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语言批评”的题旨和意义
一、“语言”与文学世界
文学作品是作者构筑的一个“文学世界”，它唯一的建筑材料就是“语言”。这个“世界”连接了广大的“外部”，那是所谓的“大自然”，包含了现实生活、风雨阳光等一切。我们可以从“外部”打量这个“世界”，但因为它是由凝固的文字符号砌成的，不同于一般的物理固体，所以任何“打量”，实际上都需要还原符号的能力，即有一个先行“解码”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发生的那一刻起，就解除了所有的外在旁观者的身份：他试图进入它的内部。也就是说，即便想要“旁观”，也首先要进入，而要进入，就需要找到一扇“门”。于是我们接下去发现：“语言”不仅是这个“世界”的建筑材料，而且还是唯一的“门”。
离开“语言”这个“门”，谁都无法进入这个“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讲，读者面对一幢“文学世界”的建筑，没有“旁观者”的物理站位，因为不存在这样的身份与可能。任何人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都必须“入门”，找到那条不二之径，这就是“语言”。对于文学的所有“打量”，即发言、评判、欣叹、厌恶以及其他，都必须是进入（解码）之后才能发生的。这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习惯和熟悉的一些事物不同，比如田野上的一座房屋，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对这座固定的建筑实体给予观察和评议，发出感慨；如果能够进入内部，还可以言说它的内在结构、空间设置等。但“文学世界”与观者（读者）之间没有预留这样的物理距离。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文学世界”发生的几乎所有误判、不着边际的荒唐与荒谬，大致上都来自对不同事物的认知混淆：模糊中或一厢情愿地认为，一种东西只要客观存在，我们就至少可以从旁观者的身份介入，比如加以评点，而且深知这是个人的权利。但“文学”真的不是如此，它没有“门外之议”，而只有“门内之议”的发生。如果硬要发生，那就产生了荒诞。当然，荒诞太多了人们也会习以为常。
循“语言”之门进入，是我们每个人的不二选择。一直以来，围绕“文学”这座建筑，有人总想寻找其他的进入方法，找到窗户甚至后门，结果最终发现全都没有。一旦省略了“语言”、失去了“语言”、绕开了“语言”，即失去了整个“世界”。
现实生活中，一些无缘于这个“世界”的人，有时反而会觉得自己是拥有者或主宰者。这是一种错觉。但指出它需要直率和勇气，就像面对“皇帝的新衣”，要当一个“稚童”其实是很难的。“稚童”自己没有畏惧，可是他的监护人会有。
谁是“稚童”的“监护人”？几乎每个人都是二者的合体。在一个计算无处不在的数字时代，我们都容易长成这样的复合体。
二、“故事”的实质
史诗时代以后，文学最方便、最宽广的路径由韵文转向了广义的散文，这里主要指小说。有人大致认同这样的看法：文学就是讲故事。小说离开了故事就不成立，这个体裁似乎与诗有根本的不同。但这里是指现代自由诗，所谓的“纯诗”。而在史诗时代一切正好相反，诗绝对离不开故事，它是有韵的叙事。
随着由诗转向散文（小说），故事的价值与功用得到了大幅提升。现代自由诗中的极致之作即“纯诗”，不仅排斥叙事，也排斥直白的抒情和说理。但这只是它的外部形态，内里还要复杂得多。现代小说虽然不断地向“纯诗”方向靠拢，它的烟火气却无法根除，这是由其出身所决定的。有的小说开始不再注重“故事”，但毕竟不是主流。这里的“故事”大约等同于写作学中的“情节”，而不是“细节”。
史诗时代的“故事”与今天不同，不是它的吸引力在降低，而是接受方式在改变。那时候诉诸听觉，所以要唱得顺口有韵，便于记忆和流传；而今则是纸上阅读，句子长度及韵脚等也就不必多虑。但无论如何，人们对“故事”的需求一直存在。现代人的好奇心，同样要靠“故事”去满足，他们对事物的理解和确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要依靠“故事”的讲述。“故事”的实质，其实包含了万事万物的由来、存在以及结构方式。取消了“故事”，事物即离开了认知的基础和可能，当然这里指“广义的故事”，包括“微故事”。
人类文明是从“命名”开始的，人对客观世界的感知，无以“命名”就无以表述。“命名”即意味着“故事”的产生。构成记录符号的“字”与“词”，其实都是微缩的“故事”，或者换一个说法，“语言”中的“字”和“词”，正是“故事”的最小单位。这里无须列举和引述字源学的常识。
从这里看，严格意义上的“故事”，其实就是以“字”和“词”的方式存在的；它们组成的“语言”，不过是复合的“故事”。细节和情节由此衍生出来，以至于构成无限曲折复杂的各类“传奇”。这样看，“故事”不仅离不开“语言”，而且它们是一体的、不可须臾剥离的。
我们难以设想，一部作品“语言”拙劣，它的“故事”会是好的。
那么，怎样的“语言”才是“好的”，这样的判断就成为权衡作品价值的关键。要判断“语言”就需要“解码”，即具有还原场景即“故事”的能力。不能绕开“语言”，这是阅读的前提和基础。“语言”既然和“故事”是一体的，那么舍弃了对“语言”的细部解读，就等于忽略了“故事”本身。这需要细到“字”和“词”，因为它们是“故事”的最小单位。
通常对“故事”的误读、产生的隔膜，都是因为没有真正进入“语言”：再迷人的“故事”也只能发生在“门内”，而不会出现在“门外”。
三、“新批评”及其他
这里对“语言”的强调，很容易让人想到诞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美“新批评”学派（New Criticism）。它视“文本”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世界，认为文学的价值来自“文本”自身，而非“文本”之外。要确认这一点，就必须建立以“语言”为“本体”的批评体系。
“新批评”是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其意义较之《典论》《文心雕龙》《诗品》之于中国的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从形成到衰落仅仅走过了三四十年的时间，其主流地位不得不让位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新兴理论派别。可是深入这些体系的内部即可发现，“新批评”与诸种现代后现代理论的关系绝非新与旧、破与立那么简单。它之于某种流脉，更多提供了某种“朴素性”和“基础性”，比如进一步唤醒了“语言自觉”和“文本自觉”。
就此而言，“新批评”的创建具有不二之功。它的拓进意义是无与伦比的。流派纷呈，百舸争流，各有建树，但就其核心性和原发性、其着力点来看，似应予以“新批评”更多关注，特别是这个体系的内部冲突与矛盾、与之有关的诸多延伸、迂回、旁逸、逆向或改辙。
同样使用“文本”这个概念，后来的罗兰·巴特却是对“新批评”的颠覆：不再认定价值和意义固定于“文本”内部，而是在开放和流动中不断生成；这个过程是多元的、不可终结的。它试图将“文本”从封闭和禁锢中解放出来。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克里斯蒂娃，她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理论也为老师罗兰·巴特所援引。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后来进一步提出了“延异”（différance）说，认为“词”的意义不在自身，而在于使用中的“差异”和“延迟”，它的呈现不会是“当场”和“完整”的。这种认知和表述，恰好与“新批评”的“文本”意义独立存在的确定性论述相反。
“新批评”将诗学研究重心移至“文本”内部，使之进一步科学化，成就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建立稳定的价值标准。它将“反理性主义”不断向“理性主义”推进，走向一条不断成熟和成长之路，也是一条逐渐迷离衰萎之路。因为说到底文学批评与研究仍要抓住“审美”之核，而这个过程是变动不居的，许多时候甚至是“一次性的”。它表面上排斥，实际上仍旧在寻找和确立隐性的“理想读者”（Model Reader)，以此确保对文本的标准化解读。这当然是一种诚实和朴素的学术诉求。但事情总有做过头的时候，那样就会走向反面。
让我们看看“新批评”最重要的奠基人，他们当中大都是著名的写作者，如诗人和小说家。其中在创作上最有成就的当数T.S.艾略特，然后还可以历数出一长串名字，如瑞恰慈、约翰·克罗·兰色姆、克林斯·布鲁克斯、罗伯特·潘·沃伦等。不可轻忽他们的双重身份，因为深刻的创作体悟有助于“文本”解读，对误读格外敏感，寻求强大而稳定的理论支持是自然而然的。他们一开始依据审美的直觉与经验，借助感性的鲜活与流动，而后就会将其塞进亲手制作的理念框架。这个趋于自洽的过程与大多数现代后现代流派不同，它具有更为强烈的、更为不可替代的原创意义。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成为自己的对手：“审美”元素及成因中不可言表的部分，却要数理化、科学化地分列和固定。而这一切必然留下无尽的疏漏。反驳和诘问、弥补和追究，在内部以及后来诸多学术流派那里，会不断地、合情合理地发生。
但“新批评”提出的最不可回避的诗学命题，显赫而直接地摆在了那里。这会让人想到康德的“纯粹审美”，它似乎是“文本自足”的立论基础。但像艾略特和沃伦这样敏锐的感性大师，不可能在实际操作中那么天真，他们当然深知“独立”而“纯粹”的审美活动是不会发生的，深知并能够倾听“花园中的其他回响”。“文学批评有什么用处？”艾略特这样问，然后引用英国哲学家弗·赫·布拉德利的话回答：“就是为我们靠直觉相信的东西勉强找些理由，但我们这些理由本身也就是直觉。”可见他多么清晰。
至于这个体系的后来者，出于一种理论框架维修者的不可为而为之，产生了更多的冲突累叠、学术极端化，也就加速走向末路。最终它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其本身的巨大难度最初是由大师们支撑的，而这样的大师少之又少。作为一个流派，失去了源头活力也就难以为继，其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现代后现代批评理论还在无尽繁衍，令人眼花缭乱甚至瞠目结舌，但即便把天说下来，文学理论批评也还是需要建立在“审美”的基础上，从语言这扇门进入，直面文本。“新批评”提出并依赖的“文本细读”和“语言本体”，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四、“学院批评”的功勋
“学院批评”大致为舶来品，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绝大多数批评家还视其为陌生之物。尽管它的发生在西方至少百年，现代学院派批评理论也有八九十年的历史。一般文化人将其当成晦涩的呓语、莫可深测的庄严而怪异的仪式。就像对待一切新异时髦事物一样，大多数人规避或难以走近，而另一些人则陷入沉迷甚至依赖，最后不能自拔。
人性中有一种嗜新的本能，凡事先问新旧，再究优劣。“新”是一种优势，可以当成首选项。“学院批评”与工业化后工业化进程同步，一出世即有西方逻辑理性的深刻肌理，是科学主义应用于语言艺术的产物。它与东方审美特质的差异是从本源开始的，所以本土接受总是伴随误读和嫁接。比如，说到“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就会联想到中国的“点评”传统；语言的“含混”“隐喻”“张力”“反讽”“复义”“悖论”等，也似乎可以从传统批评里找到对应案例。但仔细探究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多有错位，至多是相似而已。传统批评由于缺乏严格的理性逻辑，从根本上与西方论述是很难兼容的。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意指”“能指”“所指”，这些概念很像令人烧脑的绕口令。但仅仅过去三十年，今天能够从转译的层面上熟稔操练的，学士硕士当中已不鲜见。时代风气与知识更新的速度，出人意料。
就在不久前，具有强大本土属性的“传统现实主义批评”，包括其分支如“工具化”“社会化批评”“意识形态批评”等，还占据绝对主流。这源自苏俄流脉与中国传统批评观的结合。人们对这种言说方式习以为常，没有突兀感和陌生感，也没有太多的困惑和纠缠。但事物的变化好像猝不及防：一早醒来打开各类学刊，发现全是触目的概念——“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能指滑动”（sliding of the signifier）、“符码”（code）、“视域融合”（fusion horizons）、“横贯性”（transversality）、“拟象”（simulacrum）、“小对形”（objet petit a），一切还在无尽地衍生；从解构主义代表人物雅克·德里达、保罗·德曼到符号学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布拉格学派雅各布森，都成为频繁出现的名字。
这一切还在加速更新。“新批评”？对不起，那已经是非常老旧的物件了，相当于钟表博物馆里的罗马字符座钟。常见的情势是：面对具体文本，一些批评文字深奥难测、佶屈聱牙，有一个共同特征，即表面上纠缠“语言”，实质上与批评对象并无审美交集，大致是似曾相识的套话。有人不无刻薄地说，它们当中某些“方法”的使用，一个中等智力的院校生通常需要三年，熟练驾驭需要五年，灵活地变通组合则需要七年以上。
类似揶揄实属皮相之言。诟病“学院批评”是容易的，从更高更广更深处考察却非易事。我们终会发现，对它一味否定和嗤之以鼻，不是不够明智，而是不够公允。因为真实的情形是：它在至少三十年的时间里建立了不可言喻的功勋。评价任何事物都需要回到特定的语境之中，如果我们无视它的诞生和萌发、飘移和落地的时间以及缘由，就会陷入莫大的谬误。它对“传统现实主义批评”的对冲或补充、对本土视野的革命性拓宽，其价值无论怎样估价都不过分。事实上，现代后现代“学院批评”，已成为“社会化”“工具化”批评的有效“脱敏剂”和“解毒剂”。
它的主流仍源于“新批评”开拓的“形式主义”路径发展，是转向“文本”之内的“后事”。这对于特殊时段的专业人士不啻一次剧烈摇醒：文学理论批评竟然还有这样的世外天地。是的，它以更加专注的缜密姿态君临“文本”，尽管最终却要绝尘而去。事实上它与创作构成了“同质异形”的关系，比如各自的独立性和游戏性。
艺术的源头之一就是游戏。我们不能一味地严肃，那与艺术发生的实情不符。“传统现实主义批评”有时候太严肃了，以至于在特殊的历史时段里会有碾压性和毁灭性。转而看“学院批评”，它的内部专注性和自主自为、晦涩、温和或自我放逐的姿态，似乎有着另一层深意：拒绝倾听与被倾听。
就此让人想起了布罗茨基的一句名言：“对抗邪恶最可靠的防御是极端个人主义、思维的独创性、异想天开，甚至——如果你愿意的话——古怪。”当然，我们不能断言所有的“学院批评”皆出于类似的“意气”，那同样是狭隘的，是一种误读或“过度诠释”。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我们的批评传统太过物欲化、功利化和工具化了。而且民族性格中有一种鲁迅先生所批评的“差不多主义”。而“学院批评”的格外细致与极其严整较真儿的逻辑思辨，恰是一剂对症好药。不过事物总是因需要随时演变和异化，在数字时代，也可能发生更为可怕的另类情形：“学院批评”与“工具化批评”的结合与混搭。
五、绕不开的“别车杜”
时至今日，“学院派批评”的极度繁衍仍囿于有形无形的高墙，它们在学院属地茂长，依赖密码传递和区块联结的方式延伸。一旦走出高墙，就会形成崩溃的失语状态。这种孤独与封闭的性格，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需要。这非但是水土不服的问题，还有改良嫁接以及类似转基因的社会普及性工作尚待完成。而对于耳熟能详的“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就完全不同，他们早就落地生根，而今已“老妪能解”，显示了顽韧绵长的生命力，与“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本土诗学传统无缝衔接。作为“社会化批评”和“工具化批评”的卓越代表人物，他们才华横溢，高屋建瓴，有着巨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他们将文学视为社会列车上的一件行李，是随身携带的附属品。文学只有反映与服务于社会生活，具有现实性和典型性，也才有意义。这与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些说法颇为相谐，“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终古虽远，僾焉如面”。相比后来的现代主义批评，他们强调“文本”外部空间的绝对性和重要性，其价值全部取决于外部的接纳和需求，这便是他们的诗学标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物，所谓的“文学世界”，与读者即所有潜在批评者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物理空间，批评者可以在这里自由驰骋，而不必进入那个世界。“别车杜”之不同，在于他们先天的审美力和灼人的激情，这使他们可以在“世界”内外穿梭。他们实在是那个时期、那条路径上的佼佼者。由此可见，就与文学的紧密关系而言，路径虽然极其重要，却非唯一的决定性要素，因为这里面还有作为一个批评者的才情与胸襟、超人一等的洞察力。
也恰恰是这些个体差异，会让人忽略路径的辨析以及意义。同样是苏俄传统，同一片土地，这里还萌生过“形式主义”理论批评，如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罗曼·雅各布森、鲍里斯·艾亨鲍姆、尤里·蒂尼亚诺夫、弗拉基米尔·普罗普、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等。他们关于“文本”和“语言”的内部研究，与西方学界的类似路径一致，而且影响深远。
文学既是语言艺术，它与阅读即批评研究的直接对应物，当然只能是“审美”。这是批评的核心与基础。人是语言动物，人类文明源于命名和符号传递，“语言”即成为最大的公共约定。任何社会活动都是语言的实现与抵达。而诗是语言艺术的极致，诗学研究脱离“语言”本体，只能是南辕北辙或舍本求末。社会化批评和工具化批评，将语言视为形式，将内容与之剥离和对立。这种二元思维是荒谬的，因为不存在无形式的内容。就此来看，极端化的社会化批评，其实质是一种学术上的虚无主义。
这里使用的定语为“极端化”，是为了区别一般意义的“社会化批评”。不同的流派，往往只是换一个视角处理同一个事物。“工具化”“意识形态化”批评，就像复杂偏执的各种“学院批评”一样，都是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题中应有之义”，好比“管中窥豹”，各自通向认知和言说的局部。它们都需要未来的综合与拼接，当然那是更加困难的工作。之所以不用“瞎子摸象”作比，是因为这种不以目视的局部感知，一定伴随了更为复杂的触嗅和猜想，那是更高一级的审美活动，与理性思维占主导的学科活动大为不同。
任何极端主义都是有害的，除了社会学意义的“左”与“右”，就连通常推崇的“理智”也是如此。马尔克斯有过一句趣言：“理智主义可能是我这辈子最讨厌的东西了，尤其是那种想把真实世界变成一套牢不可破的理论的理智主义”。他的话让我们联想到许多封闭的、晦涩而绝对的话语体系，它们让人产生的排斥和厌恶，本质上就源于极端主义的虚妄。这几乎少有例外，比如文学的“当代性”也是如此：“当代性”可以是好作品的必备条件，但追求“极端的当代性”，就会导致文字的拙劣堆积。
今天，“别车杜”的道路依然广阔，但它只在学府高墙之外。通常它是被严重稀释过的、失去了奠基者原初热情的部分，算是源远流长的余绪。象牙塔内的孩子一拨又一拨走出来，他们出门后很快陷入失落，发现自己站在了无法沟通的“语言”的荒漠上：极目四望，看不到曾经幻想的那片沙原绿茵，也找不到心中渴念的玫瑰。
六、文本中的“诗螺丝”
如果做一个艰困却又难以省略的工作，将西方自19世纪以来的现代后现代“学院批评”大致地、粗线条地梳理一下，会难堪其烦。紊乱多端，矛盾重重，镶嵌和覆盖，延伸与反叛，无限纠缠充斥其间。自弗洛伊德以降，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新批评”“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接受美学”“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一路下来，好一场曲折漫长的跋涉。其中几位重镇援引无碍，出现频率之高实属必然：艾略特、弗莱、索绪尔、罗兰·巴特、德里达、萨义德，他们成为不可省略的符号与代名词，是“先河”，身后则是辫形河流那样的繁密支汊。
让我们回到“新批评”的话题，因为要谈论“语言”和“文本”，它处于讨论的核心。我们终究还是发现，“新批评”之后出现的诸多现代流派，其中的一部分，是建立在自己的学术需求以及单向自洽的“故意误读”之上。也就是说，它们以“新批评”为锚点，就此展开思辨、正向或逆向的延伸和拆解。仅靠寻索“新批评”的疏漏及其他可能，即可进入学术纵深。
这种“故意误读”，就像最初对康德“纯粹审美”的审视一样。后来者不会把谋思深邃如康德者看成单纯的孩童，而是无视其理论思辨以及语义范畴，讨论这种“独立”和“隔绝”的审美“纯粹性”能否发生。当然不能。这里抽离了哲学表述的深层逻辑，还有量化分序的基础和前提。康德此刻仍然隐含了一个他不能提及的“理想读者”，因为需要局限于特定的语境：先是锁定，然后才能讨论，从而提出一个清晰的、坚定不移的美学原则。
“新批评”讨论的“文本”和“语言”的自足性，强调它们的客观价值与存在方式，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的意义性和必要性，也是因为讨论需要的“锁定”，而非一定要割断“文本”与外部的所有联结，否定它们对“文本”施予的所有影响。他们当然明白读者、作者、社会环境与“文本”相互影响和洇化的关系。作为奠基者的艾略特明确指出：“不可能把文学批评单独圈起来，把从其他角度进行的批评排除在外，一点道德、宗教、社会批评都不掺杂。要把它们排除在外，孤立地单论文学特征，是一种幻想。”
但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它要讨论的是更为重大的原则问题：如何处理其间极为复杂的关系、如何制定具有核心意义的价值准则。
就此，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提出了“意图谬见”（Intentional Fallacy）和“感受谬见”（Affective Fallacy)，成为“新批评”巩固“文本中心”的两块基石。面对“文本”，作者的创作动因及读者反应都要排除，防止任何的外力干扰，专注于“文本”自身，才能够从中寻找和确认固有的、真正不变的价值。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语言”的实现，也就是说，想象中有一颗颗“诗螺丝”在固定，这需要研究者去指定和寻觅它们。
由此指认“新批评”的刻板机械以至荒谬，是极端化偏执化的读取。该流派的主要奠基者艾略特说：“我最好的文章写的是深深影响了我诗歌创作的作家，自然以诗人居多。随着时光流逝，依然能让我感到信心十足的文章，写的都是那些让我心存感激、可以由衷赞美的作家。”可见，他首先将自己界定为一个“读者”，并且“心存感激”地发出“由衷赞美”，这里显然并未排除“作者”与“读者”的存在，因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艾略特认为“作者”是“在场”的，而“读者”也并非生活在真空中，他们既然是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就必然带有全部的经验修养包括价值观等一切。这就是“人”的“审美”。“新批评”所要贯彻和确立的，只是一种“方法”和“规则”、“条件”和“要点”，否则就无以阐述。“诗”和“诗意”的存在，就是因为一颗“诗螺丝”的存在，它已经牢固地拧紧，“诗”和“诗意”也就锁定在“文本”之中。可见，“它用魔法把一个个词汇的边缘逐一拧上螺丝，不让其滑脱。”
“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阐释学”“接受美学”，它们的路径恰好相反：试图提示“文本”的不确定性，认为“意义”只能在读者的解读中生成，它是动态的，而不是凝固的。罗兰·巴特们先是松动那颗“诗螺丝”，接着指出它是徒劳的、无效的，所以干脆将其拔掉，最后索性言称这颗“螺丝”压根就不存在。
真的如此？那“文本”自身的价值差异、意义差异又在哪里？追究下来，如果真的没有那颗“诗螺丝”，关于它的言说和争辩根本就不必发生。所以，德里达和罗兰·巴特对“新批评”并没有根本性的颠覆作用，原创性也就受限，只是对一个重要母题的反向延伸、提醒和补充。他们所说的“文本”在阅读中的变异、读者的逆向影响，其实都是不言而喻的、随时发生的常态而已。正因为“文本”之外的因素对“本文”的作用和影响太大、太容易，所以“新批评”才要制定规则和方向，虽然这样做的风险极大。
类似的学术延伸与发挥常常连带了“故意误读”，即心里明白对方的语境和边界，却装作视而不见。辩证主义滑脱一步就是诡辩，它采用的统一句式是：“事物总有另一面”，或：“事物极有可能是反过来的”。他们好像更加周密，是折中的好手，万无一失且总会有理。他们不愿就同一个问题和同一个方向深入讨论下去，而是开辟另一个话题，由此否定前一个话题，并模糊它的主旨。
七、知识与“前知识”
转眼到了数字时代。AI的出现和应用，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作为“知识”和“方法”的批评体系，尤其是繁衍不绝、几成淹没态势的“现代”“后现代”批评。人们很快发现“知识”的堆积和连缀非常容易，甚至不需要太多耐心。比如“引述”，这通常是学术过程中最常见、最棘手的事情之一，它关涉立论的基础和方向，是逻辑链条上不可省却的环节。算法时代一切都变了，仅仅几秒之内即可完成无数检索，它们相当于青灯黄卷的书斋生活数十个工作日。
曾几何时让人无比敬畏的“移动的图书馆”，那些大学者和大知识人，而今正被数字魔法遮盖和征服。作为数字汇拢集结的“知识”，不仅具有速度的无可比拟性，还会在精微神奇的计算中形成路径归类。一种以严密的逻辑为基底的“思考”因素，正在悄悄加入进来。
知识崇拜快速滑向AI崇拜，依赖也就产生了。知识仍然没有贬值，但因为空前的获取方便，已成为最可信任和陪伴的另一只手。这是一条随意挥舞的机械手，力大无穷，无所不能，它的加持，似乎让任何人都可以变成豪横的学霸。一些术语的转接套用和粘贴挪移，体系之间的互拼和海量流动的电子“文本”，好像一场梦幻般的娱乐游戏。
这迫使我们重估知识，以及它与创造和发现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数字魔方急剧旋转的情势之下，表述本身也从形式意义上暂时停滞，因为一切都需要重新考虑和谋划。所有熟悉的话语，从舶来品到土特产，从现代到后现代；无论是批判“形式主义”的俄国人巴赫金，还是既为著名符号学家又兼畅销书作家的意大利人安贝托·艾柯，所有这一切悉数化入云端，只等某个时刻被一只无足轻重的捞斗滤出。
“知识”或运用方式，进入前所未有的“自由”或“轻率”状态，这既是福音又是悲剧。以前的大知识人不仅拥有知识，而且掌握获取它们的独特路径。今天这一切全都不复存在了。比起一些等待入室的黄口弟子，他们好像只多出一些深皱、一副深度眼镜而已。我们进入了一个“知识”狂欢的时代，一个对它须臾不可脱离却又心生轻慢的时代。
不过，在发生这一切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多问几句：什么是“知识”？什么是它的产生以及最后处境？这好像都不是什么新问题，只是在AI时代的忽然想到。追究之后，我们会认定绝大部分所谓的“知识”，只会在一定的层级和范围内确立，它们远非一成不变，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知识并非终身制。最后，在无限的时光中，它们可能会或一定会被改写和否定。这就是“知识”的命运。
而另一种“知识”相对来说更为安全恒久，这就是等待检验的、长期以“并置”和“悬置”状态存在的事物：它们业已“存在”的客观事实，作为“信息”本身，也属于“知识”。后一种“知识”由于极为特殊的身份，也就变得无比迷人。进入它的序列门槛不高，甚至几乎没有门槛，于是跃跃欲试者如过江之鲫。为了区别两种“知识”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后一种称为“前知识”。这一部分的数值总和大到惊人，只好散乱堆放，基本上处于不必理会的、大可忽略的闲置地带。然而，能够无限吞吐的“云空间”的出现，使这种情形彻底改变了。“前知识”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得到归置，而且还像正式文档一样分别建立了索引。
疯狂制造和繁殖“前知识”，作为一种现象正变得惊人。因为“索引”即身份编号一旦形成，其诱惑是巨大的。以前它大致局限在高等学府，而今仍旧以其为主，但早不限于这类堂皇场所。一条条学位流水线运行依旧，只是它变得不再那么神秘，不再是内部私授那般诡谲。“文学”躯体的肢解方式已千变万化，激光无痛疗法和微创手术正在普及。一台重要手术的大阵仗很少发生，像20世纪那样动辄惊动世人的场景基本绝迹。这属于时代的进步还是其他，一切还不得而知。
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前知识”正在不断地贬值，这与它的加速繁殖速度成正比。更多的“悬置”和“并置”，正在迅速地消解其存在的意义。
“文学批评”是一项特殊的、极其依赖审美能力的工作，进入AI时代，是否可以尝试从以前的“社会化批评”“学院批评”范式走出，稍作喘息，多少恢复一点活力？我们至少知道，任何活泼新鲜的感受，一旦全部让渡给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就会变得枯萎。因此，我们可以不那么急切地加入“前知识”。
八、不兼容与“颉颃力”
我们在“诗学”的范畴内讨论，就要回到开始的命题，即作为核心的“语言”。这里有难以回避的一问：“什么才是‘好的语言’？”
为了讨论的方便，需要直接从“狭义的诗”入手，这样能够说得清楚。长诗和短诗面临的现代困窘是一样的，从长诗入手，可以更好地理解“广义的诗”，它们有叙事性，这更接近于小说。说到长诗，不能不去观照古希腊《伊利亚特》、《奥德赛》、但丁《神曲》和歌德《浮士德》，还有中国的古典长诗，如《诗经》中的《生民》《公刘》，屈原的《离骚》《天问》，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中古之前没有印刷术，书写工具相当简陋，其中的“史诗”需要朗朗上口的韵文口耳相传，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众手参与。它们与屈原、但丁、歌德、白居易那些个人创作完全不同。
长诗在整体结构、质地气韵，以及内在推动力和思想把控等诸多方面，到了现代自由诗已发生了质的改变，如艾略特的《荒原》和《四个四重奏》。他曾评述爱伦·坡、马拉美和瓦莱里等人，说他们过于强调“诗”本身，认为“诗”不为其他负责，只是追求一种极致的“纯粹性”，“目的”和“目标”都不重要，“过程”才具有最高的意义。
自由诗发展到这个阶段，极其依赖个人性和不可重复性，把最核心的东西推到了空前高度，让“诗”的纯度得到大幅度提升，不仅超越了“史诗”的讲述层面，而且跨越了工业化后工业化时代，抵近了一条新的“底线”。今天自由诗的写作，就建立在这个“底线”之上。
艾略特的过人之处，在于指出自由诗所面临的问题：它既奠定了“基础”，达到一种“峰值”和“高度”，也遭遇了巨大危险。“诗”过度强化“个人性”“本质”“词语”，依赖“灵性瞬间”，最终的结局将是可悲的：“对语言的过度警觉和过分关注，会因重荷的不断增加而使人类大脑和神经变得不堪忍受，最终必将土崩瓦解。”
“诗歌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它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艾略特这句颇为费解和触目的名言在说什么？在说传统与个性的关系，说诗人只为“文本”负责的“一次性表达”的重要和可能。再往深处追究，也是在说“语言”，说诗人的DNA。
我们知道个体之间的差异仅由不到0.1的DNA所决定，然而就是这极小的一点，决定了相互之间的不兼容性。如果诗人只刻意出示“语言”DNA的0.1%，那就成为无法沟通的另类生命体。“个性”取决于不可重复性，即不可兼容的极小部分，但需要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存在。诗人的“词语”被要求进一步厘定、清晰和准确，成为一种克制有度、巧妙的“语言”，它既是“表述”的边界，然而又能够在自己的边界上“徘徊”。
瓦莱里等人的价值，在于将“语言”冲刷出不可兼容的、独属个人的颗粒。但这种直取本质的后果，就是艾略特所说的“土崩瓦解”。
“语言”是“表述”的边界，绝非“想象”的边界。任何边界都具有诱惑力、吸引力，要维持“边界”上的运动，就需要一种“颉颃力”：鸟儿上下翻飞时产生的向上和向下的两种力，它们互相抗斥。鸟儿只有在这种抗斥中才能飞行。“诗”是一种飞行，“好的语言”是一种飞行。
这里引述另一句历经多种诠释的名言，它出自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这里在说人类有了如此经历之后，旧的美学形式已经破产或无效。它的深层意涵，仍然包含了“语言”，涉及“诗”与“表述”的关系、它的难度。因为在远远超出人类“想象”的悲惨事件发生之后，诗人要问“诗”当何为？这里不可回避的就是“表述”与“边界”：最好的“语言”怎样飞出“边界”、又是否能够回返。
让我们再次引述美洲诗人路易·卡多索·阿拉贡的豪言：“诗歌为人类生存的唯一实证。”
虚幻的想象，还有浪掷的词语，这一切被诗人自诩为生存的“实证”，忤逆性不言而喻。但这里无关其他，仍旧在说“语言”。如果说“语言”是人类被封存的密闭外壳，那么只有那些不断试图将其打破的诗人，透过撬动的“语言”之隙，才能窥见内在的生存。毫无疑问，这真的是一种取证方式。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里说的还是“语言”。想象之境，其中的“真意”，无法用“语言”表述，因为“表述”的“边界”就是“语言”自身。“边界”之外的部分，就是“诗”。我们突破的禁锢，寻觅的“真意”，只能依靠“边界”内外的挣脱/回返：它是另一种“语言”，是“诗”本身。
就此，我们似乎正在稍稍接近那句质询：什么才是“好的语言”。
现代小说是当代诗学研究的主体，而诗是文学的核心。关于“好的语言”的一切原理，同样需要小说来体现和贯彻。自始至终，所有的小说杰作都是一场“语言的飞行”，即一种“颉颃力”的运动过程。
九、批评的“狭义”和“广义”
确认和寻觅“好的语言”，是诗学研究的中心意涵。文学批评研究经常被区分为“内部”或“外部”，指的是只局限于具体文本，还是蔓延到更深更远处，比如从社会学接受学的立场出发。西方“形式主义”批评通常被视为“内部”，因为它研究的重心一直局限于“文本”。可是从“新批评”开始，诸多流派异彩纷呈，它们在变得越来越精微致密的同时，也在趋向极度的技术化与科学化，与审美的意义渐行渐远。
以文学作品为对象的批评，对应的核心仍然是审美。虽然有路径和方法的差异，但它们不应该成为借口。仅仅以“文本”为材料阐述和引述，以文学批评为名行哲学社会历史伦理之思为实，已屡见不鲜。就此而言，“学院批评”与长期作为对应物的“社会化工具化批评”，二者与“文本”和“审美”的关系已经趋同：“文本”只是它们的话题和缘由。
进入20世纪90年代，受西方“形式主义”批评的启发，本土理论批评界出现了“主体论”，它针对的当然是占有主流地位的“工具化”批评。从“新批评”的“本体论”到国内的“主体论”，只有一字之差，实际上是一次小心翼翼的推进，虽然重心仍然没有移到“文本”和“语言”的“本体”，却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立论。
文学理论批评进入“文本”的端口会有不同，这涉及方法的问题。但“方法”与“目标”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并非一定具有决定的意义。同样是所谓的“外部”批评，比如那些“社会化”批评，还不是陈旧与否的问题，而是能否切入真正的诗学。尽管如此，其中的一部分仍有可能由“外”入“内”，洋溢出难以遮掩的审美热情和理性激情。相反，一些严格遵循“内部”规则的“学院批评”，也极有可能是以“文本”为对象的一场“学术”游戏。我们知道，寻找既有概念的对应物，与鲜活地感受“语言”的气息与质地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是审美活动，而前者一定是排斥审美的。
显而易见，“内部”“外部”这样的路径区隔不足以厘清，还须引入“广义”和“狭义”的概念。它们比较含混，通常将不针对具体作品的批评文字称为“广义”，反之则称为“狭义”。这太过笼统。既然有关“范围”，那就应该首先确立“核心”，然后再划定“半径”：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其核心只能是审美，其他都赖此而生。“核心”既有，“半径”当然是从中心往外辐射的直线距离。超出了这个半径，自然就属于“广义”的文学批评。也就是说，以前的含混主要不是路径问题，而是更原则的问题：非审美的打量不属于“狭义的文学批评”，正像《资本论》和康德著作不属于“文学”一样，虽然它们也不乏“文学性”。
“广义”与“狭义”只是一种学术分列，并无高下之别。语言艺术的审美力是极其特殊的，它的源路以及完成方式难以量化，是先天与后天的综合。即审美力与“知识”有关，却无法由“知识”代替和弥补。诚如艾略特所言：“很可能天才会打破一切常规，它不是任何教育制度所能培养的，也不是任何教育制度所能扼杀的。”也就是说，“狭义的文学批评”是难以传授的，而“广义的文学批评”似乎可以。
就此即可明白，“狭义”的文学批评与研究的本质，并不取决于学术方法的新进与陈旧，相反，过分让渡于知识话语，迁就和套用某种流派与体系，反而会形成审美障碍。
所有“狭义的文学批评”都要面向“语言”，理解和感受“好的语言”，全力以赴。就此而言，它也可以称之为“语言批评”：这样的指称或直接引为概念，或更方便、更直观和更通俗。“语言批评”同样视“语言”为本体，但反对以科学和机械的方法去对待它。在审美过程中，批评家首先需要还原“读者”的身份。“理解”和“感受”并存一体，但“感受”是鲜活流动的基础，所以是更重要的。
“语言批评”的具体意涵需要进一步讨论。比如，就语言艺术的本质要求而言，一切的研究和价值判断，都不能离开“语言”本体；“语言”不是与“内容”对立的一方，而是“内容”的肌体和肌理；“词语”是故事的最小单位，也是意义、价值观、情境和人物的构筑元素；“语言”是审美的不二之径，也是审美的中心依据和基本材料。简而言之，文学批评与研究是自始至终的、全程的“审美”活动；在“前知识”大量堆积和诱惑的AI时代，需要重估“知识”的地位，特别是引述与并置、技术与方法、感受与直觉，它们之间的区别与价值。
不言而喻，即便是对具体作品的批评，如果偏离和绕开了“语言”，也不属于“狭义的文学批评”。可见，有审美深度的、非印象化的批评实在是太少了。这种实际操作中的结构失衡，后果当然不限于文学，因为对“语言”品质的无视和疏忽，将导致更大面积的粗鄙化。英国批评家伊格尔顿说：“一个社会的语言的质量，最能说明这一社会的个人和社会生活的质量。”这显然不只是文学判断的荒谬，还有因“语言”能力的萎褪而丧失的其他部分。人类所有的创造和发现，包括科技，都仅是一次又一次的“语言”抵达。失去了“语言”自觉，没有了这样的生命专注，其表征首先是文学的苍白浅陋，然后就是包括科技在内的各个领域的溃颓。
结语
恪守“语言批评”的方法和原则，或能对具体文本作出更有效的判断。
20 世纪40年代完成的“新批评”体系，至今仍具重要的镜鉴意义。但其内部的繁复性和冲突性值得注意，其主要奠基者的批评实践与整个理论体系（成说）之间存在的矛盾，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分析的重点。只有对这种矛盾的成因以及差异的仔细辨析，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这个体系的核心价值。
置身AI时代，回头再看“文本细读”和“语言本体”，它作为这个体系的基本主张，已经发生了价值上的重心偏移：更加凸显了作为方法论的朴素性和基础性，却进一步降低了自身的纯理论价值。也就是说，它的批评思维重点和指向仍然具有重大意义，但用来实际操作的逻辑框架却难以支撑。作为“方法”的知识，今天的呈现与使用已发生深刻改变，与之相依的学术价值也随之改变。因为“算法”的普及与加持，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前知识”漫淹而来，文学批评与研究中超越“科学”与“方法”的“非知识”部分，如直面文本的鲜活感受力，越来越显示出无法替代的根源性和基础性，更无法复制，所以一定会得到充分的倚重和开掘、释放和发育。
“语言批评”作为概念的提出，是在重新审视“新批评”流派诸多内部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对象为“语言”，它的使用和身份认定应再度明确。“语言批评”认为，作为“审美本体”的“语言”，是运动和不断发生变化的一个过程，不能依赖和重复使用某种科学技法，对其进行意义和价值的印证和固定：审美是“理解”与“感受”是同步交互的，而“感受”更为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批评研究的具体手段与最终目的需要保持内在的一致性：“目的”是获取准确的审美价值判断，“手段”就不能是机械的模板化和程式化。“手段”的错误，将导致“目的”的背离。另外，“语言批评”提出的“好的语言”，是一场“语言颉颃力”的持续行进，而“诗螺丝”之喻，即指运动中的“单元”和“节点”。
当下，对“语言”大而化之的无感的文学批评，在价值判断上是无效的。由于它从根底上与审美绝缘，也只能从“文本”之外寻找价值，这就不止于依赖“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最后还会在商业主义和信息拥堵的双重压力下，堕入极端的荒谬：以销量、流量、评奖，甚至是轻浮的喧哗“声量”为标准。至此，所谓的“文学批评”，即失去了最基本的专业操守和功能反应，一切荡然无存。
漫卷在数字烟尘中的批评文字，皇皇亿数，引述无尽，全无温度。面对“文本”，它们失去了感动的能力，也没有留下“阅读”的痕迹。好像置身于荒凉冷漠的世界，磨掉了最后一点耐心和热情、最后一丝雅致的趣味。真如庖丁解牛一般，“只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既然不以“目视”，这里的“神遇”也只是时风中的闻和嗅而已。它们即便遭逢了托尔斯泰、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再到马尔克斯、索尔·贝娄这样旷世迷人的语言巨匠，也同样会全然无感。
批评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广义的文学批评”仍会以巨大的体量长期存在，“学院批评”和“社会化批评”将是它们的主干，各自发挥“学院”和“社会”这两个层面的功能与作用。但“狭义的文学批评”即“语言批评”，本质上是对“好的语言”的辨析和认知，受难度所限，所以依旧会非常稀缺。我们只是希望它从自然生长的状态，进入某种唤醒和自觉的境界。
这将是一场由内而外的、唤醒“语言自觉”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