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打开及其可能性
2025年3月22日，在河南大学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机遇与挑战”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给我颁发了“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授奖词”的最后一段是：“陈平原先生的成就不为现代文学研究所限，但他无疑是从现代文学专业走出并且一直情系现代文学学科的资深学者。他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介入时代的方向，开拓了现代中国研究的版图，创造了现代文学学人的新的可能性。”1
凡颁奖词都是拣好听的说，故不能太当真；但说我不断探索“新的可能性”，这倒没错。有追求，有失误，有得意，也有惶惑，这大概就是读书人该有的奋斗历程吧。当初颁奖仪式后，我作了主旨演说《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边界、技术及可能性》。之所以没将录音整理成文，是自我感觉不太好，第一偏于个体感受，第二思维过分跳跃，第三没讲清楚到底路在何方。这回重整旗鼓，换个角度，谈谈我从事文学史研究与写作四十年来的得失成败。虽偶尔涉及大的思想潮流，但不是学术史总结，基本上限于自家工作体会。想得到的，不见得就能做得到，更何况，很多时候全凭直觉，摸着石头过河。如今回过头看，感觉得失参半，值得记录下来留给后辈作为参考资料。
一、尝试文学史写作
作为七七级大学生，我的学术历程与改革开放同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西学引进、批判视野以及文化热等，构成了我最初的学问底色。1987年北大博士毕业，第二年博士论文出版，那就是《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2；第三年《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刊行，此书日后单飞，改题为《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3。这两本著作都有英译本及日译本，前者更是获奖多多，包括教育部颁发的首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1995）以及卓有影响的第四届思勉原创奖（2017）等。可以说，在尝试文学史研究及写作方面，我起步状态很好。但必须承认，这不纯然是个人能力，更多得益于时代风气及思想潮流。在我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史”研究及写作的黄金时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以及“三人谈”的发表，竟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4。去年，为纪念钱理群、黄子平和我合作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发表/出版四十周年5，《名作欣赏》还专门做了一个小辑，谈论这本小书的得失，反省我们当年工作的意义与局限性6。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二书的特点，我愿意用四句话来概括：第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框架；第二，“叙事学”的研究视角；第三，“注重进程，消解大家”的文学史思路；第四，“兼及理论与实践”的写作探索。相关表述，除了二书的序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小说史：理论与实践》，还可参见初刊《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5期的《在范式转移与常规研究之间》。
二、延长文学史视线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继续沿着文学史研究方向努力，先后出版《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7《中国散文小说史》8《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9等。第一种有英译本，后两种则是韩文译本。其中，《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繁简体有好几个版本，国外的朋友纳闷，为什么不“从一而终”？那是因早年武侠小说研究不登大雅之堂，著作重版无门，只好再三改换门庭；后成为时尚，各家出版社争抢，则是另一个故事。
我的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即便站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立场，也只能从晚清说起。而我竟然在北大开专题课，大谈明清散文以及唐宋传奇等，如此大历史的思考与写作，缺陷很明显，那就是粗枝大叶，考辨不精，很难做到“每下一义，泰山不移”；好处则是大大拓展视野及思路。尤其是走出过分狭窄的“现代文学”，兼及古今，跨越文类边界，背后的思路及方法颇有可取之处。因为，随着中国学界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大学教授多倾向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好处是言必有据，越说越细；缺憾则是不敢越界发言，只管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久而久之，丧失提出并解决新问题的愿望与能力。像我这么上下古今、纵横驰骋，胆子大、想法多、论述浅，在学界其实有点异类。
具体到《千古文人侠客梦》，因注重大、小传统，兼及雅、俗文学，尤其是借用主题学方法及文化史视野，写作一气呵成，自认为是一本“小而可贵”的好书10。在我的著述生涯中，这是一次包含生命体验的学术冒险。不少读者被书名吸引，以为这书肯定很好读，买到手后才发现是专深的学术著作。不过，这本险些成为畅销书的武侠小说研究专著，依旧是我所有著作中读者面最广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甚至包括“江湖好汉”。前几年缅北诈骗猖獗，凡被骗到那边回不来的，家里人都很恐慌，一时求助无门。神通广大的潮汕人居然想到动用商会的力量，白道黑道都上，在外交渠道解决之前，顺利解救了不少人。主事者自称是我的粉丝，收藏所有版本的《千古文人侠客梦》，且以现代侠客自居。我在表示敬佩的同时，提及李白的《侠客行》，告知“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这里的门道很深。他说听懂了，且记得我在书中说过：“乱世天教重侠游”，太平年代，当侠客是很危险的。
三、反思文学史意义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我不断思考一个重要话题：文学史的权力、功用与局限。百年中国，我们引入“文学史”的著述体例与生产机制，将其作为现代中国“文学教育”的核心设计。但“文学史”真的有那么重要吗？1995年10月在香港科技大学举办的“中国文学史再思”国际研讨会上，我首次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质疑文学史的合法性，称其并非天经地义：“‘文学史’的写作与教学，从一个特定角度，凸现了中国人对西方教育体制和研究范式的接纳，以及对固有学术传统的改造。反省近百年的中国文学研究，目的是为了重新寻找出发点。”11几年后，我又发表《“文学”如何“教育”》，称进入现代社会，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决定的：“‘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122008年10月，我在讨论现代文学学科格局与研究方法的会议上，抛出一个有趣的话题：“假如没有文学史，我们该如何思考、教学、著述？”13我设想的六种结局与五种方法，不见得可行，但起码促使我们在政治史、学术史与教育史的夹缝中，认真思考“文学史”的生存价值与发展前景。
多年来，我一直叩问作为中文系核心课程的“文学史”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更新换代的可能性。关于这个话题，最集中的论述见201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版《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14，以及2021年东方出版社刊行的《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15。英文撮述则见我专门为Carlos Rojas（罗鹏）和Andrea Bachner（白安卓）主编的《牛津现代中国文学手册》16撰写的《“文学史”的故事》。
我的基本思路是，文学史是一门可敬、可爱而又不无可疑的学问，必须反省当下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在我看来，这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具体的论述策略则是《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版序中一段话：“作为课程设置的‘文学史’，与作为著述体例的‘文学史’，以及作为知识体系的‘文学史’、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史’，四者之间互相纠葛，牵一发而动全身。本书希望在思想史、学术史与教育史的夹缝中，认真思考文学史的生存处境及发展前景。具体的论述策略是：从学科入手，兼及学问体系、学术潮流、学人性格与学科建设。”17
补充一件趣事：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大学组织一场题为“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的学术座谈会，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极深的话：“在哈佛，只有一门文学史课，就是中国文学史课，别的系，不管是英语系、法语系，他们完全没有文学史的课。”18像中国人这样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来撰写与讲授各式各样的文学史，是否合适，值得深思。二十多年前，我曾谈及这种“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其结果必然是：“学生们记下了一大堆关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以及作家风格的论述，至于具体作品，对不起，没时间翻阅，更不要说仔细品味。这么一来，系统修过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课程）的文学专业毕业生，极有可能对于‘中国文学’听说过的很多，但真正沉潜把玩的很少，故常识丰富，趣味欠佳。”19
进入互联网及数据库时代，花那么多时间记忆极为繁复的文学史常识，实在没必要。如今面临更为严峻的AI的挑战，整个以阅读、思考与写作为中心的人文学都在努力寻找新的出路，“文学史”的教学不可能岿然不动。至于我当初提出的“以‘读本’为中心的文学教育”是否可行，则另当别论20。
四、拓展文学史疆域
既然“文学史是一门可敬、可爱而又不无可疑的学问”，在反省与质疑的同时，有没有可能择善而从，开辟出一条适合个人能力与趣味、且对学界略有裨益的新路？这就说到我为何以及如何不断地拓展文学史的疆域。
十五年前，我在河南大学作过一次专题演讲，题为《“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大意是，不妨从大学、都市、图像和声音四个不同维度，拓展文学史的视野与疆域21。文章在河大文学院主办的《汉语言文学研究》刊出后反响很不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2年第3期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2年第7期都予以转载；更重要的是，此后若干年，不断有学界朋友询问我这“四重视野”实践效果如何。2020年8月，我在河南大学演讲《再说“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描述各项工程的进展；估计到今年年底，就可以基本完工了——不是说到那时大厦就能落成，而是拿出大致能体现我学术理念的“样板间”。
我的“大学研究之路”，最初动因是撰写博士论文时，探究晚清至五四时期“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很自然地，牵涉到新教育与新文学的关系22。原本是独立的一章，洋洋洒洒写了三四万字，写完后，越看越虚，没把握，删繁就简，就成了现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导言”里的第四小节。功夫没下足，文章做不好，但我坚信，自己的思路没错——谈新文学或新文化运动，必须将其与新教育联系起来23。十年后，因北大百年校庆这一特殊机缘，我撰写《老北大的故事》，并与夏晓虹合编《北大旧事》24，开始尝试进入大学研究。
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大学何为》的“自序”中，我谈及自己的工作目标：“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些什么。”25除了十年前北大出版社集中推出的“大学五书”（《老北大的故事》《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大学新语》）26，以及2014年香港及北京两地的三联书店分别刊行的《大学小言——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27，我还有《中国大学十讲》28、《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年》29、《大学的读法一中国大学的理念与实践》30，但后面这三书，其实是选集。
“文学史”与“大学史”，表面看只有一字之别，其实二者的宗旨、趣味与方法有很大差异。对此，我很有自知之明，在《大学的读法》一书序言中，曾这么交代：“与我的文学史、学术史、文化史著作以专著为主大不一样，我的大学著述，兼及论文、随笔与答问等。我自己反省：之所以长枪短棒、匕首弹弓一起上，一是兼及历史与现实，努力介入当下的社会（教育）改革，二是思考尚不成熟，为文略嫌匆促。没能写出沉甸甸的专著，当然是很大遗憾；但卸下了学问的盔甲，直面当下，畅所欲言，未尝不是一件快事。”31
相对于大学研究，我的城市研究作得不太理想，属于“雷声大雨点小”。如今谈“北京学”研究，做学术史梳理时，一般都会追溯到我1994年撰写的《“北京学”》32。可那只是一则学术随笔，并非专业论著。细数这四十年间我的城市研究，只出版了《记忆北京》与《想象都市》两本小书33，再就是指导了十多篇博士论文、主办五场学术会议、开设四轮专题课。可以这么说，城市研究不是我的专长，好处是带出了一批学生，且努力让北大非专业的大学生与研究生熟悉脚下这块土地，理解北京这座历史底蕴深厚且日新月异的国际性大都市。这个工作目前还在做，但属于“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多年前，我曾撰文解释“自己之所以做城市研究而不够专注，著述体例芜杂只是表象，关键是内心深处一直徘徊在书斋生活与社会关怀之间”34。这方面的得失值得深究，因与我对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的定位有关。
图像研究方面，我出版过几种编注35，但最有影响的还是《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36。此书乃根据香港三联书店2008年版增订而成，扩充一半以上篇幅，出版后大获好评，先后荣获深圳读书节“2018年度十大好书”之首（2018）、第十四届文津图书奖（2019）、教育部颁发的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2024），并获国家社科基金外译项目支持。该书探讨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中“西学东渐”与“左图右史”这两大主线如何对话、交叉与融合，并最终发挥巨大作用。其中第四章“晚清人眼中的西学东渐”，以及第六章“鼓动风潮与书写革命”，都强调阅读画面时须特别关切文字与图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意识到图文之间具有某种张力，或互补，或反衬，或颠覆”37，故谈论晚清画报，最好能兼及新闻史、政治史、美术史以及文学史的视野与方法。
第四个话题是关于声音研究，这是我做得比较得心应手的。声音如何研究，各家立场迥异，我倾向于从思想史及文学史切入，着眼物质文化，如各种记录或重构声音的技术手段（速记法与留声机的传入），以及作为政治、文化及美学的“演说”；而不是听觉文化研究或声音政治批评。
演说在近代中国的兴起，绝对是一件大事。1899年，梁启超接受日人犬养毅的建议，将学校、报纸、演说定义为“传播文明三利器”38。此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无论哪个政党、派别或个人，只要想进行有效的思想启蒙或社会动员，都离不开“演说”这一利器。晚清以降迅速崛起的“演说”，不仅仅是政治、社会、学术、文化活动，甚至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文章变革。那些落在纸面上的“声音”，包括演讲的底稿、记录稿、整理稿，以及模拟演讲的文章，对白话文运动和文章体式改进的积极影响不容低估。广场上的演说，不同于古已有之的著述，不能文绉绉，谢绝掉书袋，更忌佶屈聱牙的表述，必须尽可能口语化，突出大思路，倾向于畅快淋漓，这才可能有好的现场效果。而这一点，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乃至学界的风气。
最近二十多年，为讨论作为政治、学术及文章的演说，我先后撰写了《学问该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中心》（2001）、《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1922年的“风景”》（2002）、《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39（2007）、《“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2010）等专题论文，这些文章分别进入我的若干专著40。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拓展思路与视野，完成了专著《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41。
做“声音研究”而专注于“演说”，完全不涉及诸如诗歌音韵、古文诵读、学堂乐歌、流行音乐、戏剧电影等众多有趣的课题，当然有很大的局限性。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认真审视后的自我限制：“终于悟出来，所谓跨学科论述，必须与自家以往的研究相衔接；完全重起炉灶，不是不可以，但难度实在太大。对我来说，若想深入讨论‘声音的中国’，必须与‘文字的中国’相互阐释，那样方能更好地发挥自家特长。而最有可能兼及‘声音’与‘文字’的，莫过于晚清迅速崛起的演说。更重要的是，演说可大可小，可雅可俗，可庄可谐，可日常生活，也可家国大事。借助那些‘纸上的声音’，研究者左右开弓、上下串联，钩稽前世今生，渲染现场氛围，还原特定的历史语境，深入开掘其思想史或文化史意义，那是可以做成大文章的。”42
正是意识到仅仅从“演说”角度切入“声音研究”有很大局限性，我才会积极发起“有声的中国”系列工作坊，邀请诸多同道共襄盛举。第一届：北京大学，2023年9月16日；第二届：河南大学，2024年12月21日；第三届：中山大学，2025年11月22日；第四届：厦门大学，2026年10月31日。希望这个系列工作坊能长期坚持下去，让“声音研究”成为现代中国人文学的一个重要抓手，也让文学史走向更为开阔的天地。
多年来，受现代媒介日新月异且无远弗届的巨大刺激，我不断反省此前我们的文学史教学与研究，是否过分强调“文字的中国”，而相对忽略了“图像的中国”与“声音的中国”。远古时代的人类，其表情达意，很长一段时间里，声音和图像比文字更为重要。即便进入抄本时代乃至印刷时代，也不是只有“解字说文”一家独大，按传统中国文人的设想，起码还有“左图右史”与“左琴右书”作为制衡与补充。我并不否认文字在传递文明、创造知识方面的核心作用，但希望在中文系的教学中适当引入声音与图像。
当初我研究画报与演说，需不断补课，且常感力不从心。虽构建了“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的对话框架，以及“有声的中国”的论述思路，研究时牵涉新闻史、政治史、文化史、美术史等，但文学史是我的重要基地，乃至底层逻辑。我从这个地方出发，往四面八方探索与延伸，但回过头看，学者的视野、趣味及心境，受自家最初搭建的知识结构影响极深。今天的大中小学生，生活在技术及媒介早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其阅读、思考与表达，一开始就不局限于文字，而是时常兼及图像与声音。因此，日后他们谈论“中国文学史”，极有可能与其前辈产生巨大差异。
五、文学史向何处去？
虽上下求索，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但今日中国学界，似乎没能让“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再次成为打开新的知识领域及精神世界的利器，犹如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样。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更多地将其作为一种知识积累与传承、文化传播与更新的有效手段，在各高校中文系里深耕细作。是否有可能突破目前那些看得见的天花板，让“文学史”更上一个台阶，甚至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是我一直在思考但又不太能说清楚的问题。
记得多年前，曾有历史系的朋友问我，从事文学研究的，有可能成为第一流学者吗？这么提问，有意无意中，凸显其“史学的傲慢”。当然，其中也包含世人对于文学研究（尤其是现当代文学批评）的深刻误解。记得饶宗颐曾引述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的说法：“其实搞汉学最大的好处在于通过文学来了解中国！”戴密微的学术路向是先治佛学、进而治庄子、治敦煌学，由敦煌文学进入了中国文学。据饶宗颐称：“他连连说可惜太晚了，到了晚年才醒悟出中国文学的伟大。他想申请到中国来，看看谢灵运浙江故居的山水。”43二十年前，我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及此事，并在文章中进一步发挥：“从文学入手研究中国，照样可广大，可深邃。而且，我特别看重一点：从文学研究入手，容易做到体贴入微，有较好的想象力与表达能力。”44我拟想中的文学史家，在自家领地之外，适当引入思想史、宗教史、教育史、艺术史，以及考古学、物质文化、图像研究等思路，那样的话，“文学研究”同样可以做到博大精深。
谈论作为一种教学体制、知识生产与精神建构的文学史，我多年来的态度基本一致：反省文学史的功能与局限，既对现有的教学体系不满，主张减少重床叠屋的知识讲授，扩大师生自主探索的领域，进而达成“文学史”的重建45；又主张谨慎行事，顾及实际教学需要，因而倾向于“移步变形”：“在与现有学科的对话中，不断撑开缝隙，拓展空间，以便后来者自由驰骋；而不是煞费苦心地设计完美灿烂的‘黄金世界’。”46换句话说，在当下中国“新文科”建设热潮中，尊重学界同人重绘知识版图以及建立自主知识体系的努力，但更关心那些古老学科如何重获往昔神奇的生命力。最典型的，莫过于再三叩问文学史该向何处去。
我并没有断然拒绝诸如“文学史”这样的学科建制，只是提醒大家：如何在与现有学科的对话中，借助新视野与新技术，不断撑开缝隙，拓展文学研究以及文学史思考及著述的空间。这既是进取，也是防御——防御科学技术对于人文精神的过度侵蚀。也就是我多次谈及的，希望达成某种跨学科的视野、跨媒介的方法、跨文体的写作，来呈现有人有文、有动有静、有声有色的现代中国。基于此理念，我才会从大学、都市、图像、声音等不同角度切入。可那样的研究与著述，是否还可以称为“文学史”？实在不行，叫“人文史”如何47？再不行，那就叫“文学史+”或“另一种文学史”吧——反正是努力走出1903年模仿西学勉强搭建起来的“文学史”框架、思路及趣味。
我多次感叹：曾经最能体现人文学者的“社会关怀、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趣味与能力”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渐丧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生猛的活力。这既受限于学术的内在理路，也牵涉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因此，最近十几年，我撰写一系列文章，在整个中国学界，为“人文学”呼吁；在人文学科内部，为“现代中国”呐喊48。
最近几年，我的思考又多了一层隐忧，那就是担心年轻一辈在某些方面重蹈冷战时代的覆辙。从1991年冷战结束，到2020年恰好是30年。老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的基本判断是，人类不会完全退回到冷战时代，但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结束了。记得2020年初疫情暴发，我的专题课改为线上讲授，总共十二讲，除了评述中国学者的小说史著述，还包括与国外的普实克、夏志清、韩南、王德威对话，第二年结集为《小说史学面面观》49（北京：三联书店，2021年）。2023年我撰写系列随笔《风雨读师四十载——我与王瑶先生》，日后收入我的《风雨读师》50。综合诸文，我在好几处演讲《冷战背景下的文学史建构——以王瑶、普实克、夏志清为中心》，辨析冷战时期不同风格的中国研究专家之间的激烈交锋，以及各自的利弊得失。无论中外，凡优秀的人文学者（尤其研究“现代中国”），学问之外，都有他们自己的“内在体验”与“生命情怀”。所有这些，都值得生活在太平年代的我们认真关注与体贴、同情与理解。
回到我自己，当初文章中提及“不妨借‘新文科’的东风，重新调整自己的学术姿态，兼及外部观察与内在体验、凸显技术含量与生命情怀，实现经典化与战斗性的统一”，特指曾经无比辉煌但如今风光不再的“中国现代文学”51。但事后想想，若不过分胶柱鼓瑟，这段话不仅适应于现代文学、古典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而且契合整个现代中国的人文学。
如今，还得认真考虑突然出现的人工智能挑战。去年我曾就这个话题发表五篇评论52，主编《AI时代的文学教育》53，此后还多次公开演讲或接受专访，但说实话，都是“卑之无甚高论”。当初组织书稿时，我的约稿函上有一段话，日后被印在书的封底作为广告：“世界史上，每次特别重大的科技进步，都会伴随一定的价值重组、社会动荡，以及知识结构的变迁。这回自然也不例外。若干年后，震荡期过去了，回头看，今天的好多想法与论述，很可能显得幼稚可笑。但那是真实存在的人类寻路的迷茫、痛苦与挣扎，值得尊重与保存。今天的所有思考与表达，都当作如是观。”54
以我有限的学术经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九十年代的学术规范建设、新世纪的换笔运动与数据库运作，2025年以降的与AI共舞——这些都是时代之问，没有万全之计，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认真面对。换句话说，生活在这个时代，首先必须叩问，什么是AI取代不了的学问？今年5月22日，在“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之分论坛上，我作题为《做AI取代不了的学问》的主旨发言，专门辨析“亲自吃饭，亲自读书，亲自写作，亲自做人”的重要性55；而此前一个月，我在深圳前檐书店配合“阅读，作为生活方式与压舱石——陈平原文学著作主题展”，作题为“AI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亲自读书”的学术对话，其中谈及：“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学问、论述和写作模式被AI取代，这是大势所趋。但作为人文学者，我们应当思考自己的存在价值。在我看来，努力经营独特的思维习惯和文体感觉，就是很重要的一点。”56
终于想通了：以问题为中心，亲自读书，兼及学问、思想与情怀，不问学科、年代、媒介与体式，如此打开“文学史”，或许能走出一条新路——至于能走多远，天知道！
（此乃作者根据2025年10月10日在第一届北大—哈佛现代文学论坛的发言提纲以及12月7日在河南大学专题讲座的记录稿，重新谋篇布局，2026年7月24—29日定稿于京西圆明园及吉林龙井客舍）
注释
1．河南大学近现代中国研究院：《陈平原教授荣获“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微信公众平台https：//mp.weixin.qq.com/s/uylxAsK3ZZB97RjKHK8c6g，202-3-23.
2．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Pingyuan Chen，The Change of Narrative Modes in Chinese Fiction（1898—1927），Tramslceed by Guixic Xie，Peking & Singapore：Peaking cniversiey press & springer，2022.
3．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后改名《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ingyuan Chen，A Historical Study of Early Modern Chinese Fictions（1890—1920），Translated by Minhong Liu，Peaking & Singapore：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Springer，2022.
4．参见陈平原口述、刘周岩整理：《陈平原：黄金80年代中诞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40期。
5．参见《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读书》1985年第10期至1986年第3期连载；《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6．《名作欣赏》2025年12月（第34期）在专栏“名家学术经典”推出纪念专题，刊发陈平原的《落花时节又逢君——重提四十年前的“三人谈”》、季剑青的《世界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陈培浩的《三人谈后三人行——如何不怀旧地纪念“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赵天成的《文学史的直觉泵——作为思想实验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及冯仰操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中的李泽厚》。
7．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Pingyuan Chen，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Fiction，Translated by Victor Peters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8．陈平原：《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该书后改题为《中国散文小说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9．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2017年再版。另有《明清散文十家：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北京：东方出版社，2024年版。
10．这里借用钱锺书对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评价，参见中书君：《〈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新月》1932年第4期。
11．参见陈平原：《“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中华读书报》1996年7月10日。
12．参见陈平原：《“文学”如何“教育”》，《文汇报》2002年2月23日。
13．参见陈平原：《假如没有“文学史”……》，《读书》2009年第1期。
14．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与境界》（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5．陈平原：《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北京：东方出版社，2021年版。
16．Carlos Rojas & Andrea Bachner（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17．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与境界·序》（增订本），第2页。
18．[美]宇文所安、陈平原等：《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现代中国》（第十三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又见陈平原编：《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7页。
19．陈平原：《“文学”如何“教育”》，《文汇报》2002年2月23日。
20．2012年12月8日，我在武汉大学主办的“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反思与重构”国际学术论坛上作主题发言，题为《以“读本”为中心的文学教育》，整理成文《文学史、文学教育与文学读本》，初刊《河北学刊》2013年第2期。
21．陈平原：《“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大学·都市·图像·声音》，《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
22．举例来说，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1918年5月首刊《新青年》4卷5号，后收入小说集《呐喊》。不说政治立场，单是叙事方式，熟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传统中国小说读者，很可能一头雾水，完全读不懂。谈论文学传播，作者学养是一回事，读者能否接纳更为关键。不妨设想，往前推十年二十年，在“新教育”兴起之前，《狂人日记》这样的小说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23．参见陈平原：《我的“大学研究”之路——代自序》，《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年》，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版。
24．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陈平原、夏晓虹合编《北大旧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25．陈平原：《大学何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26．2018—2019年新北市的华艺数位推出繁体字版“大学五书”，包括《老北大的故事》《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大学新语》《读书的风景》，《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此前已有繁体字版，见陈平原：《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
27．陈平原：《大学小言——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版。
28．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9．陈平原：《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年》，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版。
30．陈平原：《大学的读法：中国大学的理念与实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
31．陈平原：《大学的读法：中国大学的理念与实践》，第X页。
32．陈平原：《“北京学”》，《北京日报》1994年9月16日。
33．陈平原：《记忆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想象都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此前刊行的《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和《人在北京》（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相关论文已并入。
34．参见《“城市”怎样“阅读”——一个人文学者的追求与困惑》，《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35．笔者编注有《点石斋画报选》（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2014年版）、《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珍藏本，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修订本，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香港本，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之外》（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等。其中流传最广的《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一书，是和夏晓虹合作，且编注工作主要由她完成。
36．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37．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第194页。
38．任公：《饮冰室自由书》，《清议报》1899年第26期。此则原未单独标目，1902年横滨清议报馆出版的《饮冰室自由书》单行本中，方才加题《传播文明三利器》。
39．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40．以上论文，分别进入我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41．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该书已多次重印，并获国家社科基金外译项目支持。
42．陈平原：《聆听演说与触摸历史——〈有声的中国〉导言》，《小说评论》2022年第4期。
43．饶宗颐：《我所认识的汉学家》，《光明日报》2000年4月6日。
44．陈平原：《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文汇报》2005年12月25日。
45．参见陈平原：《重建“文学史”》，《现代中国》（第十二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重建“中国现代文学”——在学科建制与民间视野之间》，《人文中国》（第1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46．陈平原：《“新文科”视野中的“现代文学”》，《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9期。
47．参见陈平原：《“现代中国”的视野以及“人文史”构想》，《中华读书报》2022年10月12日第13版。
48．参见陈平原：《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读书》2012年第2期；《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文汇报·文汇学人》2016年4月15日第T10版；《人文与科技：对话的必要与可能》，《中华读书报》2019年12月4日第13版；《学科升降与人才盛衰——文学教育的当代命运》，《中华读书报》2022年5月25日第13版；《中文系的使命、困境与出路》，《读书》2024年第1期。
49．陈平原：《小说史学面面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
50．陈平原：《风雨读师》，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
51．参见陈平原：《“新文科”视野中的“现代文学”》，《探求与争鸣》2022年第9期。
52．陈平原：《人文学科要做好迎接人工智能挑战的准备》，《光明日报》2025年1月1日第7版；《AI时代，文学如何教育》，《中华读书报》2025年2月12日第13版，《人民日报》2025年4月20日第6版摘编；《人文学者：怎样与AI共舞》，《中华读书报》2025年3月19日第13版，Chen Pingyuan，How hunanities scholars can clame with AI，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505*/1334511.shtml.2025-05-20；《AI时代的教育理念与方法》，《新华每日电讯》2025年4月25日第10版；《人工智能四重奏——〈AI时代的文学教育〉序》，《中华读书报》2025年6月25日第13版。
53．陈平原主编：《AI时代的文学教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该书收文37篇，分四辑，第一辑“AI与人类命运”，第二辑“AI与诗文写作”，第三辑“AI与人文教育”，第四辑“AI与课堂教学”。
54．陈平原主编：《AI时代的文学教育·封底》。
55．参见白安琪：《陈平原：与AI共舞做AI取代不了的学问》（中国文艺网2026年5月22日在线发表），https：//www.xinhuanet.com/ci/20260523/6e8d110b65fc4f849531f54ac55c9e43/c.html，2026_5_23.
56．陈平原、李浴洋：《AI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亲自读书》，《小说评论》2026年第4期。
作者简介
陈平原，河南大学至善特聘教授、河南大学近现代中国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中国人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