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之辩”何如“雅俗之辨”
上个世纪90年代，因为非常偶然、意外的机缘，我成为《通俗文学评论》杂志的第一位编辑。不过六年后杂志停办，我考入北大读博，也就很少涉足通俗文学领域了。尽管如此，当洪子诚老师将年轻的韩国学者薛熹祯介绍给我，并收到她关于新文学阵营的大家鲁迅与通俗文学大家张恨水的比较研究著作时，我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和热情，认真拜读了这本颇为认真的开新之作。
对于中国的学者和读者来说，薛熹祯的这部新作的确具有特别的魅力与吸引力。第一，这是韩国学者撰写出版的第一部在中国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复杂历史关系中对鲁迅与张恨水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分析的学术专著。第二，单就该书内容的比例而言，该书也相当于是韩国学者撰写出版的第一部关于通俗文学大家张恨水的系统性研究，学术价值弥足珍贵。因为，韩国学术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一直比较“偏重于研究鲁迅、茅盾和郭沫若的作品与思想”，“对中国通俗文学的理解是不够的”（该书p15），对中国通俗文学作家也可说是不公平的。
薛熹祯所揭示的韩国学术界对中国通俗文学的忽视或冷淡，实际上正如她自己所解释的，还是由于接受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导思想。若将这个原因更加具体一点来讲，韩国学术界接受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导思想其实相当于中国新文学的主导思想，其中包含着具有启蒙者优越感的精英知识分子立场、否定文学的娱乐功能而人为制造雅俗分裂的二元对立思维、以启蒙主义文学观排斥歧视“通俗文学”的审美观念和价值标准……这些观念和思想早已成为新文学的“传统”，对近百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几乎具有主导作用。
回头想想，应该是与这种新文学“传统”形塑的认知模式有关。当改革开放以后“通俗文学热”突然兴起时，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的普遍反应是激动和激烈的，一时间对通俗文学的口诛笔伐比比皆是，疾言厉色者甚至直白地将当代通俗文学大家金庸的武侠小说指斥为“精神鸦片”……也正是在这种文学观念、态度仍然弥漫天下的氛围中，《通俗文学评论》杂志自第一期开始，就持续发表旨在为“通俗文学”正名、辩护的文章，我也在编辑工作中，现场感受了当时正在发生着的“雅俗之辩”，什么“高雅文学”“纯文学”“严肃文学”与“低俗文学”“大众文学”“民间文学”……种种概念纷至沓来，人们辩论得不亦乐乎。
好在理越辩越明，经过多年的“雅俗之辩”，人们关于通俗文学的观念和态度早已大为改观，不断出版发表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不仅提升了文坛学界关于通俗文学的认知，同样也拓展了人们关于新文学、纯文学的理解和思考。从这一点来说，薛熹祯的研究非常幸运地站在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基础之上，不必再在“雅俗之辩”之中徒耗时间，而能把精力集中于“雅俗之辨”的建设性学术工作。
实际上，薛熹祯的专著证明了她正是这样做的。首先，她将大雅的鲁迅与大俗的张恨水放在“知识分子”身份这一共同点之上，认为他们分别代表现代中国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创作新文学还是创作通俗文学，都是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救国救亡、改良社会的探索。在这个意义上，二者堪称是殊途而同归。既如此，“雅俗”关系就不再是一个孰高孰低的价值问题，而是需要辨析其差异的学术问题、历史选择问题。其次，薛熹祯的研究清醒地避开了情绪化的“雅俗之辩”，而把主要的精力用于深入历史现场中两位大作家心路历程和文本的“雅俗之辨”，通过对鲁迅与张恨水生平经历、人生态度、创作态度等等的考察与分析，同时结合对两人作品的具体阐释与比较，带领读者仿如亲临其境般重返剧烈动荡变幻的历史现场，在加深对鲁迅和张恨水两位文学大家的思想与作品的认识感受的同时，也进一步理解了雅俗文学在题材选择、表现形式和价值判断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以及形成这些差异的思想根源与社会根源。可以说，薛熹祯的研究称得上是“大处着眼，小处落笔”，既重视对于鲁迅和张恨水作品的文本细读，又始终将他们各自所代表的新文学和通俗文学阵营的分歧、论争、冲突和融合，置放于中国社会、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思想史视域之中，在此基础上，令人信服地论析了新文学和通俗文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对未来、面对民众、面对现实时各自的贡献与问题，这种宏阔的研究视野和强烈的问题意识使得作者的专著有着高屋建瓴的气概与特点，令人读来不无举重若轻之感。
当然，薛熹祯的专著更见学术功力与魅力的地方还在于她对鲁迅和张恨水二人及其作品等等的具体研究过程之中。除了精彩的“导论”和“结语”，这部专著从结构安排上看共分六章，分别以“新旧文化变迁中知识分子的心态”“启蒙与记录：文学史上两种创作”“不同的艺术风格”“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中的两种选择”“两者乡土情结差异”“女性解放”等为切入点，对于鲁迅和张恨水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之前的人生经历与文化背景，成为两种不同类型知识分子后创作观念上的差异及其不同风格，二人作品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差异与各自特点，特别是鲁迅与张恨水对农村的不同认识和不同的乡土情结，都做了深入浅出、生动有趣的分析与比较，体现出作者在长期阅读二人作品、传记类材料等扎实学术基础上所达致的“知人论世”的明澈和周详，令人感觉虽然是学术著作，但却并不枯燥晦涩。
而作为一位在韩国出生长大的年轻女性，薛熹祯对于鲁迅与张恨水的思想和作品的研究还充分发挥了她自己对于东亚女性历史命运的观察与思考，其敏感而细腻的女性视角不仅体现在其专著的最后一章“批判的女性解放与解放女性的批判的殊途同归”之中，也贯穿于整部专著所有的章节，从而使得她能够令人信服地做出自己类似下面这段话中的独到思考与判断：
张恨水对女子教育，以及谋生本领同样非常关注。张恨水直接回应“五四”个性解放的浪潮，打破了鲁迅对女性出路提出的“二元论”，并书写女主人公走出的第三条路。如《春明外史》中的李冬青、史科莲，《金粉世家》中的冷清秋、《燕归来》中的杨燕秋、《满江红》中的李桃枝、《天河配》中的白桂英是张恨水心目中的“娜拉”。
实际上，在对鲁迅与张恨水做历史化研究、保持学术的客观性与整体感的同时，保持人类生命的同情心与同理性，尊重研究对象的差异性，正是薛熹祯这部著作独特的个性与色彩，也是其宝贵的品质和优点。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是一部非常值得推荐的富有文学性的研究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