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自己”：樊骏认识的老舍
樊骏是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学科魂”，关于文学史、学术史的评议文章高屋建瓴，引领学科的建设发展；在数量有限的作家作品研究中，与老舍相关的文章占据半壁，是新时期老舍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樊骏回顾自己的学科评议文章时讲的话意味深长：“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把这作为研究课题和专业方向，都不是出于我自己的选择。”不知不觉扮演起“学术警察”的角色是出于对学科建设的“责任感”。反过来讲，樊骏投入大量精力研究老舍可能出于“自己的选择”。
“自己的选择”在樊骏留下的文字中出现频率不高，却是贯穿他最后三十年学术生涯的核心精神。樊骏对王瑶评价乐黛云的一段话感慨尤深：“每个人如果能根据自己的精神素质和知识结构、思维特点和美学爱好等因素来选择适合自己特点的研究对象、角度和方法，那就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智，从而获得更好的成就。”樊骏也多次引用王瑶评价吴福辉的一段文字：“作者自觉地‘寻找自己’……寻找适合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的角度与方法，以开拓自己前进的道路，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根据研究对象做自己的选择，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是王瑶、樊骏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集体反思，也是宏大话语解构期憧憬的学术精神。
樊骏在新时期钟情于老舍研究是自己的选择，“寻找自己”是他研究老舍时的关键词。《老舍的“寻找”》在樊骏的系列文章中值得格外重视，该文不只是透过历史尘雾寻找消失已久的老舍，更是借老舍之酒杯浇自我块垒，在时代洪流中寻找一度迷失的自己。所以慈明亮将该文解读成“樊骏先生对自己的寻找”。樊骏的老舍研究亦是寻找自己的心路历程。
一、认识祥子
樊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纪念老舍先生八十诞辰》发表在《文学评论》1979年第1期，撰写时间应在1978年。这一年老舍平反，《骆驼祥子》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出版；6月3日举行“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墓里只安放一副眼镜、一枝笔和一包茶叶，没有骨灰。国家领导人敬献花圈，茅盾、巴金、曹禺等友人出席致哀，规格之高，可谓空前。不知樊骏是否亲临现场，但从各界哀悼的氛围中可以感受文艺解冻的早春气息。当时文化界尚未举办大型纪念老舍活动，樊骏的这篇文章空谷足音，被誉为新时期老舍研究的开山之作。
老舍在新中国初期的文学活动十分活跃，在同时期的老作家中成绩最突出；然而《龙须沟》《茶馆》等作品荣获称誉的同时招致不少非议。老舍自从登上文坛便在满是分歧的评价中谨慎前行，最终以沉湖方式辞世。如何正确地认识老舍，客观评价老舍的文学创作是樊骏等学人需要直面的时代课题。认识祥子是认识老舍的前哨。樊骏并未局限于单部作品，而是在现代文学史的框架下重新认识老舍的文学创作。重新认识意味着一场对话，是对从前认识的补充、修正乃至颠覆。围绕老舍与《骆驼祥子》，王瑶是樊骏的对话者之一。不知二人是否就此有过当面交流，以目前掌握的材料判断，唐弢版《中国现代文学史》里的老舍一节留下二人的对话痕迹。
1978年9月，唐弢联系严家炎、樊骏等学者重建“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延续中断十四年的工作。这本当年由周扬挂帅、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历时三年，完成约六十万字的书稿。王瑶负责执笔“巴金和他的‘激流三部曲’”“老舍和他的《骆驼祥子》”“曹禺和他的《雷雨》《日出》”等章节；樊骏负责执笔无产阶级文艺运动部分。上半部书稿因打印交与相关作家、学者讨论得以幸存（以下称“讨论稿”），下半部书稿在动乱年代遗失。此番重新组织人力，将上半部修订后拆成两册，重写下半部，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分别于1979年6月、1979年11月、1980年12月出版。这便是学科史上影响深远的唐弢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册撰写时间始于1978年冬，前两册应在此前定稿，与樊骏撰写《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在同一时段。按“编写组”介绍的分工情况：“上册修订工作除由严家炎全面负责外，樊骏协助修改了‘左联’部分，蔡清富、吴子敏协助修改了某些章节。”王瑶未参加编写组。对比唐版教材“老舍和他的《骆驼祥子》”与王瑶执笔的“讨论稿”，教材仅对修辞、关联词等作小幅修订，将《骆驼祥子》的定位由“批判现实主义”改为“现实主义”，基本保留王瑶的原稿风貌。然而王瑶“讨论稿”（包括唐版教材）对老舍的评价存在不和谐的分歧，影响新时期以来老舍研究的不同路径。
王瑶早期评论老舍的文字主要见于《中国新文学史稿》，千余字，在“城市生活的面影”下简略介绍老舍的创作情况，认为在他的作品中《骆驼祥子》“是最好的一部”。1964年执笔的“讨论稿”保留“城市生活”“城市居民”等概念，却加入一段更具时代特征的表述方式：“他从小就熟悉城市贫民的生活激起他对于社会恶势力的愤懑和对于生活在底层者的同情。”“城市生活”“城市居民”与“城市底层”“城市贫民”作为两组概念有重要重合，却指向不同的政治话语，彰显不同的老舍面影。或许出于教材编写者的客观立场，王瑶原稿兼收两组不算和谐的表述，征求意见，择取其一。至于王瑶本人，无疑认为老舍小说的表现对象是北京“城市生活”，正因如此，新时期指导赵园的硕士论文题目是《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樊骏则强调老舍“把城市底层社会这个不怎么为人们熟悉的世界，把城市贫民这个常常为人们忽视的社会阶层的命运，引进艺术的领域，并且取得了成功。”“城市生活”“城市居民”与“城市底层”“城市贫民”的表述差异反映新时期以来王瑶、赵园与樊骏认识老舍的不同路径。赵园延伸了王瑶的思考，强调老舍对北京市民社会百科全书式的发掘，“达到了对于民族性格，民族命运的一定程度的艺术概括”。1982年王瑶出版修订本《中国新文学史稿》，大篇幅扩充老舍一节，强调老舍对“北京市民生活十分熟悉”。数年后，王瑶为《老舍选集》作序，推崇老舍是“现代中国杰出的‘市民诗人’”。王瑶颁给老舍的这顶“市民诗人”桂冠赢得更多认同，由此形成“老舍与京味儿文学”的经典命题。樊骏的解读带有左翼色彩，认为老舍的小说“不只是记述个别人物的生活经历，而且真实地再现城市底层的生活场景，不只是同情个别人物的痛苦遭遇，而且尖锐地提出城市贫民摆脱悲惨命运的社会课题”。类似笔调同样见于严家炎、王富仁等学人的老舍论述，至今不乏同路知音。
樊骏与王瑶对《骆驼祥子》思想主题的认识同样存在分歧。祥子无论如何努力，最终走向沉沦，作品缺少一条光明的尾巴，悲凉、绝望，令人窒息。老舍为此招致不少诟病。但是一些评论者从小马爷爷的话中看到积极元素：
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看见过蚂蚱吧？独自一个儿也蹦得怪远的，可是教个小孩子逮住，用线儿拴上，连飞也飞不起来。赶到成了群，打成阵，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净，谁也没法儿治它们！
王瑶“讨论稿”认为这段话可以看作是“老舍探索劳动人民解放道路所得出的一个崭新的结论，显示出他过去作品中所没有的一种可贵的进展”。《中国新文学史稿》通过对祥子是个人主义末路鬼的分析已指出老舍的思想“倾向于集体主义的进展”，“讨论稿”则明显迈进一步，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对老舍的善意评价。樊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对此提出商榷意见：“老马的话，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作家的观点。但这是用来批判祥子个人奋斗的道路的，很难说还有其他的含义。……作品并没有描写他们从此走上新的道路，可见作家并不认为这就是引导被压迫者走上解放道路的真理。”为进一步阐明观点，樊骏引用老舍本人的陈述：“在‘祥子’刚发表后，就有工人质问我：‘祥子若是那样的死去，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我无言对答。”樊骏认为工人的疑问“正是由于从小说中看不到劳动人民的任何前途引起的”，老舍的无言对答“说明他不但在作品中没有写到祥子的出路，他本人在生活中也确实没有找到这样的道路，还不懂得什么是劳动人民走向解放的正确道路”。有趣的是，樊骏引用的材料和观点同样见于王瑶“讨论稿”，并且一同收入唐版教材。问题是时隔许多年，王瑶如何理解小马爷爷的这段话？1982年版《中国新文学史稿》给出了答案：“在这些地方是表现出作者对劳动人民怎样才能获得解放的社会理想的。”
王瑶执笔的“讨论稿”兼收两种矛盾的观点，因未定稿，可以理解。唐版教材却同时收录，一篇文章，两种声调，按理想的教材判断不能说不是一种“失误”。然而“失误”本身可能藏有丰富的故事。换个角度看，不同观点存在于同一本教材，在不同层面启发读者对“老舍与《骆驼祥子》”的思考，未必是坏事。樊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作为新时期老舍研究的开山之作，部分观点来自20世纪60年代王瑶执笔的“老舍和他的《骆驼祥子》”，有其坚实的研究基础。“城市底层”是樊骏在20世纪80年代认识老舍的重要概念，直到1996年发表《认识老舍》，才以“北京市民”解读老舍的文学创作，称其赢得“市民诗人”的桂冠。
二、寻找老舍
1996年纪念老舍逝世三十周年，樊骏在《文学评论》连载长文《认识老舍》。文章分六节，每节讨论一个话题，连缀成篇，形成一个总话题，深邃宏阔，体大思精，是樊骏研究老舍的集大成之作。文章首先回顾老舍文学生涯的接受历程，肯定与否定、赞美与批评“几乎伴随了作家一生”。如何认识老舍接受史上的分歧，总结经验，进而正确地认识老舍，是樊骏尝试探讨的问题。樊骏将老舍的文学创作置于五四启蒙传统，强调老舍是继鲁迅之后践行五四使命的现代作家。老舍从“文化层面上观察与描写人物，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探讨民族的命运”，书写对象是北京城，描写北京城的人与事，形成独具魅力的京味儿风格，笔下的人物故事“贴近生活的原生形态，显示出生活冷峻严酷的一面”，形成朴素本色的现实主义风格。最后总结老舍的文学创作，以幽默为手段展开文化批判，思想根底如鲁迅一样持绝望的反抗。樊骏认识老舍的方法是在现代文学格局下树立多个参照维度，透过显微镜般的镜头仔细观察，剥茧抽丝，层层推进，最终探到老舍的精神内核。文章见刊后有学者断言，老舍研究超过樊骏，没有相当时日，不会出现的。数年后该文收入《走近老舍》，樊骏略作修改并加说明：“本文原为1986年老舍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老舍二十年祭》中的一部分。”从发言稿至最终定稿，历时十五年，实属罕见。
樊骏发言稿原题《老舍逝世二十年祭》，是1986年3月全国第三次老舍学术讨论会上的专题发言，从“老舍之死”“老舍热”“寻找自己和寻找时代”“对同一个老舍的不同发现和不同评价”四个方面“系统地回顾了老舍的创作道路和老舍研究的历史”。会上便有学者关心文章何时见刊，结果一拖十年。从主题内容判断，《认识老舍》是后两部分的扩充整理。梳理樊骏的著作年表，与老舍相关的文章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他此后虽然关注老舍的研究动态，文章量却大幅减少。在这一系列文章中，《老舍的“寻找”》承前启后，关键词和行文思路紧扣发言稿的“寻找自己和寻找时代”。可以推断，《老舍的“寻找”》与《认识老舍》均脱胎于发言稿。可以说，樊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对老舍的“寻找”与“认识”。
《老舍的“寻找”》讲出一段真实的阅读体验：“不少读者有过这样的感受，尽管与这位作家毫无交往，却能通过作品结识他，而且如同一位相交已久的好友那般熟悉和亲近。”熟悉老舍的不止有读者，也有交往的朋友，然而认真追问，大家对老舍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大抵茫然。1979年3月《人民文学》连载《正红旗下》，胡絜青、舒乙等根据作品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老舍的诞生地—小羊圈胡同。即便是老舍亲人也是此时才知道老舍自幼成长的地方。1980年12月，辽宁大学举办“满族文学史学术年会”，舒乙宣讲《老舍和满族文学》时坦言：“这个题目以前没碰见过，他本人在世的时候好像没这么个提法，去世以后也很少听见。”家属对老舍的成长环境、族群背景尚且茫然，何况其他人？早在老舍成名之初，文坛便已好奇老舍的身世：“‘老舍’在今文坛中，有好多人是要渴欲知道的，但‘老舍’又是不肯让人知道他的。”“关于他的早年生活，老舍本人从不讲起，也从没有写过”。林语堂主持的《人间世》推出“今人志”专栏，王斤役负责老舍传，林语堂认为“似欠详尽”，“拟请老舍先生知友罗莘田先生另写一篇，以飨读者”。此后进入抗战阶段，有人认为老舍是山东人，有人知晓老舍的旗族身份却想象他是满洲贵族，辛亥后家道中落。可以说直到老舍去世，留在世间的印象仍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按“文如其人”“知人论世”的理念，茫然于老舍的身世，势必难以真正理解他的作品。正因如此，樊骏等有动力和兴趣拨开历史的迷雾寻找老舍，走近老舍。
老舍的生平和创作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空，如何科学地认识老舍是樊骏的基本追求。樊骏为“寻找”方法做了理论界定：“在创作中处理好主体与客体、个体与整体、艺术与思想、如何写与写什么、审美功能与教育功能等关系的艺术实践。”这是典型的主客体辩证统一的唯物辩证法，然而樊骏的文章主体特征过于鲜明，“寻找”过程不时显露“自己”的存在，这个“自己”有时指老舍，有时是樊骏的自我投射。“人们在老舍的作品中首先感受到和捕捉住他的‘自己’的，是他的语言”。“自己”打了引号，指老舍的创作个性—用北京话写北京事。作家理应操持自己的语言进行写作，但在学习群众语言的时代主潮下，写作者首先丧失的正是自己的语言，在“领导出思想，作家出技术”的主导下，写作者进一步丧失自己的创作个性，樊骏等学人一度同样从事没有“自己”的文学批评。樊骏以个性为主导，寻找的老舍附带强烈的个人色彩。语言风格是识别作家的路标，使用北京话创作是老舍“作为‘寻找自己’的重要内容”。循此路径，樊骏寻找到独属于老舍的北京城、北京人以及幽默风格等，揭示老舍通过创作寻找自己的历史过程。老舍的创作是由内而外的自我实现，樊骏的寻找是由外而内的观察，主客体合一，圆融无间，是理想的研究路径。樊骏认同的自我实现是个人的价值追求与社会、时代契合，契合度越高便是越好地实现自我。樊骏读到老舍在美国创作的《鼓书艺人》，发现老舍的小我与时代召唤的大我合一，指出这是老舍创作道路的关键一跃，进而呈现老舍如何从一位底层出身的贫苦者发展为书写时代精神的大作家。然而樊骏寻找的“老舍”过于契合历史目的性，与其说是老舍的文学追求，不如说是樊骏思想在老舍身上的投射—作家应保持创作个性且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可是当老舍以沉湖方式告别那个年代，樊骏的寻找遭遇难以解决的逻辑困境。1986年的学术会议上樊骏首谈“老舍之死”，可惜原稿无存，几年后撰写的《老舍小传》透露了樊骏的思想焦虑：
老舍以一个巨大的“！”作为自己一生的终止号，同时在后死者的心中唤起一个又一个难解的“？”。
“！”与“？”不只打在樊骏的心里，也打在世人心间。一个人可以某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老舍的自杀可以解读为偶发事件，但是樊骏认为老舍之死有其必然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老舍的文学观、价值观与主流的分歧和冲突。樊骏站在反思的时代当口审视那一段历史，不止看到老舍沉冤的身影，也看到曾经的自己。樊骏以客观的、科学的方法寻找老舍，最终找到的是一位带有个人色彩的“老舍”。与其说樊骏在寻找历史中的老舍，不如说是寻找一度失落的自己。樊骏思考的老舍“有着知识者集体性的焦虑，是一代研究者思考的精神性记录”。
三、一个大角度
樊骏发现老舍创作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两部小说，“有助于说明老舍是如何在对于人生、社会、时代的追求中，对应地发展充实‘自己’的”，一部是全面抗战前夕的《小人物自述》，一部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正红旗下》。两部小说从“我”的诞生写起，家庭关系、地理环境、故事线索以及情节、细节等基本一致，情感内涵、审美风格却迥然不同。这是老舍一生最想创作却未完成的家族自叙传小说。然而老舍以同样的叙事方式处理相同的题材何以呈现截然不同的艺术效果？樊骏指出问题的关键，“原先有意完全回避了‘我’是旗人的基本事实，在新作中却淋漓尽致地渲染了旗人社会在满族贵族统治行将崩溃时的生活动向”。樊骏用“差距之大”评价两部作品，肯定老舍回归旗人身份后的文学成就：“六十年代初期的老舍的‘自己’，已经大大超越了三十年代中期的老舍的‘自己’了。”由此不难判断：以1949年为界，老舍的文学生涯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隐瞒压抑自己的族群身份，后期回归彰显自己的族群认同。《茶馆》中松二爷、常四爷直接道出北京旗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生境况，秦二爷、马五爷、二德子、宋恩子、吴祥子等虽未标明旗人身份，同样写出北京旗人的社会群像。因此对老舍的认识不只在于探讨早期为何压抑自己的京旗身份，而是在京旗视野下重新认识老舍的文学创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作品可能像《小人物自述》一样被老舍加上一层文化筛漏，有意筛掉旗人标识，若像《正红旗下》一样从容书写，可能呈现很不一样的文学作品。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从云到雾不改水的本色，《骆驼祥子》等前期作品虽然隐去京旗风韵，书写的依然是北京旗人的故事。樊骏由此论断老舍“不管在创作过程中，如何克制回避，既不会改变作家自身的满族素质，也不会根绝作品中旗人文化的内涵”。问题是人们往往只能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认识的滤镜不止来自性别、阶层、教育、政治、宗教、文化等，也来自族群差异。如何突破汉民族视角的文化滤镜是能否准确认识老舍的关键。樊骏是新时期以来率先直面且高度重视老舍民族身份的学人，相关思考不止限于老舍，而是拓展至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领域。
樊骏对老舍民族身份的认识始于1982年3月山东大学主办的第一届全国老舍学术讨论会。当时尚未迈出校门的关纪新提交参会论文《当代满族文学的瑰丽珍宝—试探老舍〈正红旗下〉的创作》。与会者有人认为将老舍的文学成就与少数民族发生关联有“贬低”老舍之嫌，肯定者认为不过是“发现了一个小小的角度”，樊骏却认为“这是一个大大的角度”，“会把我们面对老舍的镜头焦距调得更准”。两年后在青岛举办全国第二次老舍学术讨论会，关纪新提交论文《老舍创作个性中的满族素质》。自此，“满族素质”成为樊骏探讨老舍与满族文化时的关键词。例如：“‘京味’之于老舍，还包含了满族素质与旗人文化的内容。”“他的作品能否视为满族文学，……不也正好需要从他的身上和作品中是否具有满族素质和特征的具体剖析入手吗？”然而老舍与满族文化的专题研究迟迟没有进展。1984年，关纪新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樊骏不时鼓励、指点关纪新推进相关研究。直到1996年，樊骏代重庆出版社向关纪新约稿《老舍评传》，强调“写出民族文学研究者观察老舍的独到视角”。关纪新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完成四十多万字的《老舍评传》，“后记”写下对樊骏的感激之情：
是他，本着提掖后学的精神，代出版社约我写这部书稿；又是他，从我写完这部稿子的当天，便一字一句极认真地审读了全部书稿，并就其中有关立论、观点、语言、用字，向我提出了详备的意见。现在交给出版社的文稿，里面确已融进了他的心血。
1999年7月，中国老舍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等单位在北京举办“《老舍评传》学术座谈会”，樊骏作长篇发言。录音笔损坏，未能留下会场实录，“座谈会综述”据樊骏为《老舍评传》作的评审报告补录：
这本《评传》是一部全面分析老舍生平创作的专著，它的最大特色和突出成就，在于揭示这位作家身上的满族（旗人）素质，尤其注意他创作中丰富的民族意蕴和鲜明的民族特征。
这部《评传》不仅在老舍创作的个案研究中，以切实的成果超越了前人，而且对于如何认识把握文学创作的民族素质民族特征，在打开思路和方法论方面，也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樊骏将“老舍与满族文化”的研究期待寄托于关纪新，十余年的鼓励、提掖终于见到可喜成绩。樊骏指出《老舍评传》的学术价值不只限于老舍研究，而且在理论与方法方面为研究现代文学领域内的少数民族作家提供有益经验。至此才可理解樊骏称老舍与满族文化“是一个大大的角度”的真正分量。樊骏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一直把中国文学等同于汉族（或汉语）文学，无视其中不同的民族文学成分，特别是完全忽略了那些在生活、文化上与汉族多有融合，又使用汉语写作的作家的特性。长期以来，老舍就是受到这般对待、被混同于汉族的一位作家。这样做，学术上不够科学，政治上也有害。”这段文字并非樊骏的即兴之辞，而是历经十余年的学术思考。
樊骏与关纪新等多次参加少数民族文学会议，撰写理论性长文及少数民族作家论。樊骏并非持跨学科兴趣关注少数民族文学，而是在现代文学学科内部思考民族文学问题。当时学界多从国别角度研究现代文学接受西方影响的多源路径，然而中国内部由多民族构成，各民族的文化进程不尽一致，对现代化的反映不尽相同，总体却是迈向多元一体的现代国家，如何在外部多源而内部多元的角度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程是从业者需要直面的问题。198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十周年，樊骏在回顾办刊历程时指出这一问题：“现代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同样是本门学科的盲区和空白。自有这门学科以来，所谓的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只是汉族（或者说汉语）现代文学，因此显然是名实不符的。……《丛刊》发表了不少关于老舍的文章，但对于这位满族作家也没有一篇从民族文学的角度进行探讨的。……这些工作，都有待各族的研究者承担起来，《丛刊》也有责任和义务为此提供园地。”老舍、萧乾、沈从文、端木蕻良、舒群等作家的民族身份与文学创作难以分割，从民族角度展开研究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应有之义。1994年5月，在西安举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六届年会，樊骏代表学会作长篇报告，再次强调：“把少数民族文学提上研究工作日程，使我们的学科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的而不仅仅是汉族（或汉语）的现代文学研究，自然是学科建设的一大进展。”樊骏由老舍研究引发民族文学的思考在现代文学领域空谷足音，影响深远。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学者编写文学史时已然思考少数民族文学问题，具体实践却不理想。时至今日各类通行的文学史教材，老舍、沈从文、端木蕻良等作家的民族身份仍是一个标签，对作品的解读依然缺乏民族视角。樊骏三十年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高瞻远瞩，无论在当时、现在以及将来都是科学的、理性的，至于落在实处，任重而道远。
四、寻找自己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群星璀璨，樊骏何以钟情于老舍？朋友们认为他与老舍温和宽厚的性格相近，人文理念及重要历史关口的选择也大体一致。通过老舍可以获得一个认识樊骏的窗口，解读樊骏的立身原则及其在中国当代学人谱系中的文化定位和人文姿态。
老舍在20世纪30代讲：“一个写家把他久想写的文章撂在心里，撂着，甚至于撂一辈子，而他所写出的那些倒是偶然想到的。”最想讲的藏于心底，讲出的未必是谎话，却是偶然的或经过伪饰的言语。鲁迅讲：“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感知作家撂在心里未写的或是沉默的部分是一种乐趣，感知的结果可能也是沉默，学人也有说与不说的困境。学人的言说空间受限于研究对象，但是可以通过研究对象适当透露自己的思想，诠释自我人格。樊骏长期研究老舍，应有丰富的人生感悟和灵魂共鸣，当前所见诸篇仅是部分感悟成果。樊骏感兴趣的老舍，除性格、思想、幽默、民族等方面，基督教文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却属沉默的部分。
樊骏的朋友们无不被他高尚的人格折服。严家炎对樊骏人生态度的分析比较全面：一是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墨家仁爱精神，二是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三是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更多人认为樊骏公而忘私、奉献社会的人格可能来自基督教文化。樊骏1944年秋至1949年夏就读的上海麦伦学校是所教会中学。巧合的是，麦伦学校与老舍接受洗礼的北京缸瓦市教堂同属英国伦敦教会。伦敦教会的教义教规对老舍和樊骏的人格可能有潜在的影响。1949年的历史关口，樊骏撰写《是基督教觉醒的时候了》《革命的基督教》《奋起！上主之民》《论今后基督教文艺的方向》等，在新的时代来临前思考基督教的未来走向，也是在思考个人的文化抉择。基督教文化在现代中国主体文化的建构中趋于边缘，老舍的言行逐渐隐去相关痕迹，樊骏同样如此，然而有意无意之间仍可泄露蛛丝马迹。老舍与基督教文化是一个重要话题，樊骏理应看到这一点，却未落笔成文，甚至刻意回避。1944年10月，老舍纪念“双十节”时回想曾在南开中学任教时的演讲，将“双十节”解读为两个十字架：
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必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
樊骏的《老舍小传》引用这段文字，删掉两个“十字架”，留下两个“牺牲”，后来为《老舍名作欣赏》撰写前言时同样如此删留。《认识老舍》恢复了两个“十字架”，数年后修改时增加一段文字：“一度信奉过基督教的老舍，借用基督教教义中既代表至高无上的神圣、又象征受苦受难的‘十字架’的意象，来表明他最关注的是民族的文化心态精神面貌，包括它的落后与新生，以及不惜为此献身的人生志趣。”老舍的两个十字架不知在樊骏心里背负了多少年，晚年写下的这段文字既是评论老舍的启蒙精神，也是夫子自道。樊骏平时极少谈论基督教文化，如同老舍一度讳言旗人身份，然而立身行事不时显露相关迹象。张中良《荆棘上的生命》完稿，樊骏私下的批评意见是：“怎么分了十三章，多不吉利！若是加上一章总论，不是好些？”“十三”在基督教文化中是不吉利数字，樊骏的批评意见显露潜藏深处的文化无意识。从基督教的博爱主义和牺牲精神或可更好地认识樊骏人格。
樊骏的最后二十年几乎将所有精力投入阅读学术著作，思考学科的建设、发展，被誉为现代文学界的“学术警察”。换一个角度来看，称樊骏为“学术牧师”也很恰切。樊骏牺牲著书立说的机会，献身公共的学术事业，身体力行诠释职业精神。当职业责任与个人兴趣冲突，牺牲个人兴趣而为职业献身同样是“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来自“自律”而非“他律”。樊骏的学术评议文章与老舍研究一同构成他的学术人格，缺一不可。另一件为学界称道的事，樊骏将继承的两百万遗产匿名设立学术基金—王瑶奖和勤英奖，要求不透露自己的名字。不为名，不图利，只知奉献，不求回报的立身原则在学界显得独特，却是“樊骏式学人”的魅力所在。赵园认为樊骏属于另一时代，若逢其时，会是一个贵族知识分子。在老舍塑造的人物长廊中，《黑白李》中的黑李与樊骏神似，是一个古人，研究宗教，对待爱情、生活持有精致的洁癖，肯为他人做全方位牺牲。白李代表未来的文化走向，老舍和樊骏更眷恋黑李代表的人文精神。樊骏的立身原则亦可联想到老舍的字—舍予，舍弃自我，向众而生，一个彻底的利他主义者。樊骏践行的正是“舍予”精神。
樊骏终身奉行独身主义，朋友每每相劝，便不答话，神态固执，毫无商量余地。即便谈论婚姻也是笑着摇头：“太烦了！太烦了！”商金林记述樊骏的独身原因：“知道自己不能成为一个称职的丈夫，更不能成为一个称职的父亲，也就不敢有恋爱结婚的念头。”身边的朋友讲：“他不能想象假如给别人带来不幸自己如何承受。他更害怕不能专心地搞研究……一加一有时候并不等于二，弄不好的话可能是等于三和四！”“烦”是樊骏想到婚姻生活的关键词。樊骏坚守独身的原因：一是责任心，须对妻子、儿女尽职尽责，担心无此能力，不敢成婚；二是恐惧婚姻的烦琐日常，无法专心读书问学。老舍的婚姻观与樊骏不无相似之处。
老舍赴英伦教书时已二十五岁，母亲、兄长及罗常培、白涤洲等友人一直热心老舍的终身大事，偶有议婚，均被严词拒绝。老舍在信中表示“弟非轻视女子”，并明言自己不愿结婚的原因：“对任何女子尚未曾发过恋爱，因我之性情与女人不相投。……我没有相当心目中的女子，因为我不交女朋友，怎能相爱呢？”老舍归国，在齐鲁大学任教时已三十二岁，终于在罗常培等友人的帮助下步入婚姻生活。值得注意的是，老舍婚后一年创作的小说是《离婚》，山东时期创作的小说存在一个叙事模式：想要的得不到，不想要的推不掉。老李憧憬邻居马少奶奶，可望而得不到；厌烦身边的妻子，责任在肩推不掉。祥子憧憬小福子，心有余力不足，厌烦身边的虎妞，却像被蛛网缚住无法挣脱。老舍通过婚姻生活写出个体的无奈存在，透着悲剧意味。老舍年轻时痴恋刘寿绵次女，中年与赵清阁相恋，可见老舍并非独身主义者。老舍一再拒绝的是为了婚姻而结婚，期待由恋爱步入婚姻殿堂，思想根底如黑李，信奉神圣的爱情。通常认为祥子因买车三起三落而堕落，这是物质层面解读，实则因小福子自杀—失去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而沉沦。老舍一半恨一半笑地看世界，嘲讽的对象很多，唯独没有嘲讽爱情。爱情本身包含牺牲之义，牺牲的对象是所爱之人。樊骏熟悉老舍的生平和作品，可以看到老舍婚姻日常中的烦恼，亦可看到他推崇的神圣爱情。樊骏奉行的独身主义是世俗表象，排斥为了婚姻而结婚的庸俗婚姻，期待心灵契合的灵魂伴侣。然而茫茫人海遇见灵魂伴侣绝非易事。老舍坚守了三十年终于向俗世妥协，樊骏坚守了一生。
文学作品是公平的，平等地向每一位读者开放；文学作品也不公平，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个体的面前展现的世界不尽相同。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千个读者眼中也有一千个祥子。每一位严肃的学者均持客观态度，以科学精神直面作家，拨开历史积淀的迷雾，将碎片影像拼接成接近本真的历史现场，还原一个真实的作者。然而向高山呼喊，听到的是自己的声音；向深渊凝望，见到的是自己的眼神。即便持科学的态度，主体介入越深，可能越是窥见自己的灵魂。不止在老舍研究领域，鲁迅研究领域更是明显。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人文研究最终指向个人。研究者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过往时空，多是探寻自身期待获得的思想，解决当下自身缠绕的精神焦虑。樊骏评论陈荒煤的一段话饶有意味：“书生出身的革命者身上保留着书生气，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更无可厚非，却像宗教主义所说的‘原罪’那样，成了他们不得不一辈子都夹着尾巴做人的根源。”分析陈荒煤的晚年散文，樊骏“揭示出连他们本人都不一定清醒地意识到的他们性格中的悲剧底蕴”。陈荒煤的“原罪”是书生气，樊骏的“原罪”可能更复杂，同须夹着尾巴做人。所谓夹着尾巴做人是低调守护自己的灵魂。樊骏在新时期积极寻找老舍，认识老舍，带有这一代人的经验困惑。钱中文谈到樊骏时讲：“一群与同他年龄相仿的人，何尝没有王瑶先生、唐弢先生式的命运与苦恼啊，只是程度深浅不同罢了！”樊骏寻找的“老舍”终归是寻找一度失落的自己。幸运的是，他寻找到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