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倔强地向前飞驰”——《只是朱颜改》读札
阅读张曦的《只是朱颜改》，首先获得的印象就是其鲜明的女性题材。除了《办公室里的七朵花》借助男性青年小王的视角来写女主角郑莲心之外，其余9篇均直接采用女性视角，主要围绕现实与爱情、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关系展开。譬如《小艾求职记》中小艾的求职彷徨和爱情遭际，《芳邻》中梁绘在撰写博士论文的同时与袁明之间产生的情感牵绊。
我们甚至可以说，张曦在21世纪初创作的小说与其说是在书写爱情，不如说是在解构爱情，用现实的冰冷刺破爱情的虚幻神话。比如在《办公室里的七朵花》结尾处，小王被郑莲心卸妆后的老态所惊醒，小说在此处通过快速的意象转换与近乎意识流的笔法，制造出一种压抑、窒息与冰冷的感受。又如在《谁来自远方》中，凌青与王宜思的朦胧情愫与首次幽会，处处被堂弟李福平所带来的现实求职困境所打断，而其最终要面对的竟然是老同学路兵带有侮辱性的欲望要挟。
或许是因为一直研究张爱玲的缘故，张曦笔下的饮食男女与都市情感故事，也总透露出一种张爱玲式的冷冽态度与苍凉底色。比如，《小艾求职记》借助小艾求职的过程，讲述她与李培仁之间微妙的情感变化，就颇有几分《倾城之恋》以战争为背景书写白流苏与范柳原关系的影子。特别是小说结尾处，李培仁从一个浪荡的公子哥到开始暗暗下决心“是该努力上进，争取升职加薪了”，完全可以作为范柳原那句话的注释和补充：“鬼使神差地，我们倒真的恋爱起来了！”而在《阳台上的女人》中，覃紫扬在六楼阳台上的姿态，又分明呼应着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中的表述。
在时隔十多年后创作的《只是朱颜改》中，张曦对于爱情与生活的书写获得了进一步的延续和深化。小说里，女主角凌青在闺蜜埃文与大卫的感情波澜中短暂地充当了一回“替身”。而当这段爱情关系惨淡收场之后，多年过去，当年那段感情的纪念品——一套老房子——竟意外地赶上了房价的“一路高涨”。爱情的遗存，最终化作了物质生活的收益，为这段悲剧往事平添了几分反讽式的喜剧色彩。陈思和说，从《谁来自远方》到《只是朱颜改》，在这篇时隔13年后发表的作品中，“景物依然，人事已非了。主人公依然是叫凌青，但不是从前一篇小说的同名者，出场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过了45岁的中年女人”。换言之，这种创作年代上的跨度，也恰好对应着张曦2016年之后小说文本内部的时间格局变迁。比如在《逃离》中，咏梅不断回顾着自己过去30年间对胡雷的暗恋、错过与重逢；《她们的音乐餐吧》与《残酒春欲晚》借助几位女性好友当下的聚会和闲谈，拼凑出她们这些年来的工作与家庭生活变迁。其中的具体细节虽也牵扯到诸多分分合合、幸与不幸，但在时间洪流的冲洗下，一切似乎都最终归于平淡。正如小说标题“只是朱颜改”所隐藏的原词下句所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如果我们将张曦2002至2003年间的创作称为“第一阶段”、2016年之后的创作视为“第二阶段”的话，那么与小说中时间跨度上的变化相对应的，是其“第二阶段”的4部作品中的空间格局也都发生了明显转变。在早期创作中，张曦更倾向于选择封闭、狭小且具有临时性质的空间环境，比如暂时借住的研究生宿舍（《小艾求职记》）、临时作为会务室的宾馆标间（《办公室里的七朵花》）、短期合租的套间（《芳邻》），或者是仅有6平方米却被堂弟意外“闯入”的小书房（《谁来自远方》）。作者尤其善于捕捉逼仄空间内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细节、摩擦与尴尬。
而到了《逃离》中，故事发生的主要空间虽然仍是私人宅邸，却已经变成了“靠河、独栋，光花园就有好几百平”的“三层的小楼”，家中更是不断地有“亲戚、老乡、生意上的伙伴”过来暂住或打牌，“家里整日川流不息的都是人”。至于《她们的音乐餐吧》与《残酒春欲晚》两篇更为晚近的作品，故事发生地已经完全移至餐厅这一公共场所。而随着空间格局由“私”向“公”的转换，小说所书写的情感关系也相应地从男女之间的私人纠葛，延伸至女性之间的同性好友情谊，乃至人与上帝之间的精神信仰。空间的开阔，似乎也带来了情感维度的拓展与升华。
即使在创作的“第二阶段”，我们也已经能够初步窥见张曦小说中所发生的一些微妙变化，并借此对其未来创作略作展望。比如，“逃离”作为贯穿其作品始终的重要母题。若借用鲁迅的说法，张曦笔下人物的“逃离”，从早期的“走异路，逃异地”（《呐喊·自序》），到后来则更像是“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在酒楼上》）。而关于这一点，从小说《逃离》最初在杂志发表到后来收入小说集的修改过程，也可见一斑。小说最初发表在《钟山》2018年第6期时的标题为《无可逃离》，2026年收入小说集时改名为《逃离》，相应地，小说的结尾也发生了变化：
她没有接电话，车子却慢慢地停了下来，她在封闭的车里像海浪里的孤岛，终究要被那汹涌的海水完全吞没。（2018年《钟山》版结尾）
她没有接电话，只是更迅速地向前开，车子在一个急弯前没有拐过去而是直直地冲出路面。铃声还在一浪一浪地袭来，这小小的车，像海浪里的孤舟，依然倔强地向前飞驰着。（2026年单行本结尾）
从被海水“完全吞没”，到像“倔强地向前飞驰”的孤舟，从“无可逃离”的绝望到主动“逃离”的决绝，我们不难看出小说中女性角色主体性的进一步凸显。这一修改，或许正是张曦近十年来创作心态变化的一个缩影：从对现实的承受与妥协，转向对困境的直面与超越。这不仅是小说中人物面对命运时的态度转变，也是作者写作姿态的某种自觉调整。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