以在这部长篇中找到曾经的时代变迁所投射下的身影。

其次是网络文学与儿童文学创作的兴起。西子情、历史系之狼、晓月、千笔文登、琉天玺等的网络小说，以及陈曦、孙施的儿童文学，进一步激活了新津派文学的民间叙事并极大拓展了传播渠道。

再次，任青、王晨曦、罗亦丹、不二壳男、朱小雨、沈垲泓、杨冰等的科幻创作，为新津派文学注入新的动能。他们既是承载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同时又是文学上的“新质生产力”，正在参与和塑造着当下天津的文化图景。

最后，团结在天津市总工会的职工作家群，于俊杰、王学志、安扬、李晓楠、李恩玲、穆继文、普凡等，构成了新津派文学人民性底色的“大众基底”。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既有国企职工、机关工作人员，又有民警、街道办工作人员，还有民企职工、社区工作者等。职工作家群创作的“天津市职工作家创作文丛”（《车间主任》《一条大河波浪宽》《暖春》《追光》《新生代》《坚不可摧》《肺活贴》等）以及韩云的长篇《花落了》，就是新时代新大众文艺天津实践的生动代表。

以上四股文学创作力量，与蒋子龙、冯骥才、林希、肖克凡、王松、龙一、武歆、李治邦、秦岭、狄青、尹学芸、张楚等作家，共同组成了一支兼具经典品质与人民性传统及未来视野的文学津军。

四、结语

在新大众文艺的广阔视域中，新津派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首先，新津派文学以独特的地域知识、开放的叙事方式、多元的创作主体与自觉的现代性追求，为当代中国地域文学发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式。其次，新津派文学提供了一条如何生动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路径，将现代化进程中的辉煌与阵痛、进步与代价呈现出来。再次，新津派文学从不同维度构建了一座“文学的天津”，并间接参与了天津城市精神的建构与传承。综上，新津派文学正依托经典作家、科幻新锐、网络作者、青年写手、职工作者构成的多元创作生态，在现代性的烛照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张彭春：《什么是现代化》，《公能报》（重庆南开中学），1946年11月。

[2] 冯骥才：《热爱你求学的城市——写给在天津求学的大学生》，《天津大学校报》2021年8月29日，第4版。

[3] 黄桂元编著：《沽水升乡愁》，百花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4] 王之望、闫立飞主编：《天津文学史·新时期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5] 闫立飞：《城市的文学书写：天津文学与都市文化》，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

[6] 肖克凡：《文学是非常厚道的一种存在》，小说月报微信公众号，2026年2月9日。

[7] 《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公告》，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5/0723/c403937-40527951.html。

[8] 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小说家讲堂·张楚演讲：小说细节与县城宇宙》，载北京大学文学教习所网站，2025年4月26日发布，网址：https://wxjxs.pku.edu.cn/jx/kcbd/22f8bdb39282461f8ee873447edde5c2.htm，访问日期：2026年5月27日。

[9] 龙一：《我的文学天津理想》，《今晚报》2006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