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西学，鼓吹变法：《万国公报》与近代中国
在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中，报纸杂志在报道时事、介绍西学、传播思想、倡导变法或革命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数以万计的近代报刊中，由外国人传教士于1868年创办，1874年改名，并延续到1907年的《万国公报》，无疑是极具特色而又颇有影响的一份。《万国公报》创办发行于中外交往的初期，为中国人了解世界、认识自身提供了充足的知识仓库，其在传播西学、鼓吹变法方面的贡献足以使它跻身于近代最有重要影响的刊物之一。
华报之先声
《万国公报》的前身是1868年9月5日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的《教会新报》。该报每周一期，除歇夏、歇年外，每年共出50期。《教会新报》初期“国事与教事尚合而一之，而教事较国事为尤重”（沈毓桂：《辞〈万国公报主笔启〉》，《万国公报》第61册），以宣传基督教教义和报道教会动态为主，但也有不少的世俗消息和科技知识。
《教会新报》在发行6年300卷以后，直接从第301卷（1874年9月5日）起改名为《万国公报》。可见《万国公报》并不是一个新办刊物，而是由《教会新报》直接改名而来。《万国公报》的编辑在回顾《万国公报》的历史时，都是从1868年的《教会新报》算起，如华人编辑蔡尔康在《万国公报》一百册时撰文写道：1868年，美国名进士林乐知创设《万国公报》于上海，“华字第一报也”，“纪五洲之国政”，“启一国之人心”。《教会新报》改名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扩大读者范围，特别是把中国官绅作为主要阅读对象，同时扩大发行量，维持刊物的生存。改名后的《万国公报》虽宣教主旨未变，但世俗的内容越来越多，逐渐成为一份以传播西学、评论中国时事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刊物。
《万国公报》自1874年改名以来，发行至1883年第750卷中止。1889年2月又复刊，改为月刊，册次另起，一直延续到1907年12月第227册停刊。由此可见，《万国公报》如果从1868年算起，到1907年停刊，除去中间停办的五年，实际发行35年，如果从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算起，也有30年。一个外国人创办的中文刊物在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能跨越40年，实际发行35年、977卷册，独有《万国公报》这一份。
纵观《万国公报》的历史，可分为两个时期，即早期（1874—1883）和广学会时期（1889—1907）。早期的《万国公报》由林乐知和华人编辑沈毓桂主持，1883年，因两人共同参与筹办中西书院，无暇顾及而暂时中辍。1889年复刊后的《万国公报》虽仍由林乐知和沈毓桂主持，但背后是由广学会负责经费和发行。广学会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创办的最大出版机构，它出版的书刊成为中国皇帝和官僚士子了解国内外时事的重要媒介，《万国公报》即是其中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此后的《万国公报》就成为广学会在华的喉舌和舆论阵地。
近代中国的报刊数以万计，《万国公报》与同时期的其他报刊相比有以下特色：第一，《万国公报》是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中文刊物，以传播西方宗教文化、报道国内外时事、评论中国时事为主要内容。“作公报者，目能见西方，口能言西方，亦目能见东方，口能言东方，即其能见能言之两方面而为之比较”（范祎：《万国公报第二百册之祝辞》，《万国公报》第200册》）。这与外人在华创办的外文报刊和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报刊有明显的不同，其中西兼顾、中西比较、以西证中的“他者”视角是其最大特色，也是其独特的价值所在。第二，《万国公报》的内容兼顾教事与政事，包含宗教、学术、政治三大块，内容庞杂，包罗万象，但其宣教的主旨始终未变，只是采取了以学辅教、以政论教的策略。华人编辑范祎在《万国公报》第二百册之祝词中，一方面认为：“公报非教会之杂志，实政界学界及农事工业商业之杂志也”；另一方面又强调：“知西教则如探水而得真源，艺果而得佳种，是即公报之最大要义也。”《万国公报》的这个特点使它与一般的宣教刊物明显不同，其宣教策略更具诱惑力和迷惑性。第三，《万国公报》虽是外人创办的中文刊物，但自始至终离不开中国人的协助，当时外人与华人的合作方式是外人口译，中国人笔述（华人编辑又称主笔）。参与《万国公报》编辑的华人主要是沈毓桂、蔡尔康、任廷旭、范祎，皆是熟读经典、精于文笔的饱学之士。华人编辑虽有认同或信仰基督教，但他们毕竟是中国人，对中国文化有深厚的感情、对中国国事有切身的感受。他们在辅助外人编辑的同时，还自己撰写大量的文章发表，阐述自己对中西文化和中国时事的意见。这些华人编辑的广泛参与，使得《万国公报》又具有中国人说外国事、中国人说中国事的特点，并成为华人的一块舆论阵地。
纪五洲之国政
《万国公报》以“译海邦之要政，作华报之先声”为志向，以传播西教、西学、西政为其主要内容。除直接宣传基督教教义外，《万国公报》传播的西学范围极其广泛，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各国时事，其传播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现实性之强烈，在当时的中文刊物中，无有出其右者。
《万国公报》在介绍西学方面最有成就且最有影响的是社会科学。在教育学方面，1889年3月，《万国公报》在复刊后的第2册，就刊登了李提摩太的《新学》一文，详细介绍了何为新学，以及英、法、德、俄、美、日、印度七国的学校数目、学生人数、学校费用以及各国报馆、图书馆的数目，最后还针对中国的实际，提出四条新学之法。此文后来以《七国新学备要》为名出版，在中国有一定的影响。19世纪末，介绍西方教育最为详尽的一本书是《文学兴国策》，此书汇集了美国各界名流有关教育的论述，1896年由广学会出版。此书的内容《万国公报》虽没有刊载过，但《万国公报》在第88册、第90册刊载了林乐知、龚心铭为该书写的序言，从第88册到130册（中间有中断）一直在刊登该书的广告，对这本书推崇备至。
在经济学方面，《万国公报》从1892年8月第43册起，开始刊载英国传教士艾约瑟著的《富国养民策》，直到1896年5月第88册止，共连载43期（中间有间断），第一次将西方经济学系统传入中国。《万国公报》从1894年12月第71册起，陆续介绍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单一税思想，这种思想后来成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而且，孙中山最早就是通过阅读《万国公报》而接触到亨利·乔治的经济思想。更值得一提的是，《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各种安民思想中，两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及其学说。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在第121册至124册中，连载了李提摩太译、蔡尔康撰的《大同学》，此书是根据美国学者企德的《社会进化论》节译而成。在《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这里虽将马克思误认为英人，但介绍的确实是马克思的思想。在《大同学》第三章相争相进之理中，又一次提到马克思：“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也。”这里又将马克思说成德国人，姓名译成“马客偲”。《万国公报》是在节译别人的著作中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虽然只是片言只语，但根据目前学界的研究，这是第一次将马克思的名字及其思想介绍到中国来。
《万国公报》对西方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介绍在当时最具现实意义，也是它赢得维新派器重的重要原因。1875年《万国公报》在第340卷刊载《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会议堂解》一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万国公报》从551卷起，开始间断性的连载林乐知的《环游地球略述》。林在此文中第一次把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的五条誓文介绍到中国，第一次把1878年美国联邦宪法完整地介绍到中国。随后，《万国公报》又在第643卷中，介绍了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前十五条的内容。这样，被资本主义国家视为宪法蓝本的美国联邦宪法第一次比较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20世纪初，《万国公报》刊载传教士李佳白的长文《列国政治异同考》，对西方民主制度进行了更详细的介绍。这篇文章从1903年2月第169册开始，不间断地在《万国公报》连载21期。此文把中、美、英、日、德、法、俄等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两两进行比较，比较的范围包括土地人民之异同、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之异同、国主之异同、议院之异同、民权之异同。通过比较，可以获得以下认识：一、比较准确地了解西方各国政治制度的不同；二、比较清楚地看出各国政治制度的优劣；三、在所有各国的政治制度中，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最为落后；四、中国应向西方学习，变革政治制度。
除民主制度外，《万国公报》还大量介绍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如《万国公报》第163册刊载《论美国人民权力》，再次列举了美国联邦宪法赋予人民的各种权力。第188册的《欧美十八周进化纪略》一文，介绍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丹（伏尔泰）、虏骚（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民主思想。《万国公报》从1900年5月第136册起，开始连载英人施本思（施宾塞）著、马林译的《自由篇》，共18期。这篇文章阐述了以下思想：一、自由乃人天生之权力，人得自由实天下之公理，万世之常理；二、自由之界，人欲自由，当以他人之自由为界；三、自由乃国家政治之根本；四、国家不可侵入人之自由。西方自由思想系统传入中国是在20世纪初，《万国公报》刊载《自由篇》是在1900年5月至1902年1月，马君武翻译的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在1903年由译书汇编社出版，严复翻译的《群己权界论》于190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比较而言，《万国公报》的传入最早。
启一国之人心
《万国公报》自创办伊始就倡导向西方学习，效西法以求变通。在第356卷刊载的《中西关系论略》中，林乐知就指出，既然中国的贫弱是因泥古守旧造成的，那么变法就成了当务之急，《万国公报》对此有大量的论述，几乎每期都有文章谈变法。至于如何变法，《万国公报》的文章几乎众口一词，那就是向西方学习，“当今之世，欲谋富国之法，要贵乎审时度世，酌古准今，则效西法以善于变通而已”（金琥：《富国要策》，《万国公报》第644卷）。1889年《万国公报》复刊后，谈变法的文章日益增多，其中尤以沈毓桂和王韬的文章为代表。沈毓桂在宣传西学为当务之急的同时，还强调以中学培其根本，逐渐形成了“中体西用”的文化观。王韬的文章大多选自他此前出版的《韬园文录外编》，代表了当时中国人对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万国公报》利用中国败于日本的残酷现实，鼓吹变法更为有力。1894年12月，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中日两国进止互歧论》（第71册）一文，比较中日两国学习西方的历史，从中分析中国战败的原因。他指出，中日两国原本都是尊古守旧、与西方格格不入的国家，在东西相通后，两国几乎同时开始向西方学习，但中国浅尝辄止，日本则孜孜以求，举凡电线、铁路、邮政、开矿、通商诸大政，无不行之，又立议院，许其民公举议员，以通上下之情，故日民皆以国事如家事，而休戚与共，祸福与同，故能战胜中国。甲午战后，《万国公报》对变法的鼓吹，以中败日胜的残酷现实为背景，认为日胜中是日本向西方学习、善于变法的结果，更强调变法的紧迫性，读罢的确给人一种“非变不可”“不变则亡”的强烈刺激。
《万国公报》的变法主张涉及政治、经济、教育诸多方面。在政治上，《万国公报》比较保守，主要强调“中央应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整饬吏治”“通上下之情”等，无甚新意。尽管《万国公报》系统介绍过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它并不主张立即在中国施行。在经济方面，《万国公报》大谈富国养民之法，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主张，包括通道路、捷信音、开矿产、垦荒田、造机器、开银行、铸银元、保商贾、鼓励发明、保护专利等等，其中谈得最多的就是中外通商贸易、发展交通通讯。在教育方面，《万国公报》的改革主张极为丰富，主要是改科举、兴学堂。《万国公报》仿照西方设计出一套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教育体制，另外，还主张设学部、出国留学、办报馆、译西书、建图书馆等。
甲午战后，《万国公报》提出一些更为系统的改革方面，其中以林乐知、李提摩太的意见为代表。林乐知在《险语对》（第82册至第88册）中提出五项改革纲领，包括皇帝经常召见各国公使，选派公使、领事出国，删改一切指斥西教、轻藐外人之语，兴办铁路、电报，增添泰西有用之学，设立各类学堂，笃信上帝，全国政令划一，废除刑讯、不让妇女读书、缠足等陋俗，等等。李提摩太在《新政策》（第87册）中提出了四项改革纲领：一、教民之法，主要内容是派王公大臣、督抚子弟、正途人员出国留学，立报馆，译西学，建书院，增科目，由学部总其成。二、养民之法，主要包括通道路、捷信音、开矿产、造机器、开银行、保商贾、刻报单等经济内容。三、安民之法，主要是对外与各国通商和好，对内使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四、新民之法，主要是信教自由，不应守此教而诋他教。《万国公报》的变法主张，有一个明显倾向，那就是变法必请西人来指导：“今敢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不行新法则已，欲求新法，非先假手于西人，不为功也。”否则，“变象未形，乱萌已兆，将有变本而加厉者矣”（林乐知、任廷旭：《中国度支考跋》，《万国公报》第104册）。李提摩太在《新政策》一文中，明确提出中国的变法在全局上需要西人来领导和主持，而且他心目中已有具体人选。总之，《万国公报》的变法主张可以归纳为九个字：信西教、采西法、用西人，其最终目的还是站在西人的立场上为传教服务。
如前所述，《万国公报》对中国变法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宣传是很有震撼力的，它所提出的变法主张也是相当全面和具体的，特别是经济和教育改革主张也多有可取之处，对当时的维新派也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维新派对《万国公报》的变法主张有吸收，有拒绝，也有批判。康有为主张经济改革的目的是开利源、堵漏卮，与外商争利。针对《万国公报》宣传的基督教拯救中国，康有为更是极力抵制，并提倡设立孔教会与之对抗，他提出保国、保教、保种，其目的就是为了对抗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针对《万国公报》一再宣传的西学源于西教、西政源于西教的言论，维新派先后发表《论西政西学治乱兴衰俱与西教无涉》（《湘学报》1898年第28期）、《论西学与西教无关》（《知新报》1898年第49期）等文章进行驳斥。由此可见，尽管维新派通过阅读《万国公报》了解西学，知晓世界大势，也采纳了《万国公报》的某些变法主张，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与《万国公报》仍有本质的不同。“他者”的视角虽然很独特，但“他者”毕竟还是“他者”，中国的事情还是应由中国人自己来办。
变法的有力推动者
《万国公报》始终是以宣教为主旨的刊物，但它近代中国的影响却在宗教之外，这“种瓜得豆”的效应，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一、《万国公报》既然采取以学辅教、以政论教的策略来传教，就必然会介绍西学和评论政治，而当这些内容在中国受欢迎时，它为了扩大影响，又会加大这方面的分量，这就使得《万国公报》时常呈现出一种西学时事显于前、宗教隐于后的独特现象。二、中国人主动的选择。中国知识分子是出于救亡图存的目的来阅读《万国公报》的，他们吸取了《万国公报》中的西学和某些变化主张，但对基督教或敬而远之，或极力拒斥。《万国公报》宣传什么，不等于中国人就接受什么，中国人有选择，有扬弃。三、大量华人文章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万国公报》的宗教浓度。除几位华人编辑和少量信徒外，大部分华人的文章并无宗教色彩，如王韬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文章，都是在谈变法，没有一篇是宣教的。《万国公报》对宣教可谓不遗余力，忠实地贯彻了广学会的办刊宗旨，但能不能达到目的，就不是它能决定的。
《万国公报》自创办伊始至最终停刊，一直非常关注中外时事。早期的《万国公报》除每期转载反应朝中动态的《京报》外，还一直辟有“政事近闻”“中外近闻”“各国政事”这样的栏目，持续性地报道国内外大事。特别是甲午战争期间，《万国公报》从1894年7月，就开始连载《朝鲜纪乱》（后又易名《乱朝纪》《朝乱纪》），直到1895年6月，共载12期，详细报道了战争的全过程。《万国公报》在第77、78、79册，连载了《问答节略》和《使相徂东公牍》，前者是李鸿章使日期间与日本全权大臣的谈话记录，后者是李鸿章与日本谈判的往来文件，在当时尚属机密。《万国公报》在第84册刊登了中日《马关条约》的中文原文，并注明是日本国邮来，上海各日报尚未得到。还有，《万国公报》在甲午战后，以《裒私议以广公见论》为题，大量译载外电、外报、外人对战争的评论，这在当时的报刊中也是不多见的。《万国公报》对中外大事的报道，特别侧重于外电、外报、外人对中国时事的评论，为中国提供一个了解世界、进而认识自身的窗口，使中国人“不出户庭而周知中外之事变”，其以外论中、汇世界大事于眼前的贡献值得充分肯定。
1898年12月，广学会在第十一次年报中附录了一个中国皇帝订阅的书目，共129种，其中89种是广学会出版的，而其中大部分都在《万国公报》刊载过。如花之安的《自西徂东》原载于《万国公报》第636卷至750卷（中间有间断），共刊载48期。该书分为仁、义、礼、智、信五集，主要通过中西文明的对比，指出中国社会、道德、文化的落后现状，并以西方为参照物提出改良办法。《泰西新史揽要》原载《万国公报》第62册至68册，在第75册和76册分别刊载该书的译本序和译本后序。这本书原作者是英国人麦恳西，主要内容是讲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发展史，全书贯穿着浓厚的进化论观点，以西方各国的近代发展为例，论证国家的强盛之道并非与生俱来，而在于弃旧图新、勇于变革。此书连载于1894年，出版于1895年，正迎合了甲午战后中国人因耻思变、急于向西方学习的需要，出版后非常畅销，好评如潮。《中东战纪本末》初编八卷，1896年出版，后又续编四卷暨《文学兴国策》再版，是记载甲午战争最详尽、最全面、评论最深刻的一部书，该书的全部内容几乎都在《万国公报》上刊载过。《万国公报》从1896年8月第91册起至1899年11月第130册止，还以“考试时务场中必备书”为题，为该书及《泰西新史揽要》《文学兴国策》连续作了三年多的广告，使这三本书处于戊戌时期最畅销、最有影响的著作之列。
《万国公报》创办发行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此时的中国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向西方学习、救亡图存成为时代赋予中国人的历史使命。但限于当时的条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可能走出国门，去国外实际了解世界，这就需要一种媒介，将西方的各种信息传入中国，而《万国公报》适逢其时，成为西学东渐的重要桥梁和中介。尽管《万国公报》始终以宣教为宗旨，但在长达近四十年发行中，无论是载文的数量还是内容，世俗的文章都远远大于宣教的文章。《万国公报》对西教、西学、西政、西事的介绍和传播，日积月累，逐渐形成一个知识仓库，这个仓库里面储存的是与中国传统知识不一样的新知识、新事物、新世界，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是中国亟需了解的西学、西政、西事，是中国摆脱落后、由弱转强的新武器。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也确实从这个知识仓库里获得了对世界、对自身的新认识，并由此萌发变法自强的思想和行动。《万国公报》对此不无自诩道：“方公报之初行也，其时风气未开，中国之报章，寥寥不能一二，而公报毅然为之倡，学子颇磬掉其说。洎甲午梦醒，遂有崛起之人才撼动第一重之波澜，未必不由公报及广学会所译之书为之根底也。”（范祎：《万国公报第二百册之祝辞），《万国公报》第200册）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也评价道：“一八八九年，广学会发行《万国公报》，林乐知主笔，多载时事论文及中外政治法令，变法成为一种运动，《万国公报》是有力的推动者。”（《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96页）从《万国公报》创办和发行的时间、刊载的内容及其影响来看，它配得上这样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