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技术迭代的速度前所未有，算法正在重塑人们的感知方式，短平快的阅读节奏挤压着深度阅读的空间。在这样的时代里，讨论诗歌，讨论一种诞生于农耕文明、以语言精微性为生命的艺术，似乎是一件有些奢侈的事——甚至会被质疑：还有必要吗？然而恰恰是因为这个时代，才更需要。当情绪被商品化、被量化，甚至被当作流量来收割的时候，诗歌所承载的那种独特的精神体验，反而显出了它的重量。重新追问“传统如何活在当下”，就不再只是学界的内部议题，而关乎一个民族能否在变革中坚守自己的精神坐标。

这正是第三届中华诗歌文化学术会议的意义所在。8月7日，近70位来自全国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大雅堂畔，共同探讨中华诗歌文化的传承路径与创新活力。这次会议的议题涵盖了从古典诗文到当代诗学的广阔视域。在大会主题发言环节，祁和晖、詹福瑞、钱志熙、胡可先、曾明、吴怀东、王飞等学者，围绕古代名家诗文创作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等议题展开研讨；方长安、张桃洲、颜同林、赵思运等学者则聚焦“AI时代的诗教”“中国诗教传统的现代转化”“如何传承与活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历史遗存”等前沿话题，进行传统与当下的深度对话。会议设置了四个分会场，与会专家分别围绕杜甫研究、黄庭坚研究、三苏研究、大雅文化研究、诗教传统研究、诗人纪念地发展研究、诗歌文化转化利用研究等方向深入交流研讨。与会者普遍认为，在社会文化日趋多元复杂的当下，诗歌之美不再是单一维度，而是立体多元的；它不仅带给人审美层面的情绪体验，更具备超越性的精神力量，能够助力人在技术时代构筑精神内核。

宏大议题之外，分组讨论将这些命题进一步落地。当古典诗文研究与当代诗学议题并置，如何避免古今议题自说自话，真正完成传统向当下的延伸，成为不少学者思考的重心。针对时下热议的诗歌的“情绪价值”，与会学者也展开了深入辨析。《诗刊》社与《星星》诗刊杂志社曾在今年6月联合主办了一场以“诗歌与时代情绪价值”为主题的座谈会，《诗刊》社主编李少君在致辞中提到“诗歌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情绪价值”。两个月后，在中华诗歌文化学术会议的分组讨论现场，李怡以“诗歌的情绪价值：玫瑰花与赤练蛇的对话”为主题，对这一观点作出了回应。他谈到1924年《语丝》周刊发表的鲁迅的白话打油诗《我的失恋》：“爱人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练蛇。/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他认为，在小乘佛教的典籍中，“灵蛇”的故事意味着“报恩”，“赤练蛇”与“玫瑰花”本质上都是表达对爱人的感激之情，但是其中的情绪并不“通约”。在那个时代，鲁迅总是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情绪的隔绝，如《而已集·小杂感》中所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据此，李怡认为，今天的“情绪价值”本不是诗歌艺术的专属，而是商品经济的基本概念。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清醒地辨析“作为‘可通约的’‘有价值’的情绪”和“情绪的价值”之间的区别，进而理解诗歌的情绪表达背后蕴含的极其复杂的精神状态，何以成为真正的“价值”。诗歌评论界主动关注“情绪价值”，让文学和诗歌回应当下人们的诉求，可谓2026年中国文学界的一大热点。学界对这一话题的热议，是在“失去共识”的时代努力为诗歌正名，尝试把诗歌拉回到受全民关注的位置，也可以引发我们对于当代诗歌创作与日常生活之间情感联结的进一步思考。

如果说李怡聚焦诗歌在当代社会的精神功能，刘福春则从诗歌文献学角度，提供了另一种反思路径。“当价值等于零的时候，情绪可能等于一百。文学创作如此，理论评论与学术研究也是如此。”刘福春探讨的问题是诗歌史料研究的有无之辨。他认为，说有容易，说无难。一般的学术研究大多数做的是“有”的学问，关心的是能见到的文献与材料，鲜有探究“未见”或“未出”的。诗集编目资料中“见目而未见书或未出诗”的一页，恰恰打开了文献研究的“无”。他希望，当下的青年学者们能更多关注“无”中深处存在的“有”的学问，勇于探索新领域，敢于发现新问题。

在不少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看来，古人的诗歌精神，恰恰可以回应当下关于情绪、价值的种种讨论。古典与当代诗学探讨时常各有言说，真正打通二者，才是实现传统创造性转化的关键。方长安认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作为儒教传统的“诗教”逐渐转变为现代诗教，为文化启蒙和社会革命提供精神底色。今天，我们应该站在民族文化自信的高度，重新研究从古至今的诗教传统的显流与潜流，发掘其精髓，阐释其价值，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探索并建构新时代的诗教文化。

中华诗歌研究院自2021年成立以来，已连续举办了三届中华诗歌文化学术会议。每次会议都以“传统与当代”为主题，邀请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等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学者参与讨论，致力于打破古典与现代的学科分野和学术壁垒，推动中华诗歌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思考如何回到中国文脉本身，建立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讲好中国诗歌故事贡献学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