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汪曾祺为何想起他
蔡德惠，一个与汪曾祺并不特别熟稔的西南联大同学，怎么就能让1947年“沪漂”的汪曾祺想起来，还特地写文章怀念他？
一
汪曾祺的文章刊发于1947年3月7日《大公报》。这一年，汪曾祺在上海私立致远中学教书，住在学校一间漏水的铁皮屋顶小屋里，他戏称小屋为“听水斋”。他在1947年7月15日致沈从文的信中说：“五六两月我写了十二万字，而且大都可用，已经寄出……”他心情不算太好，周围汽车的声音太吵，下学期的事情也没有定，可他“被一种难以超越的焦躁不安所包围”。而且他似乎对上海的文化界也多有微词：“上海的所谓文艺界，怎么那么乌烟瘴气！”“年青的胡闹，老的有的世故，不管；有的简直也跟着胡闹。昨天黄永玉（我们初次见面）来，发了许多牢骚。我劝他还是自己寂寞一点作点事，不要太跟他们接近。”
彼时，汪曾祺年轻气盛，他的“沪漂”时间从1946年8月至1948年3月，不过一年零七个月，而就他在上海的创作和发表情况来看，可谓密集刊发、颇受看重。《大公报》刊载他的《蔡德惠》《歌声》《背东西的兽物》；《文汇报》“笔会”刊载《风景》；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他的随笔和小说；后来日渐成熟的市井小民手工艺人这一系列风格的小说《戴车匠》也发表在《文学杂志》；《鸡鸭名家》《绿猫》等早期小说发表在1947年至1948年的《文艺春秋》等，这些都是上海创办的报刊，说他引起彼时上海文化界的热切关注是不为过的。
汪曾祺在给沈从文的信中说：“巴先生说在‘文学丛刊’十辑中为我印一本集子。”巴先生即巴金，巴金的太太萧珊乃汪曾祺西南联大校友，汪曾祺在上海期间多次与黄永玉、黄裳一起去巴金彼时霞飞坊的家里喝茶谈天。20世纪40年代的巴金，在上海完成了《寒夜》《憩园》等重要作品，成为青年偶像，在全国范围内都有着广泛的文学影响力，并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为上海及全国的作家提供重要的出版平台。汪曾祺告知沈从文这一信息，有向恩师汇报的意思，当然也不无欢欣鼓舞自豪之心。
但汪曾祺觉得，也有编辑不太给力，比如他在信中写：“刘北汜处去年九月有两稿，迄无下落。他偶尔选载我一二节不到千字短文……小作家们极为我不平，说我们是同学，他不应太用力压我稿子。”我搜索了一下刘北汜的资料，他还是汪曾祺西南联大的同学。他于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做过昆明峨眉中学、云大附中、中山高级工业职校教员，上海《大公报》编辑、副刊编辑室主任，后去北京，任故宫博物院《紫禁城》杂志主编等。那么就是《大公报》期间与汪曾祺有交集。但汪曾祺文章多次刊载于《大公报》副刊，这么说来刘北汜也不算压汪曾祺稿子，只不过不像汪曾祺认为的那般有着老同学之间应有的热情吧？
再看汪曾祺给沈从文的信，信中修正了这种埋怨：“我不知道为甚么不能控制自己，说了好些原先并不想说的话……虽是口口声声不怨尤，却总孱然流露出一种委屈之感来了……比如刘北汜，他实在有时极关心我，而我在心里说了些很卑下市井气的话！我尚得多学习不重视自己。”其实汪曾祺就是觉得刘北汜不够高看自己，这对已然成为“知名青年作家”的汪曾祺来说，确实不那么畅快，毕竟不仅沈从文先生称赞他，巴金先生也欣赏他，那么他的自我期许比较高也是自然。好在，青年汪曾祺还是有着及时的警醒和敏悟，“我尚得多学习不重视自己”。这句话其实也是贯穿他一生的修炼，既自我，又不必过度自我。
二
所以，汪曾祺在这个心气和文气皆旺的阶段想起蔡德惠，还专此写了一篇《蔡德惠》，窃以为看似意外，实则顺理成章，和汪曾祺后来用心叙写平民人生、在“王淡人”这样的人物身上阐扬人性之美之泽的作品有着气脉的隐隐一线牵。
蔡德惠是怎样一个人？“他不大声说话，也没有引人注意的举动，除了他系里学术上的集会，他大概很少参加人多的场合。我们那个时候认得他的人恐怕不多。”就是一个同住校舍几年的同学，但汪曾祺仍然注意到了这个人。部分出于观察人和事物的写作者本能，部分源于蔡德惠身上的气质。“我只记得有一次，一个假日，人多出去了，新校舍显得空空的，树木特别的绿，他一个人在井边草地上洗衣服，一脸平静自然，样子非常的好。自此他成为我一个不能忘去的人。”也许看多了年轻人的激动昂扬、愤世嫉俗、激愤苦闷，这么一个情绪稳定的同学，“对世界充满温情，平静而自然的样子”，吸引了汪曾祺。于是，“彼此知道名字，路上见到也点点头”。
蔡德惠念生物，研究植物，一头扎在研究室工作。当带学生外出考察植物时，蔡德惠的话显然稠密很多，“大家都围着他，随便掐一片叶子，找一朵花，问他，他都娓娓地说出这东西叫什么，生活情形，分布情形如何，有个什么故事与这有关，哪一篇诗里提到它”。想象当时西南联大附近的云南乡野，一群学子围着一个三十岁不到的年轻人谈论植物，汪曾祺写道“他好像是穿了一件灰色长衫”。应该不会是“好像”，清贫的蔡德惠大抵没有几件长衫的，日常的灰布长衫，估计已洗得磨出纤维，和他的温和妥帖一体。红白蓼花，灰色长衫，绿色乡野。人和植物都在彼时的当下一刻。
蔡德惠将全部精力投入专业研究。汪曾祺写到一次路过他的研究室，索性进去看看。“四壁都是植物标本，层层叠叠，尚待整理。他说有好些都似乎从滇西采集来的，拿出好些东西给我看，都极其特别。他让我拣两样带回去玩。”汪曾祺挑了几片木蝴蝶，他感受到他同学说话的语气“有一种隐隐的热烈”。而且，蔡德惠还用竹子在白墙上做了一个日晷，用来看时间，“不知什么道理，这东西教人感动，蔡德惠平时在室内工作，大概常常要出来看一看墙上的影子的吧”。研究室交流之后，汪曾祺一直没有再看见过他，但“偶然因为一件小事，想起这么一个沉默的谦和的人，那么庄严认真地工作，觉得人世甚不寂寞，大有意思”。
三
蔡德惠不久就因肺病去世了，差不多半年后，汪曾祺发表了这篇文章遥示悼念。是蔡德惠那种朴素真挚，专业精深又超然物外的气质使他难忘，还是感叹尘世间如此清脱之人的少有？我想大抵这些因素都存在。在上海的不到两年间，汪曾祺历经了找工作的不易、日常生活的不易，“我实在找不到事，下学期只有仍在这里，一星期教二十八课，再准备一套被窝让它霉”。写作发表虽然比较顺利，稿费可以贴补一些日常家用，有的稿子刊发也会被搁置较久。他也许会想，如果蔡德惠面对这些事会怎么样？他大约不会像自己那样发牢骚，跟老师写点意气用事的文字吧？
“沪漂”汪曾祺有一种内观的气质，那日常中庄严的平静和丰富是他所称赏的，故乡高邮的那些平民普通日子中的丰美是他气质的底色，所以才会有多年以后那些以家乡为背景的小说和散文。也因此，1947年的早春他想起蔡德惠，写了这篇文章，“是想给蔡德惠生前朋友看看的”，似乎是为了怀念。其实也不尽然，那是青年汪曾祺生命内在的一种省视。他欣赏蔡德惠的平静、朴素、庄严，那种不事张扬在清简环境中专心做事的热忱，可能是彼时的汪曾祺自觉有所欠缺的，在“上海这个人海之中”，他难免要受到很多事情的打扰、刺激。
这些年来，每每重读《蔡德惠》，我也会想，如果蔡德惠生活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时代中，他会如何自处？和这个社会产生怎样的关系？可能也会“卷”？他应该是不会“躺平”也不易焦虑的，一个在专业精深中不断挖掘的人，总会挖掘到自己的兴趣点，然后不断深入，始终保持对生活内在的“隐隐的热情”。
像蔡德惠那样的人，在任何时代应该都不太会感到迷茫，都会有自己稳定的生活轨道。遗憾汪曾祺在后来的创作中没有再写蔡德惠，不过《故里三陈》《岁寒三友》等作品应该已经回应了青年汪曾祺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