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楼台烟雨中”——鲁迅的1936
1936年新年，上海的气氛冷冷清清，借用鲁迅的话来形容，就是“大不如去年，内地穷了，洋人无血可吸，似乎也不甚兴高采烈”。（1936年1月5日致曹靖华）当时，鲁迅仍居住在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不知不觉，鲁迅在这个位处“半租界”的地方住了近三年。
同一弄堂8号住的是一位日本改造社驻中国特派员，笔名原胜，原名浅野要，28岁，是鲁迅的近邻。他对中国政治、经济颇有研究，跟鲁迅多次进行过长谈。1月9日下午，浅野又登门拜访，说他即将归国，向鲁迅索一墨宝。于是，鲁迅挥毫题赠写了一首唐代杜牧的七绝《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多少楼台烟雨中”，原诗意在借南朝遗迹感叹历史兴衰，鲁迅重录此诗，因为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国内环境，也都是风雨飘摇。在国外，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全面升级，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行动也在广泛开展。在国内，日本加紧对华北进行经济渗透和军事控制。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实行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在各条战线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任务迫在眉睫。
跟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一样，鲁迅的心境也处在“楼台烟雨中”，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愤懑”。这跟他日趋衰弱的身体状况固然相关，更来源于他置身的社会环境。
一、最能抵抗疾病的中国人
上海初春，天气颇冷。3月2日（星期一），鲁迅到狄斯威路（现溧阳路）766号去取书。出于寓所安全的考虑，他在这栋日侨聚居的楼房租赁了一间藏书室，十多平米，室内墙壁四周叠放着一排排木制书箱，几乎摞到了房顶。由于长期不住人，室内昏暗阴冷，潮湿加霉味，鲁迅回家后骤患气喘，咽喉部位神经性痉挛，几乎卒倒。此后，鲁迅日记中关于生病的记载不断。特别是5月中旬大病一场，“颇虞奄忽”。5月31日，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介绍一位美国肺科专家托马斯·邓恩为鲁迅诊断。经过透视，邓医生称鲁迅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且介亭杂文末编·死》）。事后，鲁迅仍然坚持请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作为家庭医生。他觉得须藤是老朋友，又是前辈。由于宋庆龄等友人的建议和敦促，鲁迅有过转地疗养的想法，目的地考虑过青岛、烟台或日本的长崎，但因为身体日衰，又是一家三口，旅行有诸多不便；更何况在上海还有许多急待完成的工作，比如汇印一部囊括三十年间创作的文集，翻译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编辑瞿秋白烈士的译著《海上述林》......虽然鲁迅发表了杂文《死》，但他并没有想到死神真会降临。当年10月15日，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说，他的疾病“于性命无伤”；10月17日，在致曹靖华信中再次表示，他的病“终当有痊可之一日，请勿念为要”。此时，距鲁迅辞世仅有两天。
生病无疑会影响人的情绪。据现代医学知识，肺病患者更容易出现情绪敏感的情况。然而，鲁迅的愤懑主要并非来自疾病，而是切身感受的白色恐怖的严酷。早在北洋军阀执政时期，鲁迅就曾感叹“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华盖集·忽然想到三》）。在《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中，他又把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当天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然而国民党于1928年执政之后，他又指出权力者砍杀，比北洋军阀更周密，更厉害。南方北方都是大黑暗，致使他无处可走，到处都是伤心惨目。他的写作也就成为一种“戴了镣铐的跳舞”。
1936年3月23日，鲁迅大病初愈后留影，史沫特莱摄于上海
二、在暗夜中战取光明
鲁迅1936年的杂文中，极具代表性的是《写于深夜里》。文章是应史沫特莱之约，为上海出版的英文期刊《中国呼声》而作，同时发表在上海《夜莺》月刊1卷3期。文章从左翼作家柔石遇难五周年和德国珂勒惠支版画引进中国五周年切入正题，强烈控诉了国民党当局对革命者的屠杀——特别是秘密屠杀，让殉难者的牺牲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并揭露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比但丁笔下的地狱更加惨苦。文章全文引用了一封木刻青年的来信。那位青年因为刻了一幅苏联评论家卢纳察尔斯基的像，被审判官指为刻红军军官头像，判刑两年半，关进军人监狱。狱中的刑罚极为残酷，有抽藤条，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把缝衣针钉进指甲缝，还有一种是反绑犯人的手，用麻绳缚住他的两个大拇指，高悬吊打，俗称“吊半边猪”......鲁迅勉励这位木刻青年：“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争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我们这样的活下来罢。”（1936年3月26日致曹白）
此文写完之后，鲁迅交给史沫特莱，让她译成英文。史沫特莱请求茅盾协助。她跟茅盾译到文中《坐车略记》一节时，茅盾搁笔说：“这的确是在深夜里写的。”史沫特莱呼应道：“是的，深夜里。”“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蹁跹”，毛主席1950年写的这首名词，不正是对鲁迅此文所描述社会的形象诠释吗？鲁迅文章中称颂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是为被侮辱和被损害者“悲哀、叫喊和战斗的艺术家”，说她“脸上虽有憎恶和愤怒，而更多的是慈爱和悲悯”。这何尝不正是鲁迅的夫子自道！
1933年，鲁迅与宋庆龄等人在宋庆龄上海莫利爱路寓所（今香山路7号）门口合影。照片左起：史沫特莱、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伊罗生、林语堂、鲁迅（图片来自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三、“国防文学”与解散左联
鲁迅临终前的愤懑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文坛的内耗和左翼文学营垒的宗派主义。1936年，最使鲁迅生气的就是“两个口号”论争。“两个口号”，指“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都是左联内部对如何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双方都以抗日救亡的大目标为政治基础。“国防文学”这个概念早在1934年就由周扬首先引进，只不过那仅仅是介绍苏联有一个叫“国防文学”的流派，“它的任务是防卫社会主义国家，保卫世界和平”。1935年底，周扬、夏衍等上海文化界地下党领导人根据1935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再次以“国防文学”为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这年春天，原以鲁迅为盟主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无声无息中解散，同年6月，“作家协会”（后易名为“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于上海。此前何家槐曾将该会成立的《缘起》寄给鲁迅，希望鲁迅“赞助签名”。鲁迅于4月24日复信说：“前日收到来信并缘起，意见都非常之好。”“我曾经加入过集团，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也不能看见最末的《文学生活》，但自觉于公事并无益处。这回范围更大，事业也更大，实在更非我的能力所及。签名并不难，但挂名却无聊之至，所以我决定不加入。”
这封信的语气虽然婉转，但态度十分明确。“这集团”指1930年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认为这是旗帜鲜明的战斗团体。鉴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形势的需要，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于1935年停止活动。1935年11月8日，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来信，转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建议解散中国左联。这封信是由鲁迅转达给左联有关领导机构的。鲁迅希望在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内仍以左翼为领导力量和核心。左联如果解散，也应公开发表宣言，说明是在新形势下自行解散，而不是溃散。但这些意见都没有得到应有重视。《文学生活》是左翼秘书处发行的内部刊物；作为盟主的鲁迅竟然终刊号也没有见到。鲁迅觉得“作家协会”有宗派主义和行帮气息，发起者的动机也不纯正，所以断然拒绝加入。因此，鲁迅被扣上了“破坏统一战线”“破坏国家大计”等大帽子，使他更加愤懑。
对于“两个口号”的历史是非，不宜做出简单化的判断。因为任何口号的正误都不是取决于表面文字，而在于对其内涵的具体阐释。文字只是载体，释义才是内核。“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比较简明，提出较早，影响较大，是在文学领域抗日救亡的口号。但在鲁迅看来，“国防文学”口号存在以下缺陷：一、鲁迅担心在贯彻当中放弃了左翼的思想领导权，失去了“普洛”的主体性；忽视了统一战线内部必然产生的各种分歧，模糊了对错误倾向进行批判的原则立场。在团结对象上，不能以是否创作了“国防文学”作品为标准，而只能以共同抗日为标准，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间，还存在着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文学。所以，鲁迅希望有一个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的口号来弥补“国防文学”口号的不足。
由于对解散左联的方式和如何结成文艺界广泛的统一战线存在认识上的分歧，鲁迅不仅对原左联的领导层（如周扬、夏衍等人）产生了反感，而且跟曾经的文友如茅盾、郑振铎之间也产生了隔膜。鲁迅跟郑振铎原有亲密的合作，也曾表示“这人是不坏的”（1934年5月24日致王志之）。后来郑振铎成为中国文艺家协会的发起人和理事，鲁迅觉得他的动机是为了扩大他编辑的《文学》月刊的影响，拒绝担任该刊的“编辑顾问”。茅盾跟鲁迅有过十多年的交情，两人并称为左翼文坛的首领。但鲁迅觉得他当时似乎“太忙”，虽然住得近，但有些事并没有及时沟通。
四、贩卖精神武器的“商人”
1936年4月26日，极度苦闷的鲁迅在大陆新村寓所迎接了一位贵客。这位客人打扮成商人模样，却走过了两万五千里的征程，所以鲁迅称之为贩卖精神武器的商人。他带来了一张名为《大成就者冬必巴》的唐卡，这是他在红军长征途中经过少数民族地区，彝族首领小叶丹赠送给他的珍贵礼物。他转赠鲁迅，表达他对鲁迅的最高敬意。鲁迅深情地接受了这一馈赠，但第一句话说的是：“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并激动地说：“我成了破坏国家大计的人了。”这位贵客就是冯雪峰。
冯雪峰跟鲁迅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早在1925年，冯雪峰就在北京大学旁听过鲁迅讲课，是鲁迅名副其实的学生。1928年底，经柔石引荐，冯雪峰开始跟鲁迅交往。鲁迅支持冯雪峰编译《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又共同发起和筹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那篇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就是冯雪峰记录整理的，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战斗纲领。除开周氏兄弟的早期合作，替鲁迅代拟文章，并字斟句酌，仅有冯雪峰一人。然而，这次冯雪峰的出现，却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就叫“中央特派员”。而冯雪峰到上海先联系鲁迅，其中也确有因果关系。
|1931年4月20日，为纪念《前哨》出版，冯雪峰与鲁迅两家人摄于上海
1936年2月，冯雪峰随红军东征的部队渡过黄河，带领一个工作队在山西打过游击。所谓“东征”，是指1936年2月至5月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的军事行动，其政治意义是高举抗日旗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人为毛泽东和彭德怀。同年3月29日，有一封由鲁迅、茅盾署名的贺信，刊登于4月17日出版的中共西北局机关报《斗争》第95期，贺信通过地下渠道转送至陕北。此信虽并非鲁迅和茅盾执笔，文风也跟两人的作品存在明显差异，但事先都得到过他们的首肯，表达的是两人拥护抗日救亡，结成广泛统一战线的立场。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到了这封来信。5月20日，中共中央领导在致红一方面军的长电中再次提到这封信。这封长电已收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1985年由档案出版社出版。正因为收到鲁迅、茅盾这封贺信，冯雪峰才从山西奉调回瓦窑堡。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向冯雪峰交代了任务。张闻天嘱咐冯雪峰到上海执行统战任务，先找鲁迅、茅盾，因为“他们是靠得住的”。周恩来交给冯雪峰活动经费和联系密码，并亲自作为冯雪峰的直接联系人。毛泽东跟冯雪峰说：“现在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他们暂时很强大。要把他们赶出去，需要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这条战线甚至包括蒋介石本人在内。”（《冯雪峰年谱》，第269页，方馨末、王嘉良著，2025年9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冯雪峰到达上海之后，于5月28日、6月25日和6月29日三次写信，向党中央汇报他在上海工作的情况，包括鲁迅的观点和情绪，以及如何处理跟周扬、夏衍等人的关系。信中说：“鲁茅均表现十分好，鲁尤奋激，但对文委不满。”7月6日，张闻天亲笔写了两千五百字的回信，信上有周恩来两处改动的笔迹，落款为“洛恩”。“洛”即洛甫，张闻天的化名。“恩”即周恩来。联名信中写道：“你对周君（指：周扬）的方法是对的。”“你的老师（指：鲁迅）与沈兄（指：茅盾）好吗？念甚，你老师送的东西（指：火腿）虽是因为交通的关系尚未收到，但我们大家都很感激。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对于你老师的任何怀疑（指：破坏统一战线，托派），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也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冯雪峰年谱》，第319至320页）
五、“两个口号”可以并存
由于鲁迅对“国防文学”口号不满意，冯雪峰建议新提一个口号作为补充。早在1935年11月和12月，张闻天和毛泽东就先后提出过“民族革命战争”这个概念，如果再加上“大众文学”这四个字，政治主场就更加鲜明了。胡风赞成冯雪峰的意见，认为这个口号的缺点是太长了一点。他们一起跟鲁迅商量，鲁迅认为在建立文学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提出一个左翼作家的口号是应该的，加上“大众”两个字很必要，作为口号长一点也无妨。1936年，胡风在《文学丛报》第3期发表了《人民大学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抢先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新的口号。左联内部，因为受宗派主义影响，长期存在“周扬派”和“胡风派”的说法。“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倡者和拥护者以为提出新口号是胡风个人在扩大分歧，制造对立，纷纷撰文反对，引发了“两个口号”之争。8月1日，曾任左联书记（行政负责人）的徐懋庸给鲁迅写了一封信，批评鲁迅“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信中对胡风、巴金、黄源也进行了攻击，并扬言要对他们进行“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这封信进一步激怒了病中的鲁迅。鲁迅认为，这封信署名者虽然是个人，但实际上代表了一群人。在冯雪峰的协助下，鲁迅在《作家》月刊1卷5期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质问徐懋庸信中所说的“实际解决”是什么？“是充军，还是杀头呢？在‘统一战线’这大题目之下，是就这样可以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鲁迅重申：“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主要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的提倡的”，可以“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这两个口号可以并存。“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个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为了真正促进文艺界的团结，鲁迅等于9月20日共同签署了一份《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的宣言》。“宣言”由茅盾、郑振铎起草，冯雪峰定稿，签名者流派不同，见解不一，包括了左翼作家、非左翼作家、鸳鸯蝴蝶派作家，共同之处是“同为抗日的力量”。这份宣言，成为当时文艺大联合、大团结的标志，“两个口号”论争从此偃旗息鼓。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图片来自北京鲁迅博物馆
六、猝然而至的死神
不料鲁迅的心情刚有所平息，一场疾病就始料不及地夺去了他的生命。10月17日下午，鲁迅在胡风陪同下前往日本友人鹿地亘家。鹿地亘是日本左翼作家，因为反对侵华战争多次被捕入狱，1936年被迫流亡上海。在上海，他跟同为反战人士的女作家池田幸子结为夫妻。因为鹿地亘当时准备将《鲁迅杂感选集》译为日文，鲁迅和胡风都帮他释疑解惑。此前鲁迅曾多次跟他会见，但到他家尚属首次，也不幸成了永诀。
1936年10月8日，鲁迅（左一）抱病参加了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行的“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这是他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鹿地亘夫妇的居室朝北，当时又正在刮风，池田幸子赶忙将窗关闭。不知为何，话题多次涉及死亡。他们提到鲁迅那篇遗嘱式的杂文《死》。鲁迅问他们看到没有。鹿地亘说：他知道，但还没读。他不喜欢听活人提到自己的死，只当是玩笑罢了。这番话引起了池田幸子的注意，她决定将《死》翻译成日文，推荐给日本读者。鲁迅又带来了一本《中流》半月刊1卷3期，上面有他的一篇新作《女吊》。“女吊”就是自缢的女性，做鬼以后成为一种美丽的复仇的女神。绍兴社戏的舞台就有这种角色：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
他们四个人一起，聊到了中外作家的死亡观，以及中国和日本鬼魂形象的异同。这时鲁迅穿插了些笑话。他说：“中国的女鬼常昼伏夜行，与书生亲昵。这样的女鬼无须供养，若真有那倒是好事。”众人一笑。他又说：“最近有一些时髦女性吞金自杀，其实并不想真死。待大夫灌完肠，让金戒指之类排出之后，她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医生，我的戒指呢？”众人大笑了。离开鹿地亘家，鲁迅又逛了一趟内山书店。回家后，联华书局职员费慎祥（后来成为革命烈士）送来刚印出的译著《坏孩子和别的奇闻》样书十册。这是一本俄国作家契诃夫创作的小笑话。鲁迅出版此书，并非单纯着眼于所收的八篇作品，而是同时看重书中版画家玛修丁的木刻插图。鲁迅是把域外小说引进中国的翻译家，也是中国新兴木刻的倡导者。鲁迅一生最后抚摸的译著，就是这部图文并茂，还留有油墨余香的书籍。当天晚上，三弟周建人来访。两人聊到了十一点钟。鲁迅接着又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凌晨两点，鲁迅突发哮喘，心跳加速，连服三次药都无济于事，只能抱腿坐在床上。18日凌晨6点多，鲁迅在日记本上留下了“星期”这两个字。又用日文给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写了一封短信，取消当天上午十点钟的约会，并请须藤医生尽快到家急诊。这封信成为鲁迅一生的绝笔。
内山完造收到信后立即赶到鲁迅病榻前，亲自为鲁迅喂药并按背，鲁迅只说了“苦得很”三个字。接着须藤医生也赶到了，这时鲁迅脸色苍白，指甲发紫，冷汗淋漓，呼吸纤弱。医生让鲁迅吸氧，隔两个小时注射一次强心针。19日凌晨两点，许广平在鲁迅身边看护，不时用毛巾替鲁迅揩手。鲁迅紧握许广平的手，但许广平怕鲁迅动情，没有勇气回握。凌晨五点二十五分，56岁的鲁迅离开了这个让他挚爱而又会让他痛苦的人世间。
出殡当日，群众送别鲁迅
那天早晨，冯雪峰从周建人处听到鲁迅的噩耗，立即赶到鲁迅家，并用电话通知了宋庆龄。宋庆龄也随即赶到。冯雪峰说，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不宜直接出面主持鲁迅丧事。宋庆龄于是想起了沈钧儒。沈钧儒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也是一位大律师，跟宋庆龄一起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简称：“救国会”）。此后，鲁迅的治丧活动就由救国会出面发动广大民众参与，自发前来的也有很多。10月19日下午3时，鲁迅遗体移至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20日上午至22日上午，上海156个团体近万名群众络绎不绝地来瞻仰鲁迅遗容。冯雪峰提议把毛泽东列名为鲁迅治丧委员会委员。22日下午鲁迅遗体出殡，送殡队伍足足有两里多长，人群中传出了抗日歌曲《打回老家去》《义勇军进行曲》的高亢旋律。宋庆龄等在墓前致辞，她说：“我们要继承鲁迅先生的精神，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一切汉奸，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上海民众代表在鲁迅灵柩上覆盖了一面锦旗，旗上由沈钧儒书写了“民族魂”这三个大字，墓地旁响起了张庚作词、吕骥谱曲的《安息歌》：“你的笔尖是枪尖，刺透了旧中国的脸；你的声音是晨钟，唤醒了奴隶的迷雾。在民族解放的斗争里，你不曾退后，擎着光芒的大旗，走在新中国的前头。”
另有一首同名的《安息歌》，吕骥、冼星海临时谱曲，歌词为：“愿你安息，安息！愿你安息，安息，安息在土地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