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六一居士欧阳修的《集古录》，是中国古代金石学的开创之作。欧阳修致力于收集金石拓本，“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的《集古录》，便是欧公“六一居士”得名之“一”。此后，欧阳修为金石拓本撰写跋尾，初名《集古录目》，后来又有题写于拓本者，最终定名为《集古录跋尾》。南宋周必大编纂《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为欧集之集大成者，其中卷一三四至一四三为《集古录跋尾》十卷。然历经岁月播迁，传世诸宋刻残本中，《集古录跋尾》均不免散佚之憾。今上海书画出版社以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嘉定初年欧阳伋饶州刻本《集古录跋尾》为底本影印出版，此本为目前宋刻诸本中最为完备者，其仅缺之一叶，复据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藏本补配，遂使此宋本汇为完璧，重现人间。

至于在周必大本之前，《集古录跋尾》的文本是如何最终凝定的？追踪相关文献记述可知，两宋之交，《集古录跋尾》曾以墨迹、摹刻、集本三种形态流传士林。各具源流，彼此影响，共同铺就了其文本定型之前史。

一、墨迹流转

《集古录跋尾》从最初的拟稿，到题写于金石拓本之后，再到整理修改，存在一篇题跋存有多稿的情况。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的墨迹，既包括书写于《集古录》拓本之后的真迹跋尾，又包括欧公亲笔而未题于拓本之后的跋尾“草稿”等，曾在两宋士人间辗转流传。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先贤遗迹”之欧阳修手书墨迹《集古录跋尾》，包括《西岳华山庙碑》《杨君碑》《陆文学传》《平泉山居草木记》四篇，是目前仅见的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墨迹本。此本曾藏赵明诚处，崇宁五年（1106）赵明诚重装，米芾亦于此年题跋，至宣和四年（1122）为止，赵明诚又三次追跋。从文字面貌来看，手书墨迹中的《西岳华山庙碑》《杨君碑》两篇，又有周必大据方崧卿吉州所刊真迹、参以欧阳修集本整理者，分别以《后汉西岳华山庙碑》和《后汉沛相杨君碑》为题，收入周必大刻本《集古录跋尾》卷一、卷二。比较文本可知，今传的手书墨迹或属初稿，方崧卿所刊“真迹”当属修改稿，集本系再经删改后勒定。南渡以后，韩元吉、朱熹、尤袤、洪迈先后于淳熙九年（1182）、淳熙十二年（1185）、淳熙十五年（1188）、庆元元年（1195）在卷上作跋。各家跋文中，也透露出此手书墨迹与当时流传的别本手书、印本文字存在异同。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的手跋墨迹，亦有一部分藏于欧阳修后人。周必大曾言，“靖康间，公诸孙避难南行，不能尽载，乃取遗泽而弃旧刻”。台北故宫所藏欧阳修手书墨迹之韩元吉跋言，“顷尝见其曾孙当世家尚二百本，但跋尾及一二名公题字，其石刻谓离乱之后逸之尔”，可见韩氏曾在欧阳修曾孙欧阳当世处，寓目过约二百篇《集古录跋尾》真迹。欧阳当世为欧阳修长子欧阳发一支，其世系为欧阳修、欧阳发、欧阳宪、欧阳当世。周必大、韩元吉的记述，也透露出欧阳修后人在动乱播迁、举家南迁时，曾舍弃部分《集古录》碑拓，单独保留了欧阳修遗泽墨迹及名公题字。

此外，还有一些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墨迹，散藏于南宋时人之手。

二、摩勒真迹

南宋时期，欧阳修的真迹墨宝，曾被时人汇集后，以勒石或刻木的形式流传。周必大曾将欧阳修《试笔》等墨迹与《集古录跋尾》中《前汉五器铭》一并刻于家塾。又据曾宏父《石刻铺叙》介绍，南宋有三次集中刊勒《集古录跋尾》真迹，分别由王蔺、方崧卿、郑寅主持。

欧阳当世之子欧阳㑺所藏真迹一百五十一跋，“枢使王蔺为镌石豫章，分为上、下、后三帙”。王蔺淳熙十五年三月至八月在江南西路安抚使兼知隆兴府任上，与陆九渊有书札往来，绍熙元年（1190）七月至十二月任枢密使。王蔺镌石豫章，当在淳熙十五年前后江西任上。

绍熙元年，方崧卿知吉州，创六一堂，“裒聚真迹，刻版庐陵，得二百四十余篇”。据曾宏父所言，方崧卿所刊，除囊括王蔺已刊的一百五十一跋外，又从欧阳㑺处增集十二跋，外加欧阳修另一玄孙欧阳伋所藏十七跋、周必大所藏五十五跋、张奭所藏一十跋（按，疑为“十一”之倒），合计二百四十六跋。欧阳㑺处，共藏一百七十三跋。欧阳㑺之收藏，当继承自其父，则韩元吉在欧阳当世处所见的二百本，或为约数。周必大尝为方崧卿所刊真迹作跋，言“以较印本，其未获者才百余篇。指授点画，殆类亲笔，非石刻比也”。

嘉定十一年（1218），郑寅知吉州时，模丹镌刻其舅汪逵所藏二十二篇真迹。赵希弁《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袁本卷第五下《附志》“法帖类”著录有“欧阳公《集古录跋尾》六卷《拾遗》一卷”，言“右周益公跋，方崧卿所刊。虽非石刻，亦真迹也，故附于法帖之后”。“《集古录跋尾》六卷”当指方崧卿本，“《拾遗》一卷”或即郑寅知吉州时所刊。同时，曾宏父言汪逵旧藏二十二篇，与方崧卿所刊真迹“四跋重复，当时稿草也。间多改窜订正，字迹大小不同，然皆公亲札”。这四篇重复，当指一跋有不同真迹草稿。今存的欧公手书墨迹四跋上，虽未见汪逵藏印，然比勘文本，欧公墨迹或即汪逵旧藏。

需要指出的是，曾宏父记王蔺本、方崧卿本、郑寅本皆为“镌石”，然正如赵希弁所言，久负盛名、流传一时的方崧卿本“非石刻”，当系刊版。陆游嘉泰四年（1204）作《跋六一居士集古录跋尾》：“始予得此本，刻画精致，如见真笔。会有使入蜀，以寄张季长。及再得之，才相距数年，讹阙已多，知古人欲传远者，必托之金石，有以也夫！”可知陆游曾将早先所得的方崧卿刊本赠予在蜀为官的张縯（季长），时隔数年，陆游再得一本，点画已有漫漶。而方崧卿摹刻本，与周必大校刊《欧阳文忠公集》关系尤密。

三、集本流传

欧阳修晚年时已开始董理《集古录跋尾》，欧阳修去世后不久，此书经儿辈编定，成十卷“集本”，并以印本形态流传。在欧阳修子欧阳发所撰《事迹》等文献中，提及欧阳修著有《集古录跋尾》十卷，所指即单行集本。又韩元吉跋欧公墨迹，言“以校文集所载，多讹舛脱略，是当为正”；朱熹跋欧公墨迹，亦言“《集古跋尾》以真迹校印本，有不同者，韩公论之详矣。然《平泉草木记》跋后，印本尚有六七十字”；周必大编校《欧阳文忠公集》，言“世传《集古跋》十卷四百余篇”。可知北宋末至南宋初，《集古录跋尾》当有印行之十卷集本。

然而，早期集本《集古录跋尾》十卷的旧貌已颇难追索，今唯存两种欧集，内载六卷本《集古目录跋尾》。其一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八十卷本《欧阳文忠公居士全集》，存卷十二至八十。该本祖出“杭州悟空巷张秀才宅板”的南宋初年刻本，卷七四至卷七九为《集古目录跋尾》六卷，共收三百五十五篇。其二为六十一卷本之《庐陵欧阳先生文集》，为南宋前期福建刻本，今存同版二帙，皆为残本，一藏上海博物馆，存卷五七、五八，分别题“《集古目录跋尾》五”“《集古目录跋尾》四”；一藏台北汉学中心，存卷一至五、十二至三二、四六至六一，其中卷五五至六十为《集古目录跋尾》之卷二、三、五、四、一、六，共收三百五十三篇，较明抄本少卷六《海陵王铭》《靖居寺题名》两篇。

从全书面貌来看，这两种欧集都属于周必大编校欧集之前的传本，编次和异文各有特点。但就《集古录跋尾》而言，二书均为六卷，题作“集古目录跋尾”，整体编次、文本系统等接近，当有共同来源。周必大校刊《集古录跋尾》，所据为十卷本“集本”，不过，从文本异文来看，这两种六卷本《集古目录跋尾》与周必大所用“集本”接近。

四、文本凝定

在方崧卿刊刻《集古录跋尾》真迹的次年，周必大有感于当时欧集传本众多，开始系统编校《欧阳文忠公集》，并得孙谦益等协助，“遍搜旧本，傍采先贤文集”，起绍熙二年（1191），终庆元二年（1196），“成一百五十三卷，别为附录五卷，可缮写模印”。周必大编校本中，卷一百三十四至卷一百四十三为《集古录跋尾》，凡十卷。

周必大编校时，参用方崧卿所刊真迹及当时流传的集本十卷，重新厘定了《集古录跋尾》的编次。周必大打破原本的集本次第，改依碑拓的时代先后排序，个别同一作者存多篇的，则拢归一处。同时，周必大编校时，以方崧卿所刻真迹为主，注以集本异同；如真迹、集本差异较大，则二篇并存。此外，周必大还利用了张縯所刊绵州本《拾遗》与《别集》。《集古录跋尾》正文写样付梓之后，周必大又陆续获见欧阳棐《集古录目》、《集古录跋尾》的他本等文献资料，并以修版、补刻校记的方式，对《集古录跋尾》加以补充。《集古录跋尾》周必大编校本的印行，标志着《集古录跋尾》文本内容、编次顺序的凝定，也在欧集的版本嬗变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自庆元二年夏《欧阳文忠公集》印行起，至嘉泰四年十月去世为止，周必大仍在不断搜集欧集的相关材料，补充欧集佚文、佚词、佚简，新增校记。约在开禧嘉定年间，周必大之子周纶在吉州翻刻周必大本。嘉定初年，欧阳伋在饶州翻刻周必大本。明永乐年间，太子朱高炽主持刊刻《欧阳文忠公集》，主要底本为当时内府所藏的周必大本，并参考了内府所藏的周纶本、欧阳伋本，对部分周必大的校记有所调整，成为明清两代欧集刻本之祖本。《集古录跋尾》的单刻本，最早为清顺治间章丘谢氏刻本，道光、光绪续有刊本，皆为朱高炽本之流裔。

今存的欧阳伋饶州刻《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三四至一四三《集古录跋尾》，汇集了周必大所见的《集古录跋尾》摹本、集本的丰富异文面貌，透露出《集古录跋尾》从欧阳修拟稿、题跋到修改的前后踪迹，也展现了周必大编次、校勘并不断增补材料的动态经过。

金石不朽，人生短暂。细绎《集古录跋尾》，在欧阳修对金石拓本的历史考证之外，欧公反复修改的精益求精、兴怀人事的生命感喟，或亦能扣动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