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筋水泥丛林长出的倔强野草——读黄朴小说《丫丫的城》
当前，城镇化步伐如江河奔涌般向前疾驰、现代化生活方式如入夜细雨般无声润物，传统意义上“挣钱回村盖房”的需求已经落伍，无法满足新一代进城青年与时俱进的期待视野。比起物质上的“回馈”，他们更渴望在精神上获得归属、身份上获得认同、心灵上获得融入。黄朴小说《丫丫的城》聚焦城乡融合发展议题，借务工青年丫丫的视角透析现代社会“重现实得失轻精神追求、重短期利益轻长期人际”的思维症候，以悲悯的态度观照都市人“浮在空中不接地气”的生存悖境。同时发掘农耕文明中蕴藏的顺应天时、脚踏实地、勤勉务实、吃苦耐劳等传统美德，试图唤回城市化进程中渐渐缺位的人际温情、乡愁记忆与烟火味道，让汹涌澎湃的发展浪潮与静水流深的精神追求同频共振，实现灯火辉煌与泥土芬芳、高楼林立与田垄纵横的互补平衡。
积极与消极：内卷是否等同于进步？
小说开头，“听话、勤快”的柳镇姑娘丫丫跟随“传奇人物”表叔来到省会城市，然而这位“学习改变命运”、满口“人工智能、纳米技术、3D打印、AI技术”的正面典型，现实中却是形象猥琐（“脊背有些驼，鬓角白了，牙齿被烟熏得黑黄”）、经济拮据（“暂时住在白庙村的出租屋里”）、生活懒散（“阳台上堆着乱七八糟的杂物，铁丝上吊着袜子、内裤和尿布”）的普通男人。巨大的割裂感让读者与主人公丫丫产生了“高悬于头顶的珍宝跌落了尘埃”的情感，思考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标准是否等同于完美人生？以牺牲身心舒适甚至人之尊严为代价换取所谓的“阶层跨越”是否值得？安稳实在的“里子”与世俗光环的“面子”孰重孰轻？
正如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一书中提到“功绩主体投身于一种强制的自由，或者说自由的强制之中，以达到最终目的——效绩的最大化”“这种自我指涉性产生了一种悖论式自由，由于其内部固有的强制机构而转化为暴力”，表叔历经寒窗苦读的“规训”后，从农业生活的“否定性”中跳出，获得了城市圈层的“入场券”。面对人口大量聚集、社会分工明确、信息加速流动的新景观，他看似被大都市接纳肯定，拥有了上升发展的无限机遇，实则被迫内卷内耗、像西西弗斯一样做着无效重复工作。比如表叔虽然有正式工作和课外补习收入“双保险”，几乎成了“工作的奴隶”，活成了“休息即耻辱”的代名词，依然抵挡不住高档小区房价的“狂轰滥炸”，无法给予家人优质的生活，陷入了同时是“囚犯和看守、受害者和施暴者”的怪圈。
“现代功绩主体没有能力从自身中抽离，无法抵达外在和他者，无法进入世界，只有沉湎于自身之中，却导致了矛盾的结果——自我的瓦解和空虚。他将自己困在一架不断加速、围绕自身旋转的疯狂竞争之中”，表叔身上体现的“积极性”实则透支了精力、消耗了心气、磨平了棱角，他“努力奋斗”不是为了宏大理想和实现抱负，而是不惜代价“卷”出一席之地，在压力和倦怠的摧残下活得身心支离、麻木熬煎。
“丫丫又觉得他身上藏着一种看不见的神奇感，像磁铁，能把人远远地吸过来”，表叔可笑、可怜、可叹的生存窘境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城市生活光鲜背后的暗流涌动、舒适背后的冷热交织、迅捷背后的众生沉浮，这份微妙的矛盾感、微醺的悬浮感不同于乡村生活的恒定、安稳与质朴，令丫丫既向往羡慕又逃避犹豫。在卷文凭卷业绩的“大环境”下，丫丫纯粹如一张白纸，她虽无文墨的点染与熏陶，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没有像城里人一样困于信息茧房、沉溺虚拟空间、陷于名缰利锁，保存了不被世俗标准遮蔽、懂得是非羞恶、“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的具身感知能力，成为都市“热岛”中的一片冰心、尘世“浊浪”中的一抔净土。
比起表叔表婶因“房子孩子票子”而患得患失的焦虑症候，丫丫用最朴素的生活经验捕捉到了问题的关键，很多人之所以像旱地的庄稼一样萎靡，缺的不是物质条件，而是精神归属的滋养。城市本是兼容并蓄、多元交汇的命运共同体，却被人与人之间的互为沟壑、互设壁垒、互不信任“切割”成一座座漂浮无定的孤岛，硬生生剪断了情感纽带，个体之间便无法形成互为依托、命运与共的向心力。正是局限于一家一户之私，如青蛙坐井观天，将本该宏大的人生理想压缩在狭小逼仄的空间中，造成了都市人身安而心不安、家定而根不定的割裂感。而丫丫带着土地赋予的足实生命力，脚下有根、眼中有盼，能在压力磋磨中坦荡前行、伤痛磕绊中自我修复，如一株不加修剪却鲜活蓬勃的野草，在千篇一律、冰冷疏离的钢筋水泥丛林中，树起了一道特立独行的风景。
平凡与卓越：成功是否等同于幸福？
“让你学说普通话，你说的那个醋熘普通话啊，人听了身上起鸡皮疙瘩。远远跟着你，说话也南腔北调土里土气的。”作为“野草”丫丫的镜像人物，表婶赵小玲如同有色而无香、窈窕而“不淑”的塑料花。面对突如其来的“外来者”，她内心的平衡体系瞬间“破防”，如同老赌徒坐到新牌桌般忐忑不安又杀气腾腾。在育儿的过程中，赵小玲将“成长的烦恼”视为“量化考核”，要求丫丫“给娃讲故事，要用普通话，不要跟娃亲嘴，要注意个人卫生”，甚至认为“看电视影响孩子的发育”，试图将农村人“上不得台面”的生活习惯抹平消除，将胡致远培养成同质化的“城里娃”。
客观而言，前期的赵小玲和丫丫尚有调和的余地，丫丫从赵小玲身上获得了审美的启蒙，表婶一丝不苟的精致妆容和堆箱叠柜的漂亮衣服如同一声惊雷，震醒了丫丫体内蛰伏数年焦躁不安的“虫豸”，于是她“学着电视里那些模特的样子，收腹提臀，倒也走得有模有样的”，意识到“衣服之于女人，犹如羽毛之于鸟儿啊”。面对反抗期中的幼儿，赵小玲想表达亲近，眼睛却差点被儿子用吸管戳伤，转头便看到孩子“脑袋钻到丫丫的怀里，小手揪着丫丫的腿”，“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的反差情境令她“眼疼心更疼”，开始反思自身过于苛刻的教育方式。赵小玲开着玩笑说“丫丫把远远带得像个农村娃，蛮里蛮气的”，实则是输掉棋局后自我慰藉、藐视对手的“精神胜利法”。于是，精致如花、追求卓越的“玲”和朴素如草、安于平凡的“丫”一正一负、一静一躁、一张一翕、一来一往，形成了“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微妙制衡关系，让这个哭哭笑笑、打打闹闹的小家庭自洽平衡、运转稳定。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评职称”的压力来袭时，表叔夫妇在优绩主义的规训下变成“热锅上的蚂蚁”，为补全高中学籍档案这个“烫手山芋”而患得患失。当美好的幻象褪去，见不得光的现实露出狰狞面目，丫丫才知道这对“农村学霸”夫妇背后藏着偷走他人前程的龌龊勾当，赵小玲（原名张小花）的荣耀与光环更是建立在姐姐的血泪之上。面对满目温馨化为人间炼狱的巨大落差，读者与主人公丫丫产生了强烈的共情，当她的悲愤与屈辱如洪水般倾泻而下时，读者的悲悯与关怀筑成了抵御黑暗、守护净土的堤坝。
在愤怒之余，我们也不禁思考赵小玲践踏法律底线却心安理得、擅用权力谋私却毫无愧色的内在原因。通读全篇，在“假身份假学历”曝光之前，赵小玲只是斤斤计较于房子、票子、车子等可量化的物质条件，并非大奸大恶，为什么会成为毁灭丫丫姐姐人生的始作俑者？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提出的“平庸之恶”理念，如果个体失去了独立判断能力，机械盲目地服从于制度，普通人也可能酿成大恶。客观而言，真假“赵小玲”与其说是正与邪的博弈，不如说是互为参照的镜像关系。
正如韩炳哲在《透明社会》一书中提到“不再容纳缺口之否定性的社会，将会是一个不幸的社会”“正是因为缺乏真理的否定性，肯定性才得以滋长，并变得大众化”“超信息和超交际恰恰坐实了真实的缺失，即存在的缺失”。在她们的思维认知中，“考上大学、成为城里人”是人之为人的唯一出路和最高价值，与自身的“生死存亡”牢牢捆绑，不允许其他因素撼动、否定这条视为性命的金科玉律，不容许通往成功的路上出现任何“缺口”，用强烈执念打造了一座“同质化的监狱”。
于是，真“赵小玲”陷在“考上大学”的泥潭中无法自拔，丧失了创造幸福生活的意志，“最后只剩下一颗孤独的头”；假“赵小玲”困在“成为城里人”的迷丛中不知西东，只相信可量化、可变现的“成功学”标准，任由不可控制的虚荣心腐蚀了灵魂，不可量化的母子之情、夫妻之爱在她心中不过是展示自我优越感的“橱窗”，可以说“最后只剩下一副空洞的皮囊”。“自我中的他者会引发一种否定张力，维持精神的生命活力”，无论是“孤独的头”还是“空洞的皮囊”，均是拒绝同路人、孤行独木桥的离群之鸟。由于过度追求肯定性、摒弃独立判断思考，她们片面地将“幸福”等价于“成功”、将工具性价值凌驾于内在价值之上，深陷于“平庸之恶”而不自知，忽视了“世界因参差而美丽”，看不到万事万物的多元性和辩证性，只能让人生之路“南辕北辙”，无限远离人性觉醒、人格独立、人生向善的初衷。
“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就时时有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作者的苦心在文字间力透纸背，处在社会边缘的丫丫之所以成为叙事中心，源于她承载着城市化进程中稀缺且不可量化的大清醒，保留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质朴与实在，不像两位“小玲姐”一样将自己视为珍珠，害怕埋没又不甘寂寞，悬在半空又跌入尘埃。她本身便是泥土的一部分，没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睥睨一切的孤傲感，可以成为裹满裤腿的泥巴，可以经受雨雪风霜的冲刷捶打，可以让落在地上的种子生根发芽，可以让栉风沐雨的大树稳固扎根，可以让高耸入云的楼厦打稳地基屹立不移。正因不怕埋没，故而身躯从未埋没；正因甘于平凡，故而人生从不平凡；正因简单纯粹，故而幸福从未远离。
理想与现实：重来是否等同于新生？
“丫丫忽地觉得身体发生了隐秘的变化，似乎那里住进了一群魔鬼，那大大小小的鬼魂控制了自己的躯体，喜怒哀乐都由不得自己。这一切的巨变都是在她当保姆的半年之内发生的。许是西安城的水土养人吧。”丫丫对城市的感情无比复杂，一方面阅尽了世间的人情冷暖、失望于人性的阴暗和虚伪；另一方面内心在煎熬中日渐通透，处事在磨砺中日渐从容，不知不觉间洗尽一团稚气。
对她来说，维系人与陌生环境的纽带不是物质条件，而是长久且稳定的感情。于是，大学生周依伦与城中村青年柱子如一明一暗两道光线闯进了生活。“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留着大胡子的周依伦一身文艺气息，是丫丫心中“有文化有知识”的群体代表，但大城市的人才如群星密布，他的光芒微不足道，随时会被求职失利、感情不顺、发展受挫等问题堆叠交织的“黑洞”吞噬。面对像纸船一样没有方向、逐流漂泊的丫丫，他用微小的善意指明了“渡口”的方向，转赠了随身的黑色笔记本电脑，让知识之“桨”为“纸船”保驾护航。得知丫丫姐姐遭受人间奇冤后，他虽为生活所迫沦为街头艺人，却没有丧失知识分子的良心，发动一切力量伸张正义，印证着这个城市即使信息飞速更迭、利益大于情怀，仍有带着农耕社会气息的人间温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民间道义从未走散。
作为对照组，白庙村的柱子更像是城与乡阴暗面的结合体。身为“城里人”，他生活的村落没有跟上时代思维，仍然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保留“近亲结婚”的陋习，活成了与文明社会不相称的荒谬注脚。身为“村里人”，他抛弃了农村人的脚踏实地、勤劳忠厚，怀疑“劳动创造价值”的合理性，在酒精、烟雾和麻将声中活得浮躁空虚，满足于平庸而廉价的幸福。然而“西安户口”的聚光灯笼罩在头顶，不仅“一俊遮百丑”，遮蔽了白庙村的藏污纳垢，更刺眼地折射出丫丫生存的不易与处境的尴尬。最后她选择与柱子组建家庭，“逆水难回帆”的煎熬与“尘埃终落定”的圆满讽刺地交织着，正是谋生存与守初心难以并存、苟全当下与追求理想难于兼顾的无奈写照。
“你看这涌动的人群，像是被一股力量裹挟着，谁有时间停下脚步听一个疯子唱歌啊”，周依伦用知识和善意堆成“知音难觅”的高级友情，让她突破了思维桎梏、敢于憧憬“超我”的理想光芒。柱子用莽撞和偏执砸出“野蛮生长”的另类爱情，让她认清了残酷现实、迷茫于“本我”的沉重不堪。正如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提出“人是一根绳索，连接在动物和超人之间———绳索悬于深渊上方”“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是一座桥梁，而非目的。人之所以可爱，是因为他是一种过渡，一种毁灭”，丫丫不是扭转乾坤、无所不能的“超人”，只是千千万万个平凡务工青年的缩影。他们怀揣轻盈的理想，向往大城市无限涌动的机遇，却难以摆脱肉身的沉重，印证着社会转型大背景下普通人的欢笑与泪水、彷徨与坚定。他们更像绳索或桥梁，用农耕生活赋予的吃苦耐劳、踏实本分连接着沉浮不定的农村和节节攀升的城市，让祖祖辈辈传承的古老记忆沉淀在汹涌澎湃的信息洪流中、春夏秋冬耕耘的良田沃野留驻在暖意融融的万家灯火中、风吹日晒锻造的坚实筋骨重生在热气腾腾的奋斗图景中。
“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在“超我”与“本我”、灵魂与肉身、庙堂与江湖的撕扯对峙中，丫丫的“自我”慢慢苏醒，开始在城市的土壤中落地生根，实现从被动适应、“低头看地”到主动融入、“仰头望天”的跨越，敢于拿起法律的武器、借助道义的力量撕碎世间的龌龊与不公。这株原本根茎纤弱的野草，一边让叶片承接天穹高处的阳光，一边让根须潜入黑暗阴湿的地下，正是光明与晦暗的共同催化，“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生命韧性破土迸发，在年年岁岁的枯荣、日日月月的磨砺、朝朝暮暮的守望中得以永生。
【刘亮清，女，95后，陕西西安人，祖籍富平，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会员，西安交通大学本硕，现就职于省直某媒体单位。曾获陕西省首届生态文学大赛小说类一等奖、全国冰心青少年文学大赛决赛银奖。在《延河》《中国艺术报》《中国青年作家报》《河北日报》《云南日报》等杂志报刊发表散文小说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