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伟：一个人的刊物
我记不得和林建法老师相识的具体日子。感觉上，林建法老师在我写作之始就认识了。他经常到杭州来，在杭州有众多朋友，不光有文学界的，还有美术界，以及政界、商界的友人。有一次，我听中国美院许江院长说起过林建法老师，说林老师是他的老同事，曾共同在《福建文学》供职。许院长笑称，他当时是杂志社一位小小的美术编辑。1980年代真的是文学的年代啊，一个小小的编辑室可能就是藏龙卧虎之所。
我认识林建法老师时，他已在主持《当代作家评论》了。我非学界人士，无法全面评价《当代作家评论》对中国文学所作出的贡献。作为一名文坛中人，我的深切感受是：林建法主编的《当代作家评论》关注文学现场，深度参与到当代作家经典化过程中，很多作家都受惠于他无私的帮助——只要他喜欢上一位作家，就会约请最好的批评家阐释其作品。
一代编辑有一代编辑独特的风范和个性。以林建法老师为代表的这一代编辑，最大的特点是纯粹。他们对文学怀有赤子之心，富有理想主义情怀，甘于做幕后推手。这一代编辑中，除林建法老师外，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何锐先生、田瑛先生等人。他们的脑子里除了文学，似乎没有别的事情是重要的。我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有着极为固执的个性，对自己认定的事深信不疑。在对文学的判断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影响并改变他们的看法。因此，他们个人的喜好就意味着刊物的风格，我称之为“一个人的刊物”。他们主编的刊物，在文学界都具有很高的辨识度。
事实也是如此。林建法老师在主持《当代作家评论》期间，几乎是一个人完成了整本杂志的工作，从选题、约稿到审稿、校对，都亲力亲为。他偶尔出差来杭州，我看到他身边总带着最新一期杂志的清样。
程永新先生称文学编辑是作家的“提衣人”，我把永新先生的说法看作是谦逊之辞。某种意义上，好的编辑一定是参与并推动一个时代文学进程的。作家、编辑和批评家天然是整个文学生态共同体中的存在。林建法老师是这个生态中绕不过去的人物，一个醒目的存在。
我常常觉得固执的人是有能量的。你可以把“固执”这个词理解成“坚定”。《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的经费有限，要靠林建法老师想办法才能把刊物办下去，他必须到处化缘。林建法老师看上去是一位书生，有着天真的面容，然而他同时也是一位热情、有生命力的人，意外地拥有社交天分。在杭州，我亲眼见到他和一位初次相见的商界人物，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成为朋友，从陌生到热络的速度令人惊叹。我想，可能是人们都喜欢纯粹、不计功利的人吧。他身上似乎天然拥有某种获得人们信任的能量。这么多年来，他体面地办杂志，还召集作家、批评家召开各种关于文学的学术会议。这些会议上提出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文学的肌理。
2005年10月，林建法老师邀我们去锦州参加一个会议。参会阵容相当豪华，有莫言、陈晓明、毕飞宇、程德培等人。那次会议开得轰轰烈烈，会上有各种争论，甚至争吵。才过去这么几年，如今已很难在会上看到这样的书生意气了，人们都成了好好先生。那次是程德培从商几年后第一次重返文学圈。德公生意虽然做得不算好，但“地主家还是有余粮”。做生意时的生活方式哪能说断就断，因此晚上一定要去娱乐场所。德公自在的生活方式颇有魏晋风度。可这对生活一向严谨、对娱乐场所一无所知的林建法老师来说，是一项重任，比他张罗一个会议要难得多。我看着林建法老师无所适从的样子，都有点同情他。
如今林建法老师和德公都已不在人世，想起来不免令人伤感。
两年前，我整理、修订早年写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交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整理旧作时，回忆绵绵不断涌上心头，其中的一些小说，与林建法老师有密切的关系。
一部是《战俘》，刊发于2004年《当代作家评论》第五期（发表时的题目是《中篇 1 或短篇 2》）。一部小说刊发在评论杂志，确实有些奇怪，不过这也体现了林建法老师的风格，他从来不按套路出牌。当时由于非艺术性原因，这篇小说屡遭退稿，他便拿去刊发了。这部作品后来获得当年度中国小说学会中篇小说排行榜冠军。
另一部是《亲骨肉》，刊发于以书代刊的《布老虎中篇小说》杂志。林老师业余为这家刊物约稿。林老师的精力真是充沛啊，除了《当代作家评论》，他还主编过不少文学及评论杂志，比如《西部·华语文学》《东吴学术》等。
说起来，我的长篇《风和日丽》的发表也与建法老师有关。我写完初稿后，他想看看。看后他很喜欢，没同我说一声，就把初稿电子版发给了《收获》杂志。后来，修改后的《风和日丽》刊发在2009年《收获》第四期、第五期上。他说，这是我重要的作品。我同意他的看法。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林建法老师离开我们已过去了三年半。每次想起他，我心里都充满温暖的感觉，谢谢他对我的厚爱。音容宛在，建法老师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