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友人处看到张天翼老年时的一张照片，一时浮想联翩。忽记起二十多年前参与策划鲁迅与左翼文学的展览，搜集过张先生的资料，读其作品，颇为佩服。张天翼是在鲁迅引领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便已经有些影响，到了抗战时期，声名日隆。他的小说带着特别的味道，没有装模作样的外饰，善于写出人性的本色。作品表面像问题小说，实际侧重在世间俗态的描摹上，对于人精神气质中被异化的一面加以揭露，讽刺与幽默都有，也像一面镜子，照出人们看不到的斑点来。

最初的时候，他受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影响，一些作品发表在《礼拜六》《星期》《半月》上。那时候他喜读林纾的文字，审美意识半新半旧，文字不免老气。到了北大读书后，趣味开始转向新文学，域外作家中最吸引他的是狄更斯、果戈理、契诃夫、莫泊桑，而中国作家鲁迅在他眼里分量最重。一篇《阿Q正传》，就让他醍醐灌顶，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好小说。随之也发现，周围的这类人物很多，曾经心仪的林纾像阿Q，而在心灵深处，自己也未尝没有阿Q的影子。青年张天翼，也因此由旧而新，审美风格开始发生变化。1929年，他的小说《三天半的梦》在鲁迅、郁达夫主编的《奔流》上刊出，后来便与鲁迅有了书信交往，虽然见面不多，但彼此的友谊，说起来不浅。鲁迅对他是有一说一，点明不足，又多有鼓励，还将他的小说推荐给增田涉选编的《世界幽默全集》，也与茅盾联合致信美国的伊罗生，推荐其小说入选拟编辑的中国现代小说集《草鞋脚》。

鲁迅为什么欣赏张天翼？大概是其内心有种悲悯情怀，和深刻的批判精神吧。只要细读张天翼那些讽刺与幽默的作品，大概能够理解彼此交往的基石是什么。在有些地方，青年张天翼是有意与鲁迅的审美趣味看齐的。

张天翼的小说好看，有的读起来不禁发笑，笑后又带出某种哀凉来。撕破伪士的外衣，露出丑陋者的原态，在他那里是常见的风景。他有一篇小说《脊背与奶子》，很像一幅审丑图。任三嫂爱上外乡一个青年，镇子里的长太爷认为这是败坏风气，让人将任三嫂捉回故里，毒打一番，但任三嫂毫不悔改。因为任三嫂的丈夫借过长太爷的钱，任家一时无力偿还，长太爷便生出一计，让任三嫂来伺候他，其实是欲占有这位女子。不料任三嫂看穿了其诡计，在受到猥亵之际，打倒了这个道貌岸然之人，跑到了外乡男友之家，两人双双逃离了故土。一面是争自由的女子，一面是荒淫无度的伪君子，长太爷的猥琐、无耻，昭然若揭。

与长太爷相似的还有《砥柱》里的道学家黄老先生，这个人物在社会上一直以道德立身，但内心却是另一个世界。小说写黄老先生与女儿乘船外出，见隔壁舱里男女的不雅之举，不免心动。一方面嘴里大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另一方面则窥视卖淫的女子。性心理活动，由隐而显，十分鲜活。我猜想作者写此篇作品，乃延续五四知识人的语境，觉得旧风在民间弥久，痛扫旧礼教遗风，也是文学家持久的责任。

在张天翼那里，左翼作家不只是要注意流行观念，还当深入生活之中，去拷问那些畸形的生命状态。《皮带》中的邓炳生靠着亲戚的关系到了一个公馆里谋职。此人一心想入职升官，在机关里遇到各等人物，主奴结构里，人心多被异化。邓炳生不久得到少尉司书职位，乐不可支。于是欲望膨胀。没有料到，在这个诡异的官场上，自己不过是可用可不用的棋子，最后还是被辞退了。《猪肠子的悲哀》勾画一位作家畸形的状态，喜欢巴结上司，过着无聊的生活，与一个有钱人的女儿在一起，在他那里，生活的真意是缺席的。描述这类社会的灰暗之人，作者出笔老到，会心有悟，也仿佛一根神针，扎到了要害。

杨绛在《论萨克雷〈名利场〉》一文中说，萨克雷“写出了自私心的丑恶，更进一步，描写一切个人打算的烦恼和苦痛，到头来却又毫无价值，只落得一场空”。这类审美尺度在张天翼那里也是有的，虽然格局不及萨克雷大。那篇《包氏父子》，读起来笑点很多。在公馆做奴仆的老包为儿子小包借债上学，小包不认真读书，连续两次留级，他平时攀附富人孩子，喜欢时髦，又愿意打扮自己。老包为了满足儿子的欲望，四处借钱，以维持其虚荣。老包如此溺爱儿子，一是因为妻子去世过早，许多责任都压在身上，另一方面，他知道要过上体面的生活，才能在世间有点面子。老包的理想自然是想当老爷，小包呢，也将自己看成少爷。但他们既无老爷的实力，也无少爷的资本，不过活在虚夸的幻影里。过年的时候，讨债者蜂拥而至，恰逢儿子又在学校打了人，被开除学籍，先前的学费、服装费竟未得退还。旧债加新债，把这对父子可笑的富贵之梦打碎了。鲁迅当年提出如何做父亲的话题，涉及自我的责任，到了张天翼这里，这个话题变为双向的，从父与子两个层面看家庭的生态与社会生态，交织的题旨便显得复杂了。

张天翼也善写官场上的丑陋，这一点在《呈报》《华威先生》中显现得颇为典型。虽然已经民国了，中国的官场，旧习依然，国民党治下的乡下，民不聊生，为官者还继续着旧王朝的那些东西。《呈报》写勘灾委员彭鹤年接到任务，向省里写灾情报告。百姓遭难，如何上报，这位勘灾委员不是认真核实灾情，而是揣摩县长心思，维护乡下富人利益。因为县长与乡下地主沆瀣一气，彭鹤年又受贿于曾六爷，便谎报灾情。主人公撰稿过程的微妙心理，得以逼真显现，看得出其置民于水火，毫无道德底线的卑劣。《华威先生》则讽刺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官员的逢场作戏，可说是一篇杰作。华威忙于各种会议，又不尽心于具体工作，完全是“做事的虚无党”。国家处于危难之际，需要解决具体问题，而官员们则在各种场合作秀，俗音不绝于耳。官场不过是诸多私利者的舞台，他们借助权力营私利己，廉耻感是没有的。张大明先生认为华威这个形象“超越时代，具有典型性”，是不错的。民国的小说家贡献的典型至今还能够被人记住者，就有华威这个人物。

看得出，他的许多讽刺幽默小说，都得到了鲁迅的真传，一些作品能够看到《阿Q正传》《肥皂》《离婚》的影子，叙述简洁，对话鲜活，画面多有留白之处。但有时叙述语态略见枯涩，弹性不够，自然是一个弱点。不过题旨还是表达出来了，这说明他的功底不浅。中国人为了身份和面子，常常做力所不及的事情，透支了资产和声名，最终还是奴隶。张天翼写人的私欲与卑微之心，笔笔见真，人物内心活动的阴暗、恶毒，也形象可感。官场的无常，与人性的卑劣感，在对话、行为里，都折射出来，灰暗中的什物，传来的是丝丝冷意，世间被丑陋占领的时候，所有的意义其实是无意义的。

鲁迅去世的时候，张天翼是几个扶灵柩的青年之一，那幅“鲁迅先生丧仪”横幡，就出自他之手，笔体醒目而沉重。回忆那一刻的心情时，他说，“领路的人忽然不见了，不知道怎样才好”。“在灵堂里站着，实感给了我一种重压，一种不可耐的痛苦”。也基于这种情感，从那以后，他为普及鲁迅思想，写过多篇文章。比如《哀悼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是怎样的人》《论〈阿Q正传〉》《有关学习鲁迅的一两个问题》《关于阿Q的典型意义》《读〈阿Q正传〉札记》等。这些文章篇篇都好，说了许多批评家说不出的话。世间对鲁迅的误解和偏见，被纠正了许多，那些关于尼采、关于达尔文与鲁迅之关系的讲述，拨开云雾，落笔之处，溅出灵思。他是用心来读鲁迅的，也因为在革命的风云里，深知精神坐标在哪里，对于艺术的体味，就有象牙塔中人少见的东西。

张天翼还是一个不错的童话作家。这很有意思，善用讽刺笔墨的人，能有纯然的文字，也看出内心的丰富。这一点，在现代作家中不多，大概仅有叶圣陶等少数人可以做到。对人间悲悯的人，往往也会以冷笔写出世俗之图。爱之切切者，忧亦深深。童话要求想象力的飞升，以灵智为动能。而幽默小说不必夸饰，也无须无谓的煽情，但含而不露的逼视，未必没有内力。张天翼在《什么是幽默》一文中说，幽默的作家“样子很冷静，但其实对人世最关心，最热烈，因为他爱真实”。现在想起他九十年前的话，可说是真意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