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90年春天到1991年末，我在农村的区委办公室工作。

这期间，我主要负责区下面六个乡镇的计划生育统计,有时，还要亲自跟着乡镇计划生育工作队到村里，实地参与和验证他们工作的真实性。这段工作经历，让我对农村重男轻女、超生、偷生，以及计划生育政策，有了更深的认识。多年来，这些事一直在我心里耿耿难忘。于是，就了这篇探讨女性心理变化、精神世界隐痛的小说。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叙述者 “我” 并非全知的旁观者，只是一个有限的观察者。作为血液中心的办公室职员，“我” 同样困在生育困境之中：丈夫与婆婆固守着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希望我生育二胎，能有一个男孩，由此生出隐蔽的家庭矛盾。我与曾小可并非世俗意义上的闺蜜，更像是两棵并肩而立的树，彼此守望，却不相互攀附。我们见面不过喝茶闲谈，聊读书与电影，适度倾诉内心苦闷，却从不打探对方隐秘的过往。设置这样一位叙事者，是我的刻意安排。“我” 只能看见曾小可展露在外的情绪，无法洞穿她内心深处封存的记忆。正如现实之中，我们永远很难真正读懂别人的全部内心，这种认知上的局限，恰恰有利于还原生活本来的样貌。

我习惯把人物无形的情绪，寄托在具体的风物意象之上。故事将核心场景，安置在故乡门神街的守味咖啡馆。老街留存着明清木版年画的遗存，朱仙镇、杨柳青的雕版静悬墙面，门神本是驱邪护宅的象征，寓意守护与安稳。但是，能够守护家门的门神，却护不住人的内心。咖啡的拉花被做成尉迟恭门神，威风凛凛的形象浮于奶泡之上，精致又脆弱，一口饮下便消散无踪。咖啡馆名为 “守味”，能守住咖啡本身的醇香原味，却不能守住人心、守住破碎的记忆！这是我埋在文本中的一重反讽。外在的庇护都是虚妄，心底的伤痕，没有门神可以替人抵挡。

“伊犁糖”是这个小说的核心文眼。糖天然指向甜蜜、慰藉，是苦难生活里一点短暂的盼头。曾小可拿出包装精美的伊犁糖，滔滔不绝讲述新疆旅途，描绘乌尔禾戈壁漫天星河，讲起偶遇的骑行女子丁丁。一颗甜菜熬制的糖果，成为苦难与温柔的符号。直到故事结尾，真相轰然揭开：那场横跨独库公路、赛里木湖的远行，戈壁星空、相遇的丁丁，都是她脑海编织出来的幻梦，她自始至终从未踏足新疆。那盒伊犁糖包裹的，是她被原生家庭长久压抑的执念。

我不想把曾小可定义为一个精神失常的病人。比起病理层面的刻画，我更想追问破碎的根源。重男轻女的习俗和特定时期计划生育的政策下，她的父母为求男孩，遗弃刚出生的女婴。家族的秘密被刻意掩埋，可秘密并不会凭空消散。这份记忆沉在年幼的曾小可心底，化为深重的负罪感——如果自己是男孩，妹妹是不是就不会被抛弃。成年之后亲情的疏离、弟弟的道德绑架、世俗对她 “不合群” 的标签，反复刺激着她。于是，她虚构出丁丁，把对失散妹妹全部的思念、愧疚，投射到这个想象出来的人物身上。甜蜜的糖衣之下，是千沟万壑、无处愈合的旧伤。

小说结尾，我选择以留白收束全篇，没有给出确定的结局。“我”嘴里含着伊犁糖，刚刚体会到甜意，却得知曾小可早已失踪多日。口中的甜味瞬间褪去，只剩下刺骨的寒凉。我没有写她去往何方，没安排救赎或者死亡。生活本就不是闭环的故事，很多创伤没有解药，很多失踪得不到答案。同时，这场相遇也唤醒了叙述者“我”，见证过曾小可的悲剧，看清婚姻里潜藏的枷锁，下定决心拒绝为了传宗接代而生孩子。两人互为镜像，一个困于过往，一个由此觉醒。

时代在向前行进,但根植于人意识深处的偏见，造成的伤害依旧延续。那些被掩埋的往事，总会以幻觉、执念的形式冒出来，藏在一颗糖果，一场虚构的远行之中。文学所要做的，便是剥开那层诱人的糖衣，看见包裹着的隐疾。

这也正是我创作这篇小说的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