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写《刷脸》，最初并非起于一个完整的构思。

我只是反复想到一个不时遇到的场景：一个人被挡在在闸机前，机器对着那张脸说——“人证不符”。

我们早已见惯不惊的是：一个人明明体貌正常，身份证不存在造假，过往行止无任何不端，亲友熟人皆能为其作证，却仍然需要经过某种技术装置的确认，才能被允许通行。

于是，问题从“机器为什么不认真人”，转向另一个更根本的困惑：人和证本是两样东西，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用证来定义人？

《刷脸》正始于这一问号。当然，它并非一篇关于AI技术的说明，也非对人脸识别的简单批判。技术本身无善恶，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技术背后不断越位的判断欲：它试图把人变成可以测量、比对、归档、预测和调用的对象；而人也在获得便利的同时，逐渐习惯于把自己的身体、表情、情绪和记忆，交给系统去获取合法性。

脸在日常生活中原本具有多重意义。或是亲属关系的凭据，或是情感经验的容器，或是记忆锚点，或是岁月的留痕。我们认出一个人，并不只因为认出了他的眉眼、鼻梁和下颌线，也因为认出了他的声音、气味、动作、习惯，以及稍纵即逝的微表情。

但技术系统需要的不是这些。系统需要的是一张稳定、可比对、支持反复通过的脸。

因此，系统所承认的“本人”，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而是符合某种标准的人脸样本。一个人发生变化，系统便要求他向过去证明自己；而变化恰恰是生命最无法取消、也最赖以为继的部分。

衰老、受伤、疾病、整容、疲惫、哭泣、浮肿、表情失控——这些都是身体在时间中留下的真实印记，可在识别系统里，它们却常常被归入“特征漂移”“低质量样本”“身份异常”。

小说最基本的矛盾点在此：人必须不断变化，系统却要求人保持稳定；人因变化而成为自己，系统却因变化而怀疑人不是自己。

小说中屡屡刷脸失败的女人，正是这一矛盾的集中体现。她一次次向窗口递交材料，实际上是在递交自己的身体履历表。可是这些材料最终仍然无法自动生成“本人”，因为“本人”从来不是材料的简单集合。

这也是小说所依托的“壳核”关系：脸是壳，经历是核；身份文件是壳，人生经验是核；系统的算法判定是壳，人的自我确认是核。

然而，壳与核并不是稳定分离的。壳会反过来塑造核。一个人长期被要求按照系统的方式证明自己，最终很可能会转向也用系统的眼光看待自己。

我无意把系统写成一个脸谱化的反派。它的掌管者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恶人，相反说的很多话都合理，甚至具有专业性。并未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暴力被实施，相反是一套高度自洽的逻辑在运行。

小说的结尾，落在审核员的同情心被转化为更柔性的算法参数上，这不是为了制造一个悲观的结论，而是想呈现一种更对应现实的困局：系统未必需要消灭人的反抗，它只需把反抗转化为下一轮系统升级的投料即可。

今天谈人工智能，很容易落入两个极端：要么把AI想象成即将取代一切的巨大威胁，要么把它视为纯粹中性的工具，仿佛一切问题都只取决于使用者。对这个问题很难做出绝对的判断。但在创作中，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AI时代最值得书写的，恰恰是人是否正在主动把自己改造成机器更容易理解的样子。

《刷脸》归属“身体叙事系列”，但身体在这里并不只是外貌或生理状态。身体是一个人无法彻底脱离的叙事现场。我们可以修改简历，可以更换姓名，可以迁移账户，可以清空聊天记录，但身体仍然会以衰老、疼痛、疲倦、疤痕、变形、迟疑和记忆的方式，返回我们试图清空的场域。

如果说技术擅长把身体变成数据，那小说则必须让身体重新恢复它的复杂性。每个人都有很多细微的面部特征无法被人脸识别系统读取，但却构成了我们认出彼此的更深层方式。

打开身体的维度，并不是为了强调身体的脆弱，而是为了确认身体仍然拥有不可被彻底替换的经验。

《刷脸》无意给AI时代的文学提供某种答案。我甚至不确定，文学是否应该急于得到答案。当新的技术不断改变我们对身份、身体、记忆、劳动和情感的理解时，文学首先要做的，或许不是赶在技术之前宣布立场，而是慢一点，再慢一点，去看那些被技术流程遮住的人，去听那些没有进入数据库的声音，去保存一些看似无效、却无法从生命中删除的细节。

由此生发开去，在今天，写作者同样面临着“刷脸”。

我们被要求拥有稳定的风格、清晰的标签、准确的类型、可预测的受众和可复制的生产能力。作品需要迅速被识别，创作者也需要迅速被归类。

可是，文学的价值有时恰恰在于它不能被一次性识别。一部作品当然需要结构，但结构不是为了消灭不确定性，而是为了让不确定性有空间发生。故事的外壳不是为了把主题包装得更漂亮，而是为了让主题在人物命运中自然显影。规则不是创作的终点，规则发挥的最佳作用，是它恰恰能够把创作者带到规则失效的地方。

如果一部作品从头到尾都“正确”，它也许完成了写作，却未必完成了文学。

文学不一定要反对技术，也不一定要维护人的一切缺陷。它只是应当为那些尚未被解释、尚未被命名、尚未被优化的部分保留空位。

因为有些东西一旦被解释得过于彻底，就不再属于人；有些伤口一旦被处理得过于平滑，就失去了它作为经历的证据；有些表情一旦被固化成模板，就不再是某个人在某一刻真正做出的选择。

《刷脸》写到最后，是一张重新对准摄像头的脸。不必把这一刻理解为彻底的失败，也不必把它理解为马上到来的胜利。她仍然站在门禁前，仍然需要被识别，仍然困在系统规定的程序中。可是，在那一声滴鸣之前，她短暂地试着笑了一下——一个不标准的、属于她自己的笑。它也许会被记录，也许会被复制，也许会成为下一代识别系统的训练素材。但在它被复制之前，它确实发生过一次。这一次发生，或许就是小说能够替人保留下来的最小尊严。

文学的通行证，并不在于它能够顺利通过所有门禁，而在于它有时必须停在门前，让那扇门暴露出自身并非天然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