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羽x童欣:向着时间与命运的浩渺深处远航

庞羽,1993年生,毕业于南京大学。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花城》《钟山》等刊物发表小说80万字。曾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奖、紫金山文学奖等。作品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7年卷。已出版短篇小说集《一只胳膊的拳击》《我们驰骋的悲伤》《刘珍与范明》《我不是尹丽川》等
“睡醒起来又是一个新的我”
童 欣:庞羽你好!之前我们聊你最新的小说集《刘珍与范明》时,你给对谈活动定了一个主题,“南京是个圈”,刘珍与范明的故事几乎都发生在南京。你为何如此偏爱这座城市?南京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你的“在地”写作?
庞 羽:写南京故事,一方面是因为我生活在南京,对南京城熟悉,另一方面则是我欣赏南京这座伤痕累累又生机勃勃、古老而时髦的城市。我是从南京大学戏剧影视文学系毕业的,深知戏剧性的重要,而南京的特质里,充满了戏剧张力与矛盾性。都说“南京大萝卜”,南京人爽朗、乐观,大笑的时候眼睛都看不见。就是这种满满的生活感,让我觉得刘珍与范明就应该生活在南京。这对“90后”情侣有南京人“斩只鸭子”的幽默感,有南京人下馆子吃皮肚面的“活人感”,也有南京人早早熄灯睡美容觉、夜生活比较平淡的踏实感。这是我想给刘珍与范明的生活定的基调,也是我对现代年轻人的一点浅显的理解。
童 欣:城市和人是相互滋养的。南京为刘珍与范明的故事提供了现实落脚点,锚定了小说生活流的叙事风格,这对小夫妻的爱情也为南京涂上一抹青春的浪漫色调,他们的喜怒哀乐映照出城市表情的千万分之一。
我发现,与家庭剧常见的“重男轻女的婆婆、缺席的老公和破碎的她”模式不同,你极少写声嘶力竭的争吵,也很少将人物置于剧烈冲突中,而是反复摩挲婚姻中细小的裂痕。你是怎么看待刘珍和范明的婚姻爱情的?为什么选择这种静水流深的表现方式?
庞 羽:我们这代人从小看琼瑶、金庸的剧长大,认为爱情是轰轰烈烈的,生存是打打杀杀的。实际上,生活就像一瓶掺了水的牛奶,喝了觉得淡,不喝又觉得自己缺钙。唐代诗人贾岛有一个关于“推敲”的故事,是“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他“推敲”了很久。我对这个故事印象深刻,这就是“咀嚼”和“反复摩挲”,我也在努力向贾岛学习。
我们在生活中,其实很少有机会去体会剧烈冲突的瞬间,更多的是在细水长流般的日子里,碰到一些礁石,哗啦啦响几声,又默不作声地绕过去。在这种细小裂痕碎了又补、补了又碎的生活中,刘珍的拳头攥紧又松开,与生活无奈和解。
刘珍与范明的爱情和婚姻,和他们的父辈祖辈是不同的,多了一些年轻人的潇洒与看破,同时又和父辈祖辈一样,在生活的左右夹击里,学会把后背交给彼此。
童 欣:除了《刘珍与范明》中收录的作品,你至少还有20多篇小说以这对夫妻为主人公。为什么会这样设定?同为“90后”,刘珍和范明身上是否传达了某种同代人的经验?他们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庞 羽:“刘珍与范明”这一系列的创作,受到了“春娇与志明”的启发。我很想写写我们这代人。这代人的爱恨情仇是淡淡的,对梦想、对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又是深深的。我以前也说过,我们是“不那么浪漫”的一代人,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买房要“掏空六个人的口袋”;受过良好的教育,看过太多情感纠纷,我们知道的太多,相信的又太少。刘珍与范明,他们的婚姻爱情多了一点“看破”,彼此需要,但又不是非谁不可。“90后”大多是独生子女,因为孤独,我们会谈恋爱、报社团、结伴旅游、约朋友喝下午茶,在做这些事时,心情也是“淡淡的”。因为“淡淡的”,我们对他人的要求不高,自然也少了很多矛盾。
刘珍与范明最打动我的一点,就是“睡醒起来又是一个新的我”。他们不是没有失望和痛苦,而是选择像水一样,不受力,勇敢地让每一道伤疤裸露,直至被新的水流填满、治愈。
拓宽对人生的各种“许可”
童 欣:刘珍与范明这对最普通的小夫妻,在平行世界里体验各种人生,演绎婚姻爱情的无数种可能。这一系列故事几乎都是从刘珍的视角展开叙述的,你经常以蒙太奇手法在成人刘珍和“小刘珍”之间进行切换对照,这么安排是出于某种写作策略吗?你是如何理解从“小刘珍”到成人刘珍的身份转化的?
庞 羽:在创作《刘珍与范明》时,我运用了一些学过的电影手法来增加画面感,通过蒙太奇手法进行时空切换。我想尝试创新一下,增强故事叙述的真实感。在这些故事里,刘珍的视角比较多,但我也从刘珍出发,写了祖辈父辈几代人的故事。之所以经常提到“小刘珍”,就像我们和朋友坐在火锅前讲故事的时候,并不会完全直线叙述,而是经常穿插“我想起来了”“那个时候我……”之类的话语。从原始人坐在篝火前讲故事起,这些句子就经常出现。我们平时思考时,哪怕发呆时,思维都是跳跃性的。
至于从“小刘珍”到成人刘珍的转变,我也提供了多种视角。小刘珍的生活,刘珍怎么看?刘珍的生活,小刘珍怎么看?这就涉及对哪些东西变了、哪些东西没变的思考。我希望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答案,毕竟我和朋友面对面吃火锅,我俩对一句话的理解也会不一样。
童 欣:“小刘珍”的出现既是叙事者开始回忆的标志,也体现了作家对笔下之人的怜爱之情。每一个小小的、无忧无虑的孩童,最后都要长成坚强的、单枪匹马对抗世界的大人。用你书里的比喻,世界是个巨大的泳池,刘珍一边溺水,一边学会了游泳。而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最初的自我认知往往来自身体的变化。你有不少小说都涉及生育经验,女性因生育而重新认识自我,并由此重塑看待世界的眼光。现实中你有一个可爱的儿子,请问生育对你的创作观和写作视角有影响吗?
庞 羽:生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拓宽了我对人生的各种“许可”,我给生命里的很多人、很多事都颁发了“许可证”。生育之前,我对各种人、事、物充满了评判,这个人是不对的,那个人违背了做人的原则,等等。有了孩子之后,他的无理取闹、撒泼打滚,我都得温柔地接住,我会告诉他“不用怕”。带着这样的视角再看生活里的人,有些人伤害了我,但这些常常与“我”这个人无关,他们只是刚好今天心情差。也许他们需要的,也只是一句充满理解与包容的“不用怕”。做了母亲之后,我对我的人生经历都颁发了“许可证”,创作道路也给我颁发了“准入证”,我对世界的理解更加宽广了。
童 欣:除了生育这一特殊经验,你的很多小说都充分展现了女性对自己身体感官的发掘和运用。你是否特别关注女性的身体经验?
庞 羽:其实,在成长过程中,我也嫌弃过我的女性身份:力气小,害怕上体育课,比男性更容易受到伤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却觉得,女性身份对我的写作之路而言,是一种馈赠。我能更敏锐地感受到他人的痛苦,也能更丰沛地感受到别人的幸福与激动。我认为,对身体感官的发掘与运用,是女性作家的一种优势,我们能准确地辨识到自身因何而痛,众多他者又因何而痛。
童 欣:就像蜗牛伸出小小的触角来勘探世界,女作家擅长通过倾听和表达自己的身体感受来传递情感、理解生活。你的目光并未局限于刘珍一人,而是塑造了时间中的女性群像。在《我不是尹丽川》中,你追溯了母亲和外婆的往事,4年后的《他们在跳舞》以“失去孩子”的经历串联起刘珍、刘珍母亲、范明母亲、小佟母亲4位女性。你笔下的女性似乎正在走向一种性别认同,因分享相似的经历而形成一个女性共同体。
庞 羽:“母性”是我现在比较感兴趣的主题。我们都借助母亲来到这个世界,很多女性也会有做母亲的体验。这件事很奇妙:在十个月时间内,两个陌生人会分享一具身体,而一具身体里面,会同时有两颗心脏跳动。
女性需要承担怀孕之苦、分娩之苦、育儿之苦,做了母亲之后,我又多了担心孩子之苦,担心孩子吃不饱、学习差、受欺负。对于一个母亲而言,失去孩子之苦可能是她心中最怕、最痛的苦。随着孩子的成长,我也理解了我的父母。在过去,中国许多家庭都是“单身母亲带娃”的模式,父亲陪伴孩子的时间很少,母亲与孩子相依为命。因此,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会感到失去了自己的后半生,也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在《他们在跳舞》中,我让这些经历了剜心之痛的女性自己诉说,刘珍母亲因为小佟母亲而失去孩子,小佟母亲因为送刘珍母亲去引产而失去小佟,范明母亲也有类似的命运。在结局里,刘珍母亲与小佟母亲一起打毛线,长长的毛线就像长长的脐带。
脚踏实地,日拱一卒
童 欣:你是何时意识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或女作家身份的?你认为自己这代女性最独特的写作关切是什么?
庞 羽: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是顿悟不必为外界对女性的审美规训而苦恼的那天。我有过和许多女性一样的经历,敏感而自卑,因为敏感而暴食,因为暴食而肥胖,因为肥胖而更加自卑、敏感。大一时,我被选中排练话剧《谋杀歌谣》,那时我很胖,而张姬宰导演选中我当第四幕主演,她一直在鼓励我。演出的那几天,我完全忘记了我的赘肉,演出结束后,掌声让我感受到了站在大地上的扎实感。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歌唱家,每一代人也有每一代人的“流浪者”。我们与我们的父辈祖辈有相似的苦恼:理想与现实、爱情与婚姻。我们也有与他们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的选择权变多了,可以洒脱地和痛苦说再见,可以不在乎很多世俗的东西。
童 欣:《野猪先生:南京故事集》和《白猫一闪》打造了“人间动物园”,动物成为小说人物的精神镜像;《刘珍与范明》则从动物叙事转向真实生活,直面年轻人在婚姻中的酸甜苦辣。你认为自己的小说和之前相比有什么变化?是什么促成了这一转变?
庞 羽:我已到而立之年,创作也到了瓶颈期。毕飞宇老师说过,作家要“两条腿走路”。如果说“动物”系列是一个女青年的文学想象,那“刘珍与范明”系列,就是我直面现实、脚踏实地的日拱一卒。写小说是一个不断克服写作困难的过程,最终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并塑造更加强大的自我。这些年,我结婚、生娃、育儿,婚姻里的问题,我基本都经历了一遍。在这些现实问题面前,我让自己沉淀下来。我沉进了生活的底部,学会了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学会了与他人战斗、承担责任,也学会了自我接洽。我现在的小说与之前相比,是更具备了“压手感”。我以前的小说是轻的、飘的,某种意义上是脱离现实的。现在的小说,则是努力扎根于生活之中的。我从一个爱穿长裙的文艺女青年,长成了一个喜欢和人唠嗑的“文学大妈”。我很感谢这一转变,也感谢这几年的生活,让我从一个自我陶醉的“独唱者”,变成了一个现实的“观察者”。我也希望这样的转变能帮助我突破瓶颈期。
童 欣:你曾说过希望自己有一副好牙,能一口咬住生活暗面的影子。除聚焦女性命运外,《消失的骨头》等作品更展示了你向历史幽微处开掘、讲述家族秘史的野心。你是如何构思这部小说的?
庞 羽:《消失的骨头》讲的是20世纪特殊时期两个家庭之间的故事。刘珍的父母间接导致老教授的独子溺亡,而老教授在去世前,交代了刘珍哥哥的下落。刘珍哥哥失踪后,老教授告诉众人,他乘火车去建设大西北了,而老教授的家里有一只一直指向下午4点的钟,指针的方向暗示了刘珍哥哥真正的去处:东南方,大海的方向。由此看来,历史充满了因果。
童 欣:一定程度上,你的写作已经呈现出从个人史到家族史的自觉过渡。对青年作家而言,主动将自身写作置于历史的延长线上考察,敢于对人性发出诘问并作出回应,这种探索相当可贵。
我觉得你的小说里有一种可贵的“不确定”和“不满足”。你笔下的女性以自己的身体与情感为钥匙,解锁两性关系、家族历史、人类命运的秘密,同时在跌跌撞撞的对抗中重塑自我,这种直面未知、自由生长的能力非常动人。我相信,新的女性写作必将催生新的美学原则。新一代女作家从女性视角出发,却不会止步于此,她们把自己锻作舟楫,向着时间与命运的浩渺深处远航。
(童欣系《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