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大文学史观”的重启和实践
摘 要
“大文学史观”经百年演进，于当下成为文学研究重要范式。该概念萌生于20世纪初中西文化碰撞之际，谢无量以《中国大文学史》尝试整合传统文类，体现文化自卫意识；至20世纪末，古典文学学者从宏观跨学科角度持续推进。杨义是这一理念最积极的实践者，他以个人之力完成三卷《中国现代小说史》，并系统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构想，从时空结构、动力体系、文化精神三个维度拓展文学史版图，贯通古今、跨越族群与媒介。与谢无量的文化焦虑及同时代学者的局部探索不同，杨义着力于“大国学术”视野下文学史宏大框架的建构，体现崛起时代重构历史的气魄。在精细化研究渐成主流的当下，其执着于整体性历史叙述的热情既具独立学术个性，亦为反思当代学术路径提供启示。
关键词
大文学史观；大文学；谢无量；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
2025年以后，“大文学史观”爆火，成为当代文学热烈讨论和使用的概念，这不能不让我们想起这概念的一路演变历史，从20世纪之初作为“文学”概念的引进到1990年代之中成为中国文学界重写历史的新视野、新框架，从个人的学术理念到团队的学科建设直至当下国家文化指导的重要方略，的确有许多值得回顾和总结的环节。在我看来，当今我们重述大文学史观的来龙去脉，有两位学者是怎么也绕不开的，一是20世纪之初的谢无量，他是中国大文学概念最早的公开使用者；另外一位就是中国社科院的杨义，在21世纪之初，他是大文学理念最积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有意思的是，他们各自的大文学论述当初并不像今天我们想象的那么反响热烈，一呼百应。20世纪早期，纯文学的旗帜还在诱惑着许多人的梦想，冗杂的大文学概念尚未真正显示它的现实价值，而到21世纪初年的中国，一切宏大的历史叙述又正在遭遇某种质疑，“大文学”的“大”和历史叙述的“大”一样，让年轻的一辈有点望而却步，导致杨义未能真正声张他的影响。反倒是今日，当“大文学”再一次跃至前台，俨然时代主流之时，杨义的预见和用心也就有了特别的意味。
杨义是一位痴迷于自己的文学史工作的学者，我第一次见到他大约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在学术会议上有多次接触，杨义很健谈，但一般不聊闲天，说的都是学术研究的主题和思路。学者高远东对杨义这一代学者有过生动的描绘：“那时的现代文学界群星闪耀，风气清正，好人和好人会聚，不与坏人周旋。王富仁、钱理群、赵园、刘纳、蓝棣之、杨义、吴福辉等，各有个性、贡献和精神，圈粉能力超强，不管什么会议都吸引一众年轻与会者围谈。以钱理群老师为中心的，话题一般都围绕着社会国家大事，凡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几乎所有内容，全都关心，一个不落。以刘纳老师为中心的围谈，话题多偏于社会和人性。以蓝棣之老师为中心的，所谈多是诗歌和风月。以杨义老师为中心的，则多围绕杨老师个人的学术成就来谈论……所谈多是他的文学史发现和工作进程。”需要补充的是，这里所说的“个人成就”并不是那种浅薄的名利吹嘘，都是实实在在的学术内容，多半都是文学史的种种新思路新设想，纯粹工作的总结和展望。有时候这些个人的工作太过专业，听众未必都能保持长久的耐心和关注，但杨义却总能旁若无人地滔滔不绝，不太在意他人的反应和评价。
对文学史的关注和投入持续杨义的一生，从而给学术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包括我们这更年轻的一代人。1980年代，我们这一代人在大学课堂上刚刚接触中国现代文学，突然像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急于扩大对现代文学的知识，也相信靠我们的努力能够极大地打开一个被遮蔽已久的“新世界”，其实当时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之所以受人追捧，除了观点角度的不同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描述了许多完全被我们忽略甚至闻所未闻的文学人的创作。除了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还有师陀、吴组缃等等。等大家读到杨义的三大卷《中国现代小说史》，同样如此丰富的作家作品一下子涌入了我们的视野，真是令人振奋也让人佩服。而且，这也是一人之力绘制丰富的现代文学史画卷，仅仅找到和看完这些小说原著就已经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了。在这里，杨义最重要的事业也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显示了他对于当代学术的主要的贡献方向——为我们尽力展示现代中国丰富完整的文学史的画卷。这不是那种个别的拾遗补缺，不是凭个人审美趣味作的局部凸显，所谓填补为人忽视的空白之类，这就是一种宏大的全面建构文学史的雄心与气魄，可以称作是杨义的“大文学史”的追求。他一生的学术工作和努力，都可以说是从各个方面尝试和构建大文学史的努力。
当然，“大文学”这个概念不是杨义首先提出来的，有它自己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也是一系列学者共同追求的文学史观念，但是杨义却以个人之力在21世纪使之发扬光大，特别是在实践中持续开展，为建构一个系统、完整的中国文学的大文学史的大厦，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一般认为早在1909年，日本学者儿岛献吉郎就曾经出版过一部《支那大文学史》，这是最早的关于中国文学的“大文学史”的概念使用。中国学者“大文学”概念的提出，最早则可追溯至谢无量于1918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大文学史》。作为现代史上最早的文学史家之一，谢无量有感于近代以来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冲击，试图将传统中国的文字学、经学、史学等，都纳入“文学”的描述之中，以提醒人们正视中国众多的本土文类都蕴含了不同意义“文学性”，并不能因为有外来的新的“文学”的加入，就舍弃我们固有的“文学”传统。谢无量在东西学术的交汇与碰撞中贡献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智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学史的观念一般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中进行，但是对中国文学自身特点加以把握、并试图提出符合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学概念依然是部分学者的愿望，例如东北师范大学教授杨公骥，他在1950年代试图继续推进这一概念的研究，还与公木先生多次就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他撰写了《中国文学》第一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发表论文《考论古代黄河流域和东北亚地区居民“冬窟夏庐”的生活方式及风俗》（1980）、《楚的神话、历史、社会性质和屈原的诗篇》（1958）等，都与我们习见的文学研究的思路大为不同。1984年，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项目中还列有《先秦两汉大文学史》的题目。
至1990年代，先后有傅璇琮、陈伯海、董乃斌、梁超然等古典文学学者组织了一系列从宏观的、跨学科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论著丛书，实际上已经在具体领域中推进“大文学史”的研究，如傅璇琮主编的《大文学史观丛书》（现代出版社1990年）陈伯海、董乃斌共同主编的《宏观文学史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梁超然主编的《唐诗与中国文化丛书》（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以古代文学研究为代表，已经形成了浓郁的大文学学术氛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负责编纂的国家“六五”规划课题“中国文学通史系列”，最初也曾名为“大文学史”，只是后来正式出书之时修正了名目。杨义就是在这一氛围中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他逐渐将“大文学”的研究视野引入现代文学和民族文学研究，最后又从现代出发，贯通古今，不断扩展自己的文学史视野，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大文学”学术建构。
到21世纪之初，杨义开始在一系列文章中频频使用“大文学”的概念，也进一步提炼和总结大文学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下面几篇论文就是他概念尝试的开始。2001年他发表了《作为文化现象的京派与海派》，提出：“文学流派是一种文学现象，现象还原和文化定位是对文学流派进行研究的两个基本点。在作家、作品原始资料的个案积累基础上，进行文化分宗，发掘流派的文化成因、文化姿态、文化意义和文化趣味。京派、海派在开放、动态、富有层面感的流派学中，存在着从容蕴藉和活跃躁进、经典性和先锋性的文化心理张力，互相构成南北两极的文化磁力场。在大文学观的统摄下，从文化人类学、生命哲学或生命诗学、比较文学的视角对京派和海派进行观照，将具有丰厚的学术潜力。”
2003年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一文发出了扩大中国文学版图的设想，支撑这一扩张的便是“大文学观”的理念：“文学史的写作不仅要把握文学是一种生命体验这一要义，同时需要树立起‘大文学观’的理念，从文化表达的层面创建现代中国的文学学理体系。因此，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重新考察中国文学的历史:一是精神层面的内外相应，即个体生命与历史时代命题的交互作用;二是文化层面的雅俗相推，即文人探索与民间智慧的互动互补;三是跨地域民族文化的多元重组，即中原文学与边地少数民族文学的相激相融。”
2007年他继续研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指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这个题目主要是用大文学观来考察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文学本质和它的总体特征，以此来弥补以往文学史所存在的某些缺陷。重绘中国文学地图，要处理好三个关键性的学理问题。第一个学理问题是文学的时空结构的问题，要在以往所注重的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第二个学理问题就是发展动力体系的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关注边疆的、边缘的文化活力，在中心动力上强化边缘动力。第三个关键学理问题就是文化精神深度的问题，要从文献认证中深入文化透视，通过‘追问重复’和‘破解精彩’的方法，揭示出研究对象的深层意义。”到了2012年，在武汉大学文学院、哈佛大学东亚系和《文学评论》编辑部主办的武大·哈佛“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反思与重构”国际高端学术论坛上，杨义发表了《以大文学观重开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新局》，算是对于他设想和规划多年的大文学理念的全面的展示。
在此以后，杨义身体力行，完成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大文学史考察和写作，不仅涉及扩展现代文学的版图问题，还包括文字与图像的关系，民间文学与精英文学的关系，不仅有现代中国的文学扩展，还进一步跨越古今，打通中国文学的漫长的历史，进而从文学跨入思想和哲学，从文学作品的世界接通先秦元典。
可以引起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从20世纪之初中国学者开始启动大文学概念到杨义的“再启动”和广泛实践。这些“大文学”各自追求的目标和趋势也并不相同。面对西方文学新的文类冲击，谢无量完成的概念整合其实是一种中国文化的自我保护，这体现了20世纪初年，中国学者于中西文化冲突之际的某种焦虑。我们注意到，通过引入“大文学”的概念，在新的时代语境中保存传统文类的愿望虽然成了现实，但如何更好地回应当时“纯文学”出现的特殊时代挑战并予以有力的回应和建构，在谢无量这里却几乎搁置不论了，这可谓是有“问题意识”却没有致力于问题的解决；1980年代，一些现代文学学者援引各种文化批评、社会研究方法进入文学，让作为艺术的文学在各种文化关系中敞开了自己，这个时候，他们虽然没有使用“大文学”的概念，却是在一种超出纯文学的宏阔视野中挖掘和展开了文学背后的诸多社会文化信息，文学已经在无形中“扩大”了，虽然“纯文学”很长时间还是我们拨乱反正的一面旗帜；1990年代，同样的问题又被古代文学学者所发现，于是，人们试图在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拓展话题，不过，这些研究主要还是在这个古代文学史的范围内展开，是重写中国古典文学史的一种方式。
与前述的各种追求相比，杨义的特点显然不在思想文化的突破，单纯的文学史的研究方式的尝试也不能完全概括他的雄心，而是另有一种属于自己的对于“大国学术”的大视野大框架的宏愿。虽然置身于20世纪的又一次中西文化的碰撞和纠缠，他显然不太有百年前谢无量那样的焦虑，对文类与文化的差异和交锋的问题并没有予以太多的关注；他虽然长期致力于文学史的写作，但平心而论，仅仅揭示一些具体的文学史现象也不是他的主要目的。在我看来，杨义更有一种对中国文学史发展演变宏大结构的新型样态的兴趣，这是文学史专业工作者在一个“大国崛起”的时代重构历史的大气魄，“大国气象”“大国格局”“历史大框架”才是他执着展示的内容。在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学术的发展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越过了千山万水，一系列全新的范式与方法业已出现。像杨义这样的“历史大叙述”可能已经不再是时代的主流，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一开始就接受了“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小处着眼”的严格的学术训练，慢慢地，我们已经在精致、细微的考察中远离了一系列的“大问题”，杨义的“大文学”构想和实践成为了历史的远景。这里，无疑有学术的进步，但也可能隐含着历史的失落。在一个“文学史”本身都可能遭遇怀疑的年代，杨义这种强烈而执着的历史宏大书写的热情是罕见的，也是稀少的，这里，既有他留存于世的独立的学术个性，也有值得我们年轻一代学人回想和反思的启示。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6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见纸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