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读书会成员杜心源与刘墉如在北师大读书期间合影（图片来源：《艰难的奉献：杜心源纪念文集》）

“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朱自清1928年写下的长文《那里去》，道出了国民革命失败后知识界的精神处境。在那样的时代氛围中，一批心怀家国的青年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毅然踏上了革命之路。鏖尔读书会青年群体，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鏖尔读书会，亦称OUR读书会（鏖尔为“OUR”的谐音），最初由李舜琴、郝德青、张衡宇、肖镇卿等一批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的山西青年在1929年发起成立，活动地点主要在宣武门下斜街的山西会馆。1930年之后，读书会影响渐次扩展至北平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宏达学院、保定二师、太原成成中学，成员亦由最初的30人扩充到百余人——不再局限于山西籍，而成为向往革命的青年学子的共同家园。据郝德青晚年在《漫忆沧桑》中回忆：

在找不到党组织的情况下，为团结青年，宣传革命，学习马克思主义，我和张衡宇等一些同学以北师大为基础，组织“鏖尔”（英文our 的谐音）读书会，先后出版了革命刊物《鏖尔》《转换》。两刊物均由我们自己凑钱，偷偷印出来。因没人敢公开卖，我们就拿到东安市场，塞给摆书摊的小贩帮助卖……1929年，我又考入北平大学法学院政治系。从此，我在两所大学挂名读书，而主要精力则投入革命活动。

《鏖尔》与《转换》先后创刊于1930年1月和3月，通讯处分别标注为“北平法大第三院程娜转”和“北平师范大学程娜转”，同属两校的“程娜”大概率是郝德青的化名。读书会中像郝德青这种“挂名读书”“而主要精力则投入革命活动”的“职业学生”并不少见——李舜琴的情形更为典型。他最早于1924年考入北平民国大学，继而于192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并受组织委派在法政大学过组织生活。1927年，其因革命工作需要返回山西，次年3月重回北师大（时名“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复学，鏖尔读书会即是其复学之后与同学、同乡、同志一起创办的从事革命宣传与思想动员的半公开组织。

1929年的北平已经不复百家争鸣的思想活跃局面，但五四时期“以社团聚人、以刊物立言”的思想动员传统依旧得到了延续。鏖尔读书会在“组织起来学马列”的同时，也以相当精力投入了刊物的出版与发行——当然，同当时的大多数左翼文化刊物一样，这些刊物也面临着被当局查禁的命运。1930到1932年，读书会先后创办《鏖尔》《转换》《转变》三份刊物，除《转换》出版两期外，另两份刊物均“创刊即终刊”，只能换个新名字继续出版。

“不是要谈高深的玄妙东西……使社会科学的理论普遍化，通俗化，要使社会学科的理论现实化，要指出青年之路，要了解现实的环境，国际的大势”——刊载于《转换》第2期的《编后的几句话》道出了鏖尔读书会马列理论学习的基本宗旨。基于这一宗旨，读书会四期刊物中唯一分栏的《转换》第2期“时事分析”“专论”“国际政治经济”“文艺”“讲演”“北方文化运动消息”均紧密围绕现实问题设置栏目。各期刊物发表的文章，无论是介绍唯物主义理论的《唯物辩证法的介绍》《唯物的国家观》，还是分析社会发展趋势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生成发展及其崩溃的必然性》《资本主义没落期之国际关系》《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工农革命的高潮》，抑或是讨论时政的《最近两周政治经济的分析》《目前失业问题的检讨》，均秉持了“理论现实化”的宗旨并致力于探讨中国革命与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

鏖尔读书会理论与时事结合的特点在当事人的回忆录中得到了印证。1929年考入北师大地理系的狄景襄晚年回忆，读书会主要“讨论学习《共产党宣言》的一些观点和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科学地历史地总结的精神”“根据党内传达的文件，讨论苏区土地革命战争形势，和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革命胜利的可能”，同时也会引导大家“讨论当一个职业革命家还是当一个革命职业者的问题”（《我参加革命的主要斗争历程》）。类似的情形也见于1930年就读于宏达学院的刘景明的记载。在他的描述中，读书会“每周规定阅读唯物史观、辩证法，自己阅读后，到法大、北师大分组进行集体讨论”并由李舜琴等老党员进行辅导，此外，“学习会还讨论目前革命形势，如江西红军反‘围剿’活捉张辉瓒的军事胜利，鄂豫皖苏区许继慎，邝继勋打了胜仗隔一个时期还要举行会员大会”（《OUR读书会》）。可见，鏖尔读书会的理论学习从来没有停止于原典阐释，而是始终注意了与现实形势的结合。

鲁迅1930年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曾经指出“倘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则有滑入“右翼”“右倾”的风险，他由此寄望于“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作为专注于马列理论的团体，鏖尔读书会没有取得“左联”那样的文艺建树，但在引导知识青年“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造出大群新的战士”方面则有着显著的成效。一方面传播马克思主义、构建信仰共同体，一方面研究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亲身参加工农革命与社会实践，几乎是读书会青年的共同选择。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们将民族救亡与阶级革命的追求融于一体，以对社会、民族哀乐与共的精神投入了艰苦严峻的斗争。今天的我们已经难以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仅能择其要者略述行迹：

李舜琴，1930年毕业后辗转赴南开中学、信阳第三师范和太原金山中学、成成中学任教，将革命火种播撒至新一代青年；其先后担任山西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江苏省委宣传部代部长，在艰危的局势中继续以思想启蒙助力社会革命；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其以西北参观团团长身份带领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并在延安以教务长职参与创办陕北公学。张衡宇，1933年因叛徒出卖被捕，1937年出狱后在中共北方局军委太行山区从事革命宣传，直至1942年日军“扫荡”时壮烈牺牲。雷任民，1931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1933年出狱东渡日本从事秘密革命活动；1936年末回国参加抗日救亡，先后担任牺盟总会常委、决死四纵队政治委员及晋西北军区第四、六军分分区副司令员……在社会与民族的危亡面前，他们以“投笔从戎”践行了自己读书会时的理想，也完成了从知识青年到革命战士的蜕变。新中国成立之后，读书会中有多名成员成长为省部级领导，在他们看来，这是以另一种形式践行年轻时的革命理想。

鏖尔读书会不仅呈现了北平左翼文化运动思想启蒙与革命实践密切交织的历史景观，也浓缩了一代知识人精神转型的典型路径。其决绝与热忱，恰如同时代诗人天蓝1939年在《无题》和《学底海》中分别写下的诗句：“我随历史的战斗行进；/我，从单个人/走向人群”，“夜正迷茫/风正萧索/年轻而勇敢的人呵/跃入大时代冷峻的战斗”。九十余载光阴逝去，他们的身影并未消失于历史，反而在长时段的回望中予人以深沉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