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九月,寻路者无穷
编者的话
“中国现代文学馆A座中庭,一条火炬状红绸从大堂凌空而起,在穹顶下收束成一道飘带。阳光透过玻璃顶洒下来,落在红军号手雕塑上。”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传承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现代文学馆承办、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协办的“地球的红飘带——文学中的红军长征”展览本月在京启幕。展览开幕前,我们特邀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同道写下馆藏研究手记,重温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记忆,讲述他们眼中波澜壮阔的文学字迹背后的故事。顺着这条红飘带,萧乾笔下的斯诺,李心田对《闪闪的红星》的说明,陈靖、黎白 《红军不怕远征难》创作与修改,李一氓长征书写的三重维度等文学故事顺次展开。
革命者们翻山越岭,寻求新机,还有另一批人在做相似的事。1929年由李舜琴、郝德青、张衡宇、肖镇卿等山西籍青年发起的左翼读书团体“鏖尔读书会”,是观察一代知识青年从“读书”走向“革命”的典型个案。王翠艳《“惶惑年代”知识青年的选择》浓缩了青年知识人从书斋走向革命、从“单个人”走向“人群”的精神转型路径。
教师节前后,我们选发的姚丹《那个说“我即语文”的人走了——回忆陈日亮老师》与宋遂良《哪里去找田先生》等篇章中,也可以看到又一种寻路者:从荒芜中重建尊严,身教即言传。换言之,只要那些“长长的空白”依然可以唤醒我们“深深的反省”,寻路这件事就永无尽头。
《钱锺书是如何看待诺贝尔文学奖的》一文在月中旬一度登顶网站阅读量榜首, 作者张世林从栾贵明《小说逸语》讲起,描述钱锺书对文学评奖的看法。“请先把《围城》读懂,理解《围城》的主题,比争诺奖来得重要许多。”在一定程度上,钱锺书是拒绝把评奖当作文学标准来看待的,他对体制性荣誉保持的距离大于他对可通心扉者的距离。很快,新一年诺奖又将公布,是否仍有围城内外人如钱锺书般感叹“诺诺之奖,不过尔尔”呢?
本月,地坛书市再次人头攒动。四年前的那个秋天,“我与地坛”回归到市民生活的周边,与书相关的记忆开始重启,至今,以史铁生先生作品为名的雅集已经容纳了百余万人。我们选载张小英《书与地坛》一文,详细介绍了百年来北京的书市变迁,这也是一份文化平权与公共阅读档案。我去观摩的那天,看到写着“我与地坛”字样的彩旗飞扬在书的周围,随风而舞,亦是新的飘带。
中国作家网文史频道编辑陈泽宇
2026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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