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凯德：写作只有一条路，就是继续写
与猪肉安全传闻纠缠在一起的恐慌，一头从尚未开幕的动物园逃出去的黑豹，一个被大人们不断讲述、真假难辨的双枪大盗，还有一座突然倒塌的酒店……新加坡作家黄凯德从旧报纸、记者生涯与童年记忆里，捡回这些渐渐被遗忘的事件，写成短篇小说集《豹变》。这些材料并不只属于一座城市的年表，它们都先沉积在黄凯德自己的生命里，后来才进入小说，书中的男孩、父亲与那些心怀春秋大梦却又退缩、无力的男人，也因此带着非常私人的来处。
我只能从自己的经验讲起
要谈《豹变》，我真正能够讲清楚的，还是我自己：中文怎样成为我的写作语言，我怎样去当记者，又怎样从父母的争吵、童年的传说与旧报纸里，慢慢认出自己要写的东西。
我是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新加坡人。从小学到中学，华文（或中文）是学校里的一门课；数学、科学、物理等其他科目，主要用英文学习。因此，很多知识第一次进入我的脑子时是英文的形态。后来要用中文谈数学、科学或社会制度，我往往要在心里再做一次转换。这个转换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好像很自然。
我跟中国有一段很短的渊源。1992年我拿到政府奖学金，来中国求学，原本应该待四年，结果因为家里有事，只待了三个星期就回新加坡。
高中毕业考大学时，我曾经在数学系和中文系之间犹豫。读中文系，我觉得自己大概可以拿第一，后来好像也真的拿了第一，还拿过陈嘉庚金牌。读数学系的好处，则是以后向别人介绍自己时，可以说自己是数学家，听起来比较厉害。最后我念了中文系，不过被放弃的那一条路没有完全消失——多年以后，我把数学里的莫比乌斯带写进了小说。
中文系毕业以后，现实的出路大概有两条：去学校教书，或者进入华文媒体。我没有想太久就进了报馆，前后做了七八年记者，跑的是社会新闻。在我任职的报纸里，那条线叫“意外线”，顾名思义，就是哪里有意外，你就往哪里去。
新加坡基本上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地方，偶尔发生一件比较大的事故或命案，整个报馆的节奏就会突然改变。但跑久以后，也会看见新闻语言怎样把人迅速装进固定的形状，人还没有真正被理解，形容词已经替他安排好了位置。工作给了我许多街头经验，但后来也变得有一点沉闷。记者必须追上当天发生的事，日子久了，连意外仿佛也有固定的写法。
打捞新加坡被遗忘的小历史
接近记者生涯尾声的时候，发生了SARS。那时候我们对这种疾病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事情来得非常突然。有一天采访回来，我独自在报馆抽烟，一位老报人走过来跟我一起抽。他说，新加坡以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瘟疫和恐慌。于是他跟我讲起1967年与猪肉安全传闻纠缠在一起的恐慌，医学怎样解释是一回事，街头巷尾怎样传播又是另一回事。我从前完全没有听过，感到很好奇，就去找了一些旧资料，发现连医学期刊里也有相关记载。
后来我把它写成小说《鳖瘟》，就是《豹变》里面的第一篇。有人问，为什么我面对的是2003年的SARS，却倒退回去写上世纪60年代的恐慌。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一个小说家只能书写他当下所见到的现实，大概就不配称为小说家。新闻追着今天跑，但小说有时要回头。
写完《鳖瘟》以后，我觉得这条线索好像可以继续写下去。新加坡有许多不为人知，或者已经被埋起来的小历史。它们曾经在报纸上占过一个角落，也曾经被人们反复谈论，后来却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没有急着替这些材料建立一个宏大的计划。文学创作本来就很不着急，一年写一篇，好像也够了。写到第二篇、第三篇以后，我才渐渐感觉，作品之间形成了某一种风格。这个风格并不是我一开始有意安排的。后来我就想，如果写满十篇，也许可以成为一本书。
慢慢浮现出来的大概有两条线：一条是新加坡那些被遗忘的小历史；另一条是男人，以及他们对于身体和阳刚气概的焦虑。我写的人物常常自以为很厉害，真正遇到事情时，却又懦弱、退缩，或者被自己的欲望弄得很可笑。
《豹变》里的十篇小说，最初大多发表在中文报纸的文艺副刊上。一整版如果全部登一篇作品，大概可以容纳五千多、不到六千字。写得再长一点，就要分成两期；一旦分期，阅读的连贯性多少会被打断。所以，写五六千字的短篇小说慢慢成了一个习惯。这个习惯未必是我先想清楚的，版面就在那里，写久了自然会顺着它走。
只是报纸后来慢慢不再是大多数人的阅读日常，至少在报纸这一端，能够承载小说的空间越来越窄。那些旧副刊曾经保存过怎样的生活，现在反而要重新回到旧报纸里寻找。传统媒体一旦失去原来的读者和收入，文艺副刊就更难维持。五六千字不只是我习惯的一种篇幅，也是一种已经逐渐消失的文学载体留下来的形状。这些作品写写停停，跨过了很长时间，直到2019年才在新加坡结集出版。
我们这一代新加坡作者，过去常被前辈批评没有历史感。中国的“90后”作家好像也常听见这种话，在新加坡被这样批评的是“70后”。前辈觉得我们只写风花雪月，写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没有背负历史。《豹变》出版以后又得了奖，我就在得奖感言里，把它当成一次对这些前辈的回应。不能说这本书突然就把历史扛得多么伟大。至少《豹变》里的历史，不是从大人物和宏大事件开始的，它常常只是旧报纸的一小块，是老报人记得、年轻人没有听过的事情，是一阵流言、一次逃亡，或者一场灾难怎样落到普通人的身体和日子里。这些事情曾经发生，后来又被埋起来。小说没有办法把它们还原成一份完整档案。
男性视角写作，也可以是在质疑男性
《豹变》这本书里的十篇小说，主要从男性人物或男性视角展开。这是我写了前几篇以后，有意维持的一条线。男性视角不等于替男性辩护。我的创作初衷正好不是张扬他们阳刚的一面，而是怀疑它、减损它，让所谓的阳刚神话一次次失灵。
《豹变》其实有很明确的女性主义意识。女性主义未必一定要以女性人物作为主角。小说里的男人害怕身体失控，害怕没有后代，也害怕被别人看见自己的软弱，口头上好像把自己撑得很厉害，真实的那个人却未必如此。写男性，也可以质疑男性。
不过我选择男人，当然还有一个比较便利的理由：我自己比较容易掌握。这是一条轻便的路，不等于小说里只能放轻的东西。人物可以是我较熟悉的男性，进入人物之后，性别、身体、权力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还是应该尽量复杂一点。
当时我会把这种写法解释成一种性别意识，也解释成我对男性比较熟悉。《豹变》2019年在新加坡出版，有读者问我：为什么这些小说里，好像总有一个很懦弱、很猥琐，躲在某个角落的父亲？我才发现，这种对男人的怀疑和嘲笑，也许从更早的家庭经验里就开始了。
小说里的父亲，大概带着我真实父亲的某一种样子。我的父亲受的是华文教育，也是那个年代左翼群体中的一员。可是回到家里，另一种生活也在发生。母亲并不认同父亲的所作所为，两个人常常吵吵闹闹。我从小比较倾向母亲，总是站在她那边看父亲，于是我眼里的父亲是一个面对具体生活无力、没有用的人。
我为什么会对那些口头上谈着大事，真正回到生活里却退缩、无力的男人格外敏感，大概不是没有原因的。书里的男人害怕身体失控，害怕没有后代，害怕尊严受损，他们把自己撑得好像很厉害，真实的那个人却常常没有那么厉害。他们跟我的父亲并不完全相同，却共享着一道裂缝：外面的语言很宏大，家里的生活却未必能够承担。我写这些男人时，可能也在一次次重写那个孩子眼里的父亲。只是这些东西，写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作品完成以后，读者把它们指出来，我才明白搞不好自己一直都在里面。
孩子的目光也要慢慢长大
小说前面几篇大量使用小朋友的目光，这一点我倒是有意识的。小孩子用纯真、好奇的眼睛，去看大人的世界，会产生一种很有意思的对照。孩子听见大人谈论瘟疫、英雄和罪犯，却未必真正明白，他们会把听来的碎片重新拼起来，形成自己的解释。正因为不明白，看到的东西反而跟大人不一样。
《我是李小龙》也是这样写出来的。我写的时候，在两个男孩之间放进了一点没有被说破的感情，这是我写这篇小说时很在意的地方。孩子不知道怎样命名一种感情，并不表示那种感情不存在。也许正因为他们还没有被大人的分类教得太完整，友谊、依恋和暧昧之间，反而可以暂时留下一点不必马上划清的空间。
但是写了几篇以后，我也觉得，不能永远躲在小朋友后面。一个不像样的小说家，还是应该时不时检讨自己。于是后面的叙述视角慢慢长大，从孩子走向成年人。现在回头看，这个变化刚好也契合了书里的新加坡。从上世纪50年代走到80年代，一个刚刚建立的国家好像小孩子一样，慢慢长大。观看世界的人，也不得不跟着长大。
所以到《包》这一篇就开始处理种族关系。新加坡当然也有过种族紧张、冲突和流血的历史，可是我写这一篇时，就不想再把不同种族的相遇处理成你死我活的场面。我更想从共生、救助和包容的角度去看：人在一个并不和谐的时代里，能不能还是为另一个人留下一点位置？严肃的问题未必要一直板着脸谈，有时一个小时候听惯的玩笑，反而更能把人与人之间那条边界照出来。
小时候看中国香港电影或连续剧，大人有时会忽然跟旁边的小朋友说：新加坡以前也有这样一个江洋大盗。讲多了以后，我们这一代即使没有亲眼见过，也好像早就认识他。所以写《双枪》时，我想写的不只是一个劫匪，也想写新加坡怎样从仍有市井传奇、仍带一点灰暗与暧昧的社会，走向后来更强调法治、秩序与洁净形象的现代城市。秩序让人安全，也让许多市井记忆和传说消失。我的情感倾向未必能那么黑白分明，所以我就把这个人写到书里。
《美丽新世界》写的则是另一种现代化经验。1986年，六层楼的新世界酒店突然倒塌，造成重大伤亡。真正的调查结论是一回事，对当时还在念中学的我来说，更直接的经验是：这场在报纸上连续报道的公共灾难，竟然与我身边的人发生了联系。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新闻不是停留在报纸上的数字，它会这样直接进入一个普通家庭。这段记忆我随身带着走了很多年，等到要替《豹变》写最后一篇时，我才把它放进故事。
写作只有一条路，书会有自己的命运
我现在还在大学教写作，主要教小说、散文和现代诗，课程的规模不大，也只是学生可以选择的一些科目。许多学生从理工科或其他专业来到课堂，一个星期有几个小时，暂时离开原来的作业和生活。上课的时候，我大概讲一点废话，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真正要做的，还是每堂课给一个题目，让学生回去写。写完以后我逐篇看完再写评语。
写作，我觉得只有一条路，就是继续写。一个人能不能写，会在不断书写的过程中慢慢显现，他会找到自己的感觉、节奏，也会知道如果继续写下去，下一步应该往哪里走。我自己的小说也是这样，《豹变》不是先有一套完整理论，再按照计划逐篇完成，它是在一次次写作里，自己长出方向。
我有一本新书在新加坡的独立书店发布，现场大概来了七八个人，全部都是我的学生，老师办活动，他们大概不敢不来。我一边讲话一边还要取笑他们，说你们要多看一点书，也要多买一点书，不然老师的书卖不出去。当然我没有强迫他们买，学生都很可爱，也很支持老师。
一本华文书的第一版，在我的个人经验里大概印四五百本。我的书用三五年，通常可以把这四五百本卖完。因为我不断有新的学生，在外面也有一些零零散散的读者，所以慢慢还是卖得掉。这样的成绩，在新加坡好像可以拿来开一个“畅销作家”的玩笑。放到更大的出版市场，当然不能算是畅销。所以别人问我是不是畅销作家，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回答。
但我一直觉得，一本书如果认真写好了，它应该有自己的航程。风吹到哪里，它就漂到哪里，不必永远停在新加坡这个海岛上。《豹变》在新加坡出版几年以后，来到中国。不只是书漂流过来，连我这个人也跟着漂流过来，这次我去上海、苏州，再来到厦门和鼓浪屿。写这些小说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过，很多年后会在这里跟读者见面。
作品完成以后，它好像真的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它会替自己寻找读者，也会带着背后的书写者，去到他原来没有想过的地方。至于问我这次回到新加坡以后，有没有什么远大的写作计划，我完全没有，大概先无所事事，睡到日上三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