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馨平：活过的证据
一
他活过吗？
每个人身边都有这样的“无名氏”，平庸、沉默、独来独往，只有在他离世的那一天，周围人才会想起来还有这么个人的存在。小说《活过》就讲述了一个“无名氏”刘新明的故事，没儿没女，没有亲人，住在大山里，周围人早都把他忘了，直到死的那天才被人想起来。
但是，刘新明没活过吗？他会木匠，却没赶上时代，赚不到钱，妻子突发恶疾而死，想要孩子却无儿无女，住了一辈子单身宿舍，老了还被人诟病是个疯子……细查刘新明的一生，七情六欲，婚丧嫁娶，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尘世中所有的喜怒哀乐。刘新明最终孤身一人，晚年的刘新明除了基本的生活物资，连电话也不需要打，手机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可他依然就那么生活着，像深山里的一株植物，村里人的风言风语入不了他的耳。当所有世俗的要素被剥离后，生活本质的模样浮出水面——“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当行至趣，苦乐之地，身自当之，无有代者。”（《无量寿经》）高低贵贱只是外相，并不直接等同于内心的苦乐。那些看起来晦暗逼仄之地，却总是栖息着自由。若以这个标准去衡量，刘新明不仅活过，晚年还是那样的自得其乐，他或许比很多人都幸福。
那么，让刘新明显得“没有活过”的，正是我们早就习以为常的世俗成功叙事——仿佛非要成家立业，儿女承欢，物质丰裕方能算上是“活过”，再不济也要有些动人的悲苦。但刘新明一个也不占，他沉默寡言，不悲不喜，连死也是平静的，因此是那样贫瘠可怜。但活/未活的区分是二元对立思维的判断结果，不是真实。“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如是说。若没有平庸的刘新明们作为对照，那些精彩的“活过”又从何而来？
事实上，生活中本就充满矛盾和裂缝，人与事皆为因缘和合，瞬息万变，一念之间就含有极其丰富的内容。若能体会每一种感受，便能发现圆满中包含的恐惧，痛苦中蕴含的坚定，快乐里隐藏的悲伤……每一种复杂况味都是生活意义所在，刘新明早已尝遍人间百味。然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总是紧紧控制着人们的思维，看似是在理清混乱，建立秩序，但同时也造出了更多更大的局限。人被驯化出固定的生活模式，囚于其心，能见的十分有限。但触碰到事物本质的却不是判断的利剑，而是放下分别的观察和“看见”，让一切“如其所是”。这正是本篇小说叙事的意义所在，刘新明的人生很完整，不论是否有人记得，是否有人承认，他都是“活在这世上的人”。
二
爱作为牵引，让他安住于荒芜
刘新明和郝穗穗并未白头偕老，但这段婚姻却是刘新明生命中最重的部分。自从郝穗穗离开后，他的世界逐渐缩小为一个点，那就是村里的老屋和屋后郝穗穗的坟墓。对于刘新明来说，情感是他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人生支点。
这段爱起初是美好的。郝穗穗漂亮、勤劳、能干，让刘新明体会到了十足的人间温暖，也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但好景不长，郝穗穗始终怀不上孩子，没过多久又得了肺癌，刘新明的工资无法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郝穗穗很快便离开了人世。刘新明砍掉父亲坟边的柏树给郝穗穗做棺材，村里的人都说砍掉那棵树会影响风水，但“他也不用担心，他都没有后人，哪里来的后人的命数！”这也是刘新明后半生的态度：“管球它，自己的乐自己知道！”从这以后，刘新明距离世俗生活越来越远，直到最后变成了一个“没有人能记起来的人”。但之所以如此，是有现实原因的——刘新明真的成为了一个“哪里都不是”的人。年轻时因为郝穗穗是农村人，他们不是工厂的“双职工”家庭，没有资格分房。后来可以买房了，刘新明微薄的工资也支付不起。加上郝穗穗的病，刘新明更捉襟见肘。快到退休时，刘新明住了一辈子的工厂又要搬迁到远地。他想回到山里的老屋住，因为郝穗穗就埋在那里。但大雨冲垮了山里人家的房子，政府用补贴加自筹资金搞移民搬迁，村里人都搬去镇子周围的新小区了。刘新明因为年轻时在工厂工作，户口早迁走了，不算村里人，享受不了补贴；他女人死了，户口注销了，连那一点点坡地都不是合法继承的。政策找不到他——所以他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村里人。村里也不会再花钱给单单一个人恢复供电。刘新明两头都不靠，一个人守着没有电的老屋，用蜡烛活着。这一段曲折完全可以作为现实主义乡土小说的素材，但在本篇小说里却被淡化处理了，因为刘新明愿意留在大山里。原因是“他不能将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这里，他要是去了咸阳，逢年过节的，连个给她烧纸、上坟的人都没有，她得多伤心。”他心中唯一的牵恋让他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那么是否被时代抛弃，是不是生活的局外人都不重要，那些也只是暂时的，刘新明的归处甚至不在土地上，而在心里，情感能够穿越时间，犹如黑暗中的明灯，让生者得以脱离苦海，得到无穷的慰藉。若非如此，刘新明不可能在老屋里孤身一人直到生命终结。
那么，为什么郝穗穗如此让刘新明挂念？并不是因为她漂亮能干，而是在这个农村女性的决断里，呈现出一种高级的伦理，那就是“不评判、不追究”。婚后多年无子，郝穗穗喝了一年中药没用，医生查说女方没问题，刘新明不肯自查，郝穗穗一句“你跟牛一样，一天犁三趟地都不嫌累，咋会有问题？”轻轻迈了过去。即便最终没有钱治病，郝穗穗也没有痛苦和抱怨，只是说：“这辈子跟了你，我很知足，没有给你生个娃，你可不能怪我。”传统宗法里无嗣是婚姻的裂痕，这里却成了两人之间更密的绳——因为她把“传刘家香火”的父权逻辑卸了，只留“跟你过”本身。毫无疑问，郝穗穗“看见”了刘新明，她只在意这个人。这质朴的理解应是小说中情感最重之处。这段婚姻里面的确包含了许多古老的训诫，譬如必须要传宗接代，女人不能对男人太主动，但这些都并非重心，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面，一切并不是那么界限分明。也正因如此，两人的相濡以沫，才格外和谐，才有那么多的彼此体谅。
三
“看见”作为叙事伦理
这篇小说将刘新明的一生叙述得相当平淡，但这种“看见”是对生活本身的还原，也是这篇小说的叙事伦理。刘新明的一生充满了可以大做文章的材料：当兵、退伍、相亲、多年无子、父亲去世、妻子肺癌晚期、亲手打棺材、独自守荒村……哪个拿出来都能写成催泪弹，但作者对事件本身进行了去戏剧化的处理，每个都写到，但是不展开。比如郝穗穗查出来小细胞肺癌晚期，按通俗写法应该有大段恐惧、崩溃、化疗、临终遗言，但这里只写了“刘新明天天躲在楼道里哭”，以及“刘新明当时腿就软了”。然后两人抱头哭一场，回家了。之后刘新明砍柏树、做棺材、上漆，漆还没上完，郝穗穗就走了。这样的叙事方式很贴合刘新明这个人物形象：他是那种在村里一闪而过，独来独往，没人能想起来的人，不在乡村小说中惯有的、密集的“群体交往”里，没有人与他共情喜怒哀乐，因此即便生活中有山崩地裂，浓烈的情绪也没有被放大的机会，一切只是单纯地发生和结束，宛如银幕上在放的一部电影，名为“那个人的人生”。
再者，如果把这个故事写得很浓烈，加上大段心理独白、煽情环境描写、制造命运悲剧感等等，那其实是在替刘新明“喊冤”，是在替一个并不需要被同情的人博取同情，喧嚣的话语很多时候都比不上沉默的重量。在小说中，叙事者隐身，不自称不评论，不以“是否活过”这种傲慢的框架来判断刘新明，而是从他的视角看待世界——在刘新明的世界里，没有复杂的语言来处理和描述情感，所有“应该很痛”的瞬间都成为动作：抽烟、砍树、锯板、晾晒、上漆、摆吃的、倒酒、骑车。刘新明的一生在别人眼里“没什么”，但在他自己的逻辑里，该做的都做了，该守的都守了。这样写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将痛处隐匿起来，虽然没有明说，却能够给人一种沉甸甸的重量感。落在纸面上的故事只是刘新明生命的冰山一角，更大的真实在水下，在刘新明心中，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能描述出来。这就是生命本身的重量，不可否认，无法消除，是完整活过一生的人都拥有的东西。这种白描的技巧是小说叙事最精妙之处。小说叫《活过》，他确实活过——不是活成了什么，是活过了。那些沉默的动作、那口柏木棺材、坟前分掉的半瓶酒，就是他留给这世界的全部证据，不需要谁来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