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我第一次看到孙甘露老师的名字，是在2003年，在考研指定的当代文学教材上。一个来自鲁西北的内陆小城、双非高校里的青年，除了在大学教材上看到“先锋文学”代表作家，代表作品为《访问梦境》《信使之函》《我是少年酒坛子》等这种条目之外，很难获得其他有实质性内容的文学信息。文学史教材和教授们所讲述的作为专业定位的语言游戏、先锋写作之类的说法，会让人觉得那是一种正确如机器般的词语，除了作为考试答题的工具，很难变成一个读者切身的阅读感受。

真正接触一部作品或者一个作家，往往带有某种神秘主义气息，经常是一位同学看了一篇作品，告诉你值得看看，或者坐在隔壁的同学向你推荐一位作家，就像骑士交换匕首一样交换一点文学信息。我的大学校友中有一位校园诗人，在几乎没有人谈文学的考研生活中，他经常在午休时间跟我聊两句上海的作家。作为诗人他特别推崇孙甘露的语言，除此之外，他还借给我韩东、朱文、辛波斯卡的诗集和小说，它们毫无规则地排列在一起。因为要准备考上海的研究生，我就把孙甘露的小说放在桌洞里，休息的时候翻几页，好像是为了预习未来的上海生活，虽然很少获得关于上海的具体信息。焦虑而重复的备考生活，让书中的词语显得更加华丽与魅惑，让小说中那些形销骨立、表情淡漠的人物讲出的语调更加迷人，他们姿态优雅地与一个具体的世界缓慢周旋。尽管内心非常疑惑同为人类，他们为什么过着这种生活，这是更高级的文学的一种吗？现实中有人过着这样的精神生活吗？但我们谈论的、惊叹的（或者说复述的）其实只是其中的句子。那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句子的森林，它们物种丰富、层次叠加、四处蔓延，大自然是没有规则的，刚为一棵树的伟岸惊叹，又被一株花的秀美吸引，以至于不知道要寻找什么，而当你远离这片森林，又能看到一片完整的风景。大量的排比句，潜藏在小说中的文学与艺术，古今不分，中外相连，它们自成一个世界。

多年之后，这位大学时期的校园诗人特地让我找孙甘露老师签了一套书，这是来自偏远之地的文学爱好者的奇幻之旅，也是我个人生活中某种文学信号的一次闭环。后来为我认识了很多“70后”“80后”作家，听他们提及孙甘露早期小说对自己阅读的影响。教书以后，我经常接触到喜欢先锋小说的大学生，他们以一种跳脱的方式来表达对这种小说的喜欢，那时候的作家为什么可以这样写小说，我们也想写这样的作品。他们并不在意文学研究界的意义与突破，只是以一种自我体验为主的方式去看待这些文学作品。人在青年时代对文学的接触经常是偶然的，就像被空投到巨大的文学场中，除了偶然性，也带有很大的挑战性，并不是被投到一个作家那里就一定会喜欢这个作家。他们不了解文学史的线索，不关心文学现场的博弈，相对于责任、视野和故事，更容易喜欢文学的语言、姿态和格调。孙甘露在一篇访谈中说，“写作就像隔着一个什么东西招呼一个人一样，但你也听不到那边有什么动静，看一看，也看不到什么”[1]。无论是在县城、乡镇还是上海，无论“70后”，还是“00后”，总有人在懵懂中共享“先锋文学”的招呼，相对于主流和畅销书的动静，它们也更不容易被觉察。

当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先锋文学”，什么是孙甘露的先锋写作的时候，不在文学场中的普通青年读者的感受，可能会改写部分答案。在视频、直播的即时性反馈时代，我们反而很难看到这种充满偶然和浪漫气息的文学传递方式，“先锋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可能在新时代会有重新解读的空间，它们无法被轻易地说清楚，无法找到确凿的对应物。相对于苏童、余华、格非、残雪等先锋派作家笔下的“重”，甚至后续各种其他先锋写作的脉络，孙甘露以语言的丰饶和专注塑造其“轻”“广”与“魅”，同时也抵达了“先锋文学”最远的堡垒。语言看起来是解构掉传统文学的最后一步，它又是最具包容性和辐射度的策略。模糊、混沌与懵懂的时代，迷惘的年龄具有极大的适配性，而先锋写作的轻叙事性文本一般都是拒绝巨细靡遗，“小说只能提供暗示，然后由读者自行去填满所有的缝隙。说到底，每一个文本都是一部疏懒的机器，要求读者也分担部分工作”[2]。在孙甘露早期的小说中，读者分担了部分工作，与此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主体性，从而去发现和创造更多的消息，就像《信使之函》开头所引用的卡夫卡的那一段话，“他不过是一个信使，而且不知道他所传递的信件的内容，但是他的眼色、笑容以及举止都透露着一种消息，尽管他可能对此一无所知”[3]。

二

2003年中秋节，因为是在上海度过的第一个节日，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在大部分同学都返家过节的冷清中，我阅读了《忆秦娥》，可能因为身处上海，小说中的人物、情调和历史，都获得了具体可感的上海形象，曾经的繁华浪漫、隐藏的秘密伤痛、时间的悄然落幕与辗转再生，让小说的整体氛围有一种岛屿感，它们自成一体，遗世独立。当时，在上海读中文系的研究生，很少有人不看《上海壹周》，它就像一个文学信息的巨大码头，也因此经常看到孙甘露的文化随笔、书评、城市观察、艺术评论等，这是小说家形象之外的时尚前卫的作家形象。我第一次见到孙老师，是在上海大学乐乎楼的会议室，一次文学会议的现场，孙老师姗姗来迟，当时会议室已经满员，他需要穿过人群挤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印象最深的是他当时拿着一把纸折扇，因为是夏天加上人员爆满，扇子在那间空气流动不足的会议室中真是既时尚又实用。旁边的同学提醒我：“看呀，孙甘露戴了一枚绿宝石戒指”，这个花絮成为会议结束后学生们议论的重点，走在时尚前沿的作家，而他在会议上的发言，我还是懵懵懂懂，以听导师们的评价为主，他们说孙甘露是作家中最能讨论学术话题的人。这些零碎的阅读和往事，组成了我对孙甘露老师最初的“上海”作家印象。

2000年初期那段时间，先锋派作家们基本都经历了向现实主义写作的转型，比如余华、苏童、格非，而且获得了超越先锋派的社会关注和认可。同时，文学体制本身也在压缩先锋写作的空间，先锋写作在评奖机制、影视改编和读者接受中都不占优势，当然读者也本能地期待看到走得最远的先锋派会如何发展、如何转型。从1990年代初期到新世纪初的二十年，作为一个作家他应该承受了很多压力，作为一名形式主义者，他笃信小说就是小说，它只是一种形式，一种关于人、关于生命、关于死亡的有意味的形式，而作为一名文学生产者，却很难外在于整体的文学氛围和期待。2009年，我在上海作协实习期间，从填写的一份创作项目表格中，第一次看到《千里江山图》的书名和创作计划，而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本跟上海有关的长篇小说要历经十多年，直到2022年才能出版。对于普通人来说时间如流水，对于写作者来说，则是漫长的等待。

在“先锋文学”式微到2022年之间的漫长时间中，孙甘露最为大家提及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呼吸》和日记体随笔《上海流水》，从回望者的视角看，其中已经埋伏了转型的痕迹。长篇小说《呼吸》与之前的作品《访问梦境》《我是少年酒坛子》《请女人猜谜》等有着共同的可供辨认的先锋气息，但从这部作品的结构和思想中，可以看到一种整体性，有较为稳定的故事发生地上海，有贯穿始终的核心人物罗克，有大致清晰的生活空间和故事格局（爱欲与离散）、主题（战争与日常）。如果从一个作家整体发展的时间轴里看，《呼吸》是一次总结和收束，是对落脚点的寻找。《上海流水》则直接回到作家的生活世界——一部上海文艺生活指南，里面的内容基本应合孙甘露这一时段的写作、阅读和公众形象，他回到了不那么符合文学界定义的“日常”：一个把文学或者艺术当作日常的作家世界。从这两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和日常生活这两个要素变得极为重要，它们从符号、情调、隐秘逐渐化身为在地的生活。

在以现实主义为主的文学界，《千里江山图》是一次先锋作家回归现实主义的实验，使用谍战小说是最合适的选择。谍战与悬疑大概是最能接近“先锋文学”的类型写作，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这类作家都非常推崇悬疑和谍战。虽然看起来使用的是写实、准确的语言，但类型写作中模式的变与不变、强烈的戏剧化，使得它们超越简单的写实，而拥有超越性和装置性，能够容纳思辨、历史和空间。1976年，博尔赫斯在侦探小说已经不再那么盛行的时刻，隆重赞扬过侦探小说， “我们的文学在趋向混乱，在趋向写自由体的散文。因为散文比起格律严谨的韵文来容易写；但事实是散文非常难写。我们的文学在趋向取消人物，取消情节，一切都变得含糊不清。在我们这个混乱不堪的年代里，还有某些东西仍然默默地保持着传统美德，那就是侦探小说；因为找不到一篇侦探小说是没头没脑，缺乏主要内容，没有结尾的。这些侦探小说有的是二三流作家写的，有的则是出类拔萃的作家写的，如狄更斯、斯蒂文森，尤其是柯林斯。我要说，应当捍卫不需要捍卫的侦探小说，因为这一文学体裁正在一个杂乱无章的时代里拯救秩序”[4]。实际上这也可以看作是对所有类型小说的赞扬，侦探小说完全可以置换为谍战小说，先锋小说是对原有小说秩序的蓄意颠覆，而谍战小说可以看作是对秩序兴味盎然地重新搭建，甚至是强迫症似地再造和回归，但它的本意可能并不仅仅是用准确和写实的方式还原历史。

卡尔维诺曾经定义过小说中的准确，“指对时间与空间中的事件进行严格的、可测量的、可计算的安排。在叙事中，时间的流逝必须与现实中的时间流逝完全吻合，不能有任何的压缩、拉伸或省略。具体到对话，每一句话的持续时间，必须与现实中说出这句话所需要的物理时间绝对一致；人物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停顿、每一步行走，都必须在真实的时间轴上有其精确的位置。比如，一个人从轮船上走下来，进门，走路，他的步伐长度、速度、停顿的时长，都必须与现实中发生的一模一样。对话不能快于动作，也不能慢于动作，对话的节奏必须与动作的节奏、与现实时间的节奏严丝合缝”[5]。在空间或者上海的意义上，《千里江山图》好像就是按照这种比例和尺度去写的，小说中遍布各种经得起查证的党史、军史知识，以及来自老报纸、回忆录的各种做旧、如旧的轶闻旧事，让紧张的谍战故事仿佛扎根于处处有据可查的现场。记得有一次跟孙老师乘坐黄平的车，夜间从市区去闵行，孙老师发挥了远比导航更强大的记忆功能，他脑海中早就有一幅关于上海的精细地图，连什么时候变道都能记清楚，所以他在谍战中对上海地标性建筑、街道、区间的精准设定，除了知识考古般地做过功课，还来自工匠般的熟悉。

新时期以来，在关于上海的写作中，这些熟悉的上海建筑、街道、故事和符号已经反复出现和渲染，但把他们放在谍战的战车上运转起来，还是别有一番景象，看起来非常熟悉，但近看又不是同一回事儿，这也是《千里江山图》的另一种效果，可以把它放在各种系统（现实、历史、谍战和上海书写等）里去解读，但它跟各种系统都并非完全贴合，保留着一点想象空间。上海这个被叙述的空间跟谍战类型一样，也具有了装置性，像一个被叙事者凝视的岛屿，随着叙事者的视线，忽近忽远。

三

我因为工作的原因，跟孙甘露老师成为同事，在日常工作接触中，我更多感受到的是他严谨、周到和务实的工作风格。我看《千里江山图》的时候，会自然联想到孙老师的行事风格，一个思虑不周全的人很难写出这种千头万绪的故事。每年一度的上海国际文学周，思南读书会和《思南文学选刊》，上海作协和创意写作研究院的一些日常的工作，每一项工作，都需要跟众人交涉，都需要从线头繁多的现有状况走向有条不紊的“中途”，抵达尘埃落定的“结尾”。在这些工作中，孙老师带给我最大的影响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写作者应该去做点事务性的工作，要去做点事。我个人的理解，事务性或者服务性的工作，会让一个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及其运行的逻辑，另外也会避免始终处于单纯写作所带来的单一状态。他经常提到鲁迅、巴金那一代作家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写作之余，要组织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成立出版机构，创办杂志，还要兼顾文学翻译，既要写小说，也写散文、评论、诗歌，每一个人都有很多面，既能做事务，也能做文人，这大概是他理想中作家的形象。

在我工作的前十年中，记忆最深的是一些聊天的画面。经常是周一的中午，午餐结束，大家陆续从一楼上来，走进上海作协二楼最西侧的《上海文化》办公室。在那个堆满各种书籍和杂志的办公室里，吴亮老师一边抽他的雪茄，一边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孙甘露老师坐在门口的沙发上，定浩、德海、木叶、伟长有坐有立，大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聊几句某个作家的新作，公众号上发表的文章，哪个人又有什么观点和看法，我每一次都觉得有很多人名、故事和书名，在空气中跳来跳去。当然很多工作也是在这个聊天场景中，有了最初的分工和解决方式，比如为会议论坛和杂志栏目选一个名字，为小说改一个题目，如此等等。我后来偶然看到孙甘露老师讲法国文学对自己的影响，“不是叙事方式，也不是世界观，倒是日常层面的东西，是日常生活的。但正像你看到的法国电影、法国小说，它这个日常生活是代表了好多东西的，态度、哲学……态度是一个比较突出的方面，还有就是文风，就是那种优雅的……因为这是你的生活中没有的东西，你的生活中没有人这样讲话，没有人这样打招呼，也没有人这样谈论内心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但还是要谈论，这是法国文学很大的一个特点。这些可能影响了你日后作为一个人的，不仅仅是写作的，也包括日常生活的状态。你可能会喜欢没事情找人瞎聊天，其实都是谈些无用的东西，但是谈是重要的，不是说谈完了结果怎样”[6]。无论面向文学，还是针对现实与历史，还要谈论、继续谈论都是一种看起来不那么积极明确，但又至关重要的态度，就像还要写作，还要工作、生活一样。从先锋写作的代表性作家到时尚报纸策划人、机关工作，到《千里江山图》的写作转型，孙甘露始终以包容和优雅的姿态“继续谈论”，完成了很多难以想象的任务。

生活在时间河流中，人们向前看往往是一片迷雾森林，而回望的动作却总能创造出各种线索和故事。我们习惯性地以作家今日的作品作为原点，去钩沉往事，去印证所有来时路，他们的出身经历、阅读传承，创作的缘起、发展、巅峰、沉寂与转型，好像都变成某种线索，这有其合理的部分，但其中也一定有言不及义的地方，所以对一个作家的印象，有时候也经常是误读的一面之词，就跟我们对作品的阅读一样，但好的作家和作品总是经得起各种误读。孙甘露老师在我心目中是一位不断撒播文学消息的信使，同时又是一位持续深耕个人岛屿的讲故事的人。

注释

[1][6]韩博：《文学培养了你看世界的方式——孙甘露访谈录》，《书城》2004年第11期。

[2][意]安贝托·艾柯：《悠游小说林》，黄寤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3]孙甘露：《我是少年酒坛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4][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口述》，黄志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72—73页。

[5][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68—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