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3年，张者在接受采访时，将“河南老家系列”“新疆系列”“大学系列”视为自己“写作题材的三角关系”，此时正是《天边》初稿完成前后。两年后，这本凝结十年心血的自传体小说正式付梓，延续《老风口》的新疆兵团建设主题，以四十万言见证与回望西北故地的半世纪风云。三位兵团二代、三个文化意象、三种人生际遇，作家对三角关系稳定性的信赖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得到延续，也向读者提示了阅读“天边”的方法。

“天边在哪里？天边在天山的边上。”这是作家开篇便作出的极具象征意味的设问，“天边”被视为“虚实相生”的空间形象，向读者敞开小说世界的地理版图。“天边”的想象性和现实感与新疆开拓史所伴随的族群迁移和文化融合紧密相关：从汉代屯田士卒、唐代戍边军民、清代随军移民，再到抗日战争爆发后的难民流亡，及至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征召，南腔北调、东言西语在一次次的迁移中生根发芽于西北大地。作为文化走廊，新疆既是被驻守的边界，也是一个不断吸纳与生成的地域所在。在《天边》所讲述的兵团屯垦历史中，三个群体尤为突出：其一是以河南人与川渝人为主的开荒劳动力。无论是黄世云、李幺妹等“盲流”在饥荒年代的“自流求食”，还是“拾花专列”运载的“万元户”梦想，谋生的底层民众携带着他们的故乡记忆由人口密集区向广阔天地蔓延。其二是女性。20世纪50年代的“八千湘女上天山”“五千鲁女上天山”等实为缓解边疆男女比例失衡的战略之举，这场宏观政策推动的人口迁移之历史复杂性无法一言以蔽之。公共领域的“妇女能顶半边天”以去差异化的方式赋权女性，家庭维度则将男性欲望安放于婚姻、为生育抚养崇高化母职，“湘女”“鲁女”被赞扬的品质均与生产劳动挂钩，但这已然是她们基于有限条件的能动选择，而其走出传统家门在新疆大地筑造起的家园亦为人敬佩。其三是1963年到1966年分批到达新疆的十万上海支边青年。他们为兵团孩童带来启蒙知识、城市文明与世界想象，区别又呼应于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些四方之人涌入西北大地，在文化交往中生成了更具包容性的身份认同，也在国族建设中凸显出向心性的地理版图。但是，东西南北的地理坐标不只是方位的指涉，还意味着现代化尺度上的先进与落后，更进一步传达了善恶是非的道德判断。东方的上海是西部新疆之参照，它的发达、先进、文明、浪漫向天山脚下的青少年们提供了远方想象的范本，杨沪生的情书、王文民的书籍、维吾尔族人卖瓜子时的“上海缸子”、上海青年探亲时帮忙捎回的服装鞋帽等，无不昭示着兵团人关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憧憬。同时，上海支边青年的生活匮乏与返城难题则提示光辉理想下“一地鸡毛”的生存现实：杨沪生因异地与女友分手，王文民为返沪同吴琳娜离婚，留守新疆的杨吴二人选择结合。男女之爱与地缘关系相互映照，在分离与结合的伦理中传达作家的情感倾向。东西方位是相对的尺度，面对西方文化时，新疆则成为“东方”。吴之淼得到重视的原因在于其能够教授英语，而这也为姚远等人通过考试走出大漠奠定基础。但吴之淼身处境外的前妻利用他寄向香港的信件栽赃陷害，则又映衬出意识形态博弈下的作家价值判断。随着改革开放，南方与北方的差异亦成为边地少年观看世界的方法，其本质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社会转型症候，黄建疆等人对香港录影带的青睐是先声，李晴曌将民营轧花厂开回新疆则是标志。此外，对于少数民族群体而言，援疆的四方之人大多来自汉族，二者在语言传统、民族记忆与文化习俗上存在差异，但他们都被嵌入华夏民族的地理版图中，讲述同一个共同体故事。《天边》处理民族关系的方式重在表现和谐，不吝笔墨于跨民族婚姻、友谊、合作生产等情节，也不忘提醒边疆作为边地的特殊性，其地方叙事呼应着当下主流话语的倡导方向。总之，新疆兵团的少年们站在边缘瞭望中心，在地域文化的参差对照中生成对国族与世界的认知。经由层层递进的地缘网络，作家以“天边”诠释华夏边缘如何确认国族主体的重要议题，以立足一方而眺望四海的视野构造出边地的向心叙事。

“我为边疆献青春，献了青春献子孙。”这句由兵团一代喊出的口号构成兵团二代的成长底色，承载国族寓言的“少年中国”叙事被挪移到新疆大漠，通向现代性的“成长时间”是理解《天边》的又一重维度。从马富贵所在的解放军部队挺进新疆，到姚贵喜为三十八连招纳黄世云等四海“盲流”，再到1974年十岁孩童出门远行坐上寻找父母的列车，及至打倒“四人帮”、高考恢复、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深化等进程中的兵团二代成长历程，《天边》中的家庭因屯垦而聚集、童年以革命为基调、生命与国族共浮沉，呈现为个体成长与兵团现代化转型同构的寓言形式。这与弗朗哥·莫雷蒂在欧洲民族国家发展背景中将成长小说视为“现代性的‘象征形式’”逻辑相近，也与宋明炜借梁启超“少年中国”之言对民族青春的重述内在于同一脉络。小说以姚远、李军垦、黄建疆三位兵团二代的成长为线索，将他们喻为旷野三友（胡杨、芦苇、红柳），又以三件童年“稀罕物”——陶罐、红柳棍、石头——昭示三人关于人生道路的不同抉择，但无论道路如何分岔，边地少年最终都将汇聚到新疆建设事业上。具体而言，陶罐是文明的象征，罐中的谷物反映出人类的智慧，姚远通过高考得以离开大漠到“口里”上大学，但从生物系毕业后毅然选择回到兵团参加农业生产，同时其文化修养与知识旨趣也使他经由文物与传说召唤出西域的古老血脉。李军垦的石头后来被发现实为玉石，他又在胡一桂留下的和田旧居掘出大量玉籽料，玉石的经济价值指向新疆地区的市场效益，李军垦与吴珍运营的客栈亦是个人事业与市场改革相契合的体现，但他最终却将大量私人资产投入林带建设的公益中，守护正被黄沙侵吞的绿洲。黄建疆是三人中最具野性的一个，无论是否自愿，他终身驻留于这片土地，红柳棍见证其叛逆张扬与自食苦果，也助其戴罪立功于边疆维稳工作。兵团二代的成长在功勋的授予中宣告完结，小说在兵团三代的任职与歌唱中收束，成长叙事经由代际传承得以延伸，在“重复”的诗学中对无止境的现代性作出呼应的姿态。

然而，《天边》的文学性恰体现在成长时间中的对峙与超越。三位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都有不愿被提及的心事：“八分”之名刻印着戍边父母一张邮票促成的婚姻与姚远寄人篱下的童年，“野种”身世则关乎李军垦下落不明的生母与出走荒原的养父之浪漫韵事，斜眼之痛更以身体的残缺将黄建疆在地窝子中的守望与哭声昭示世人。然而，怨怼与控诉绝非小说意旨，历史的包袱被放置到无垠的旷野时，作家经由大漠心魂将“未来的主人翁”意识赋予兵团的孩子们，孤独个体在远离传统与主流的边疆相聚、奔跑、求生、求学、相爱、养育，反而创造出成长的乌托邦，获得纯粹、坚韧、果敢的少年心性。如作家在创作谈中所言：他们付出百倍努力摆脱困境，以大漠为舞台全力生长，“走出大漠后才能走向全世界”。在这层意义上，大漠之魂是一种梦想的诗学，作家站在成长后的时间回望大漠中的童年与青春，如李洱所言“重回种子的道路”，以乐观昂扬的情感基调为兵团二代追认了成长者的边地信仰。另一方面，在国族叙事与成长动力之外，大漠挣脱出兵团的秩序与建构性话语，在理性与情感龃龉时以第三空间的形式收容或消弭爱欲、疯癫与死亡，从而安放了青春之歌与向心地理之外的生命剩余。张者在小说中不吝笔墨，书写下大量超逸时刻：杨沪生失恋后终日游荡在沙漠，希望种出一朵“虚构的雪莲”，固执成疾；吴之淼被控诉后曾狂奔向大漠中的海市蜃楼，在黄沙中看见享受死亡与无法死亡的双重境遇；胡一桂与阿依古丽为爱情在沙尘暴之日出走，于旷野深处孕育个人的欢欣……大漠的浩渺为主旋律外的音符提供了无垠的空间。“沙漠和绿洲只有一步之遥”，前者张扬自然伟力，后者滋养生命性情，绿洲是沙漠之心。张者的“新疆系列”实际不乏浪漫想象，在《虚构的花朵》《山前该有一棵树》等前作中，他频频借来梦中传彩笔，为大漠中的少年、远方的情思与沉醉其中的文人构造出水土不服的诗意，用漫漫黄沙中稀缺的水填补生命的匮乏。《天边》对水的重视内在于大漠诗学中，包括一碗泉的发现、胜利渠的开凿、天山融水的闯田、卖水车与甜水池的纠纷、苦泉下的暗河，以及被连接上的林带与千年莲花的复苏等，水源造就绿洲，绿洲孕育生命，生命创造诗意，关于生命的抒情成为大漠诗学的深层意涵。最终，大漠之魂的梦想修辞与大漠之心的生命诗学汇合，将“天边”作为一种时空体呈现于读者面前，它既是边地族群的向心版图与代际传递的国族寓言，也是过往与未来交织而成的当代时间和自我与他者久久周旋的另类空间。华夏边缘、成长时间、大漠心魂因此成为一种阐释“天边”的三角关系。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展”特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