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遂良：哪里去找田先生
编者按：《我们的山东师范大学》近日出版，系陈平原先生总主编的“我们的大学”丛书之一。此书由魏建、巩固主编，生动再现了学校七十余载办学历程中一批名家名师扎根讲坛、潜心育人的感人故事，其中收录多篇追忆我学科田仲济、薛绥之、冯中一、孔孚、朱德发等大家的文章。今日推送书中宋遂良教授所撰的《哪里去找田先生》一文，文章追述田仲济先生诸多往事，读来可见一位时代学人的风骨与温度。现附上原文，以飨读者。
在田仲济先生去世21年后，山东师范大学为他塑造了一尊铜像。主持此事者曾多次将塑像的设计图纸发给我们征求意见，我看来看去总觉得都没有塑造出田先生的神韵，最终的这个塑像也是差强人意。又过去好几年了，我才后知后觉地感到田仲济先生儒雅沉雄、敦厚风趣的形象是很难描摹的。
1981年，我还在泰安一中教书，到济南来参加山东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第一次见到了田先生。田先生是我们这个研究会的会长，会议期间他找我交谈，山东教育社编辑谭秀东抓拍了一张我和田先生的合照，在寄给我的照片后面写了一句话：“从照片上看你比田先生还要显老呢。”那时候我没有染头发，田先生那一年74岁，我47岁。
后来我才知道，这时候田先生就想调我到山师来工作。他同时还想调聊城的韩立群，泰安的刘增人，潍坊的陈炳熈，济宁的孔范今、袁忠岳等一大批在中学和大学的教师到山东师大来。他为此找过省里的负责同志，想了很多办法，几经波折，直到1983年7月写信告诉我：“调令即将发出……勿到师专去报到……一切由我来收拾。”激动之余，我在给他的信中附了一首小诗：“挣断绳索下小楼，天高月朗大江流。负笈扬帆从此去，平生已识韩荆州。”田老回信说：“我不是韩荆州。李白的那个韩荆州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还是要靠自己。”
我来山师以后被田老推荐做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的主任，我帮助田先生继续扩大研究队伍。田先生想把济宁的三位副教授孔范今、袁忠岳和刘振东一起网罗到山师来。在微山召开的一次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上，他带着我们去拜访了济宁市委的赵书记。田先生在我们簇拥下“御驾亲征”，感动得赵书记同意“立马放人”。
田先生十分爱惜人才，要知道80年代初，我们还刚刚从“文革”的环境中走出来，他调过来的孔孚、吕家乡、袁忠岳都是曾经的“右派分子”，我也是在反右斗争中受过处分的“阶级异己分子”。田先生已过了古稀之年，冒着风险顶着压力，把这些人调聚到他的周围，需要多么大的识见和勇气啊！此时田先生有一个宏图大志就是要重新研究和出版被极左思潮搞乱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他当时计划要重新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还要出版现代小说史、现代诗歌史、现代散文史、现代杂文史、现代戏剧史、报告文学史等方面的著作。为了这个工程，他必须吐哺握发、求贤若渴地延揽人才啊！
在潍坊中学教书的陈炳熙也是田先生想调来的人。陈炳熙一心想写小说不想离开潍坊，于是田先生又通过关系把他调进潍坊师专，让他有更充裕的时间写作。田先生还帮助陈炳熙出版作品，给他写评论。可见他并不只是为自己这个圈子延揽人才的。我们悄悄地称他为“田尝君”。
田老爱惜人才，奖掖后进不遗余力，但对身边的人的要求又十分严格，甚至有些苛刻。有一次一个研究生论文答辩表现不好，田先生不予通过。我便找了几个理由替那位研究生说情，田先生生气了，批评我没有原则：“你就是好人主义！”我的同事吕家乡有一次去山东大学找他的老师孙昌熙先生商量答辩的时间，顺便问了问孙先生对答辩论文感觉怎样，孙先生说不错，是可以通过的。吕家乡回来以后就高兴地告诉了田先生，田先生听后严厉地批评他：“你是去找孙先生走后门吗？论文答辩是不可以走后门的。”吕家乡感到委屈说我只是顺便问了问。田先生说：“你问也不该问！按规矩论文答辩人是保密的，你这样做从小处说是损害了我们这个学位点的声誉，从大处说就是损坏了学术的尊严。”我听了也替家乡抱屈，但是又敬佩田老的刚正。
济南有一个女医生郭慎娟，“文革”结束以后，“破门”而出写了一篇歌颂老中医的长篇报告文学送给田先生审阅，田老不顾眼疾连夜看完，并且推荐给《报告文学》。这篇题为《白衣忠魂》的作品发表了，郭慎娟也一发不可收拾地写了起来，成长为山东一位优秀的女作家，她也视田先生为忘年之交。她的一个作品参加省里的文学评比．田先生是评选组的组长。评选完以后田先生把结果告诉了郭慎娟，并且对她说有人认为你这个作品可以评一等奖，我认为不够，只给你评了一个二等奖。还有一次郭慎娟去看田先生的时候，田先生指着一个推荐书向她表示发愁。他说这位编辑申报一级，我看他评二级都勉强。郭慎娟问怎么办？田老说那就只有得罪人了，我写了个“同意二级”。
还有几件类似的事情我想提一提。198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想把田先生的学术名著《中国抗战文艺史》扩写出版。田先生说已经没有精力再去搜集那些历史资料，不想写了。出版社便找了朱德发帮他扩写成40万字。田先生除了感激朱老师，不肯承认是他的著作。
1991年，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在济南召开，田先生是这个研究会的会长。会上有一些人提议要批判“重写文学史”活动。田先生不同意，说我们不要再搞大批判了。但是仍有人改头换面地提这个话题，田先生生气了，抖动着手杖敲打地板说，不能再搞大批判了！对方仍坚持在会议最后一天批判“重写文学史”。田先生与办会者商量以经费不足为由，提前一天结束了那次会议。
1993年，在山东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年会上，有些专家对贾平凹的《废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起初田先生没有表态。他从更宏观更久远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他语重心长地说：“在我们生活中还有许多旧的影响，阻碍着思想的开放性。对性的看法，从中国文化上讲，无论是从儒到佛到道也都是讲禁欲的。在中国长长的历史中一直把性作为神秘的东西，甚至认为是极为猥亵不足为道的东西，开放以来的看法已经宽松多了，应该对性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不要神秘化，更不应该邪恶化。这关系到人的生活的科学化正常化的问题……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儒学传统的国家，陈旧的观点是太多了。应该说儒学是一个了不起的学问，但也要从中走出来，看到大世界才能有出息。”他还认为任何文化都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系统，都应该在相互的碰撞及吸收、融合中完善起来。人类文化冲突的隧道也不是没有尽头，东西方文化总有汇合之日。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看不到了。今天我们重温田先生三十多年前讲的这些话，仍然感受到他那高瞻远瞩的博大和温暖。
我对中国现代文学一知半解。1958年在复旦上学时也参与编过《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但都是极左的那一套，在我心目中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现代中国的政治史。来到田先生身边工作以后，我也慢慢地进一步了解了田先生的学术道路和成就。
1949年以前，田先生的主要文学活动就是办杂志、写杂文。田先生虽然和鲁迅没有直接的交往，但是他的杂文是属于鲁迅风格的。鲁迅在田先生的心目中有着特别崇高的地位。田先生选择杂文这种文学样式作为他主要的创作实践，自然还同他本人的气质和性格有关。田先生敏锐、坦诚、爱憎分明、极富有正义感，也不乏幽默感。以他敏感、多思、热心入世的性格，他原可以成为一个有成就的诗人或小说家，他的某些杂文如《踢》《梦》《从烟台到济南》《从戏想起的》等也可以当作小说来读，尤其是他为沉樱的作品写的三篇序言，知人论世，自然深刻，一往情深！从他写的《三毛，孤寂的三毛》中可以窥见他对人生、对艺术感悟之深，童心灵气，老而弥笃，但是他终究没有去写小说。这也许是和他对作家这个职业的要求太高有关。他曾经引用法国大作家都德的话说：“作家只能有第一，是没有第二第三的。第二第三就不如不是作家了。”于是他自谦地说：他“既没有那样的天赋，又缺乏刻苦专业的毅力，就知难而退了”。这又和他“从幼就有点看不起文人，主要是看到历史上有不少文人，连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都不是”有关系，于是他选择了杂文，既可以直接而迅捷地干预现实，抒发自己的见解，也可以自由开阔地驾驭文字，当行当止，不拘一格，可以批判、讽刺、调侃、纪实、议论、抒情，无拘无束、天马行空，最符合田先生敏锐多思，“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活泼性格。
田先生杂文创作的丰收和成熟是20世纪40年代的重庆时期。那几年他的“主业”教书中断了，写杂文的“副业”便兴旺起来，他以野邨、邨、青路、小淦、艺海、柳闻、杨文等笔名发表了约300篇杂文，出版了《情虚》《发微》《夜间相》，后来还有《微痕》等杂文集，并且有《杂文的艺术与修养》等理论专著问世。
读田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的杂文，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文章中显示的一种开阔自信的境界，无论是旗帜鲜明地褒贬，还是顺手牵羊的机智，都透露出一种所向披靡的力度和深度。和他早期的杂文相比，洗却了一些铅华，减少了一些热情、稚气和片面性，多了一些质朴、含蓄和坚韧；和他后期的杂文相比，少了那份委婉、谨慎、全面和周延，却多了几分冷峭的锋芒。这自然和时代环境有关，我想田先生40年代在重庆时所具有的那种精神状态，正是创作杂文所需要的一种心境，是创造力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这种自由开阔的心境，使他笔酣墨饱、气韵流畅，真正达到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程度。
抗战时期，田先生的另一个重要活动就是积极参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活动。从上海到武汉再到重庆。到重庆以后，田先生和老舍、郭沫若、茅盾、姚雪垠等一道团结全国抗日作家艰苦奋斗，并在这个时期写下了《中国抗战文艺史》。
抗战胜利以后，田先生从重庆回到了上海，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这时候他已经在地下党领导下参与了学生的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斗争，并继续创作杂文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臧克家后来回忆时曾说过，1948年11月，他遭到国民党特务追捕时，田先生曾经勇敢地保护过他。
新中国成立后，田先生回到了济南，先在齐鲁大学主持国文系，不久就调任山东师范学院教授，从副教务长到副院长，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文革”前他的杂文《雅量》就受到了批判。“文革”开始，田先生和余修（副省长）、吴富恒（后来任山东大学校长）三位首当其冲地受到严厉的批判和冲击。田先生没有退让，没有自贬，坚毅地活了下来。“文革”期间，田先生的一件事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广为传颂。他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派人去苏州收购了藏书家瞿光熙收藏的一大批珍贵的民国文学书刊，提升了山师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献资料中心的地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国文化教育界走进新时期，田先生振奋精神，开始了他的新事业。除了我前面提到过的延揽人才、新招研究生，他还致力于现代文学的研究。1979年，他与孙昌熙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出版最早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之一。田先生带领编写人员认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中“左”的和形而上学的深刻教训，对编写人员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要求。这本书出版后，《文学评论》《文汇报》《大公报》及日本的《野草》等报刊相继发表推荐和评论文章，肯定了这本书较早地恢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本来面貌，是一本可信之书。田先生在为这本书亲自起草的《编写提纲》中指出，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至今还是我们文学史研究的楷模；撰写文学史，既要勾勒文学历史发展的全貌，揭示其主潮，又要反映出每个历史时期的特点，揭示其丰富性和多样性；既要突出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又要兼顾每一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特点或影响的作家作品，拓展研究领域同时，还要反映出各个流派及形式风格的多样化，不能把文学史写成作家史或作品论。
田先生还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特别要注意拨乱反正，扭转“左”倾思潮的影响，对一些几乎被人忘却或估计不足、颇有争议的作家作品，要辩证地看待其历史与审美、思想与艺术、成就与局限，在此基础上作恰如其分、有理有据的分析，不粉饰，不掩盖，不夸大，不缩小，让历史自己来说话。同时，他提醒我们，要注意在反对一种不良倾向的时候倒向另一种倾向，不能走极端。
田先生多年坚持实事求是、知人论世、文质并重，不因人废文，不为贤者讳的治史原则。他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中国人撰写出版的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小说史观念、现代小说的历史分期、小说史的叙述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和开拓。20世纪80年代，田先生亲自编辑和主编的另外两套书影响也很大，一是《王统照文集》，二是《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散文·杂文集》。
1986年，在济南举行了盛大的全国臧克家诗歌研讨会，正是臧克家80岁生日期间，田先生主持了会忆的开幕式。他在会上指出，这个会不是给臧老祝寿的，不要尽说好话，引起满堂欢笑。
田老的铁面无私、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大家都熟知的。但是他慈祥细致、体贴温情的一面却不大为人知晓。他爱故乡，爱孩子，爱月季花。有一次会议间隙，余修副省长请田先生为他新出的一本散文集写个序言，田先生正礼貌推辞之间，旁边坐着的山大马瑞芳老师便挺身而出，说田先生不写我来写，两位老人诺诺应允。马瑞芳曾写过田先生轶事，说有一回在澡堂田先生把孙昌熙先生的裤子当成自己的穿走了！我问田先生有这个事吗，田先生说，哪有这种事，我只是穿错了一只袜子，一发现就没有穿，马瑞芳是个作家，就好夸张！
田先生多次对杂文进行过审慎的评价。他指出，杂文在文学史上是不论的。杂文不成家，杂文也没有“家”。杂文就是聊天的艺术。
由杂文他也对自己作过低调自谦的评价。他对刘锡诚说：“我这人是对什么既没有才气又对什么也没有耐心，这就造成了一生毫无所成。”从这些自谦自嘲的话里也可以看出田先生的抱负和无奈。在一次闲谈中，我曾经问田先生，你当年为什么没有去延安，先生答曰：“去是想去的，但不让去，已经到了安吴堡，要我进青训班，我不愿意，等了很久，终于回来了。”
今天我们在怀念田先生的时候也是在怀念一个时代。他留下了长长的空白，唤起了众多学人深深地反思，哪里再去找田先生啊！
田先生2002年去世，享年95岁。遵照田先生的遗愿，他和夫人的骨灰在青岛撒进大海。诗人臧克家听到以后说：“海深深，我心沉沉，泪涔涔”。诗人苗得雨也写了一首长诗为他送别。诗的最后几句是：
走，到青岛去
走，到海上去
以后每当想您了
就去看那一望无际的碧绿
2026.1.10初稿，2月3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