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当前，文学赖以生存和传播的载体和媒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AI为代表的数智浪潮正处于加速演进过程之中，对当下的文学生产和传播机制构成了挑战和威胁。基于此，“文学新批评”公众号特别邀请了来自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报刊编辑、媒体记者，他们长期处于文学一线，对文学现场与文学现象有着各自的观察和思考，此次“当文学经典遭遇AI时代”的问题，旨在重新回到文学内部相对稳定的历史经验中来，依托前人积淀的文学经验与反思，为文学回应外部挑战、破解现实困境寻找启迪。圆桌谈分为两期，今日推送第一期。

本期会谈嘉宾：

钟媛（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研究处）

李静（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程旸（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文学新批评：在人人皆可创作的AI时代，您认为当下应如何重新审视文学经典的意义和价值？

钟媛：“经典”是什么与“如何定义经典”密切相关，“谁来定义经典”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也与定义经典的时间视野有一定关系。创作人数的增加、生产门槛的降低，改变的只不过是文学生产入场资质与条件，而经典化发生在另一个层面上——一方面是场域内的合法性竞争决定了哪些作品可以被看到，另一方面是筛选机制和跨代际的时间检验。甚至，AI时代反而让经典的意义变得更加清晰，因此“经典”本身的价值与意义不会取消。《诗经》是毫无异议的“经典之作”，但无论是有题目没内容的“笙诗六篇”，还是《雅》中的雅乐众声，抑或是《风》中的“野有蔓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的个体情感书写，从“诗”变为“诗经”的路上，“孔子删诗”、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经典”的生成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李静：谈及“人人皆可创作”，需要区分“创作门槛降低”与“创作能力提升”两个层面。就前者而言，AI使原本写作能力较低的人群也能够生成完整文本，进入公共表达场域，具有一定的技术平权意义。后者则更为复杂，AI不会消除知识积累、审美能力、文化资本上的差异。越是将写作过程外包给大模型，就越容易导致“去技能化”，或是陷入平均化的语言套路。

文学经典所涉及的，就不只是“入场”的问题，它是在长期的阅读、批评、教育与传播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文化资源。尤其当AI使得文本生产渐趋廉价、泛滥、同质化时，文学经典凭借高辨识度、高认可度与承载文化记忆的功能，可能会获得更高的象征资本。不少文学经典已成为跨媒介的“想象力资源库”，其中的设定、叙事、意象、人物与世界观，不断进入电影、游戏、短视频、网文乃至AI生成。

但这也带来一个悖论，经典越是被识别与调用，就越容易被符号化与浅表化，甚至转化为注意力经济中的超级IP，成为资本增殖的重要工具。因此，今天讨论文学经典，不能仅重复其传承意义与审美地位，更需研究文学经典在技术环境中如何存在、如何被使用等现实问题。

程旸：AI是当下时代的新潮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模式，乃至拓宽了人们对于世间万物的认知和理解局限。但正如1950年代之后，电视机没有取代电影。2010年之后，数字音乐短暂性的替代了CD，卡带对于音乐产品的收录方式。然而近年来，传统载体的黑胶唱片又日益受到了爱乐者的喜爱。文学经典是人类社会存续数千年来的读者和文学史家，精挑细选出来的，代表人类在深层情感表达和对社会运行本质的探究方面最为深刻、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文字作品。其和人人皆可书写的AI文学不是同一类事物。在目前的AI技术下，只可形似而无法神似。甚至在AI软件的转述之下，文学经典的华彩段落都被改写成了21世纪语境下的言情小说口吻，岂不怪哉？

文学新批评：布鲁姆曾说，“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您如何看待当下文学创作中对AI的借力，我们又该如何界定原创的边界？

钟媛：这个问题中同样有“预设”与判断，布鲁姆所说的“原创性的标志是陌生性”，实际强调的是“原创性”本身，“陌生性”是“原创性”的表现。AI作为当下新生工具确实席卷各行各业，当借用AI作为操作工具时，“数据库式写作”调用的是人类已有写作资料，从这个层面来说，必然会形成高度互文性后的写作经验雷同、甚至写作语言的雷同，自然也会影响到文学创作本身。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实际上依然是一种“经验匮乏”与“原创性匮乏”的表现，AI从根本上来说无法生出“陌生性”，文学原创中的个体经验、情感温度、生命厚度与思想深度，在任何时代、任何技术背景下都是无法取代的，而这恰恰是构成经典的“内核”。事实上，布鲁姆说的这句话的完整版是“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这种特性要么不可能完全被我们同化，要么有可能成为一种既定的习性而使我们熟视无睹。”因此，损害“陌生性”的不是工具，工具造成了写作生态的均质化确实存在，但真正让“原创性”与“陌生性”遭受致命一击的是“主体性思考与体验”的让渡。

李静：大模型通过概率计算，能够生成从未出现的文本组合，而这恰恰凸显了布鲁姆所谓“陌生性”在今天的意义。当表面上的“陌生”已唾手可得甚至批量生产，我们需要追求的，是“新文学”，而不仅是“新文本”。

AI确实使得判定何为“新”，更加复杂。一部作品的生成过程被分解为创意设定、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结构设计、语言生成和修改润色等不同环节，AI可以介入任何一环。因此，今天很难再简单以“是否使用AI”一锤定音，而是不得不追问：哪些关键性的创作是由作者完成的，AI究竟是辅助性的工具，还是已经实际承担了作品的核心生成。原创性越来越表现为一种“组合能力”的连续光谱。

由此，我认为“原创性”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判定作品在何种意义上属于作者，亦即“合规”的问题。这方面的讨论正在展开中，单独依靠技术检测已经带来“误判”风险；二是布鲁姆意义上的原创性问题，作品是否真正提供了新经验、新形式、新表达，甚至能够改变既有的理解方式。这些显然无法依靠实证或是绩效指标证明，仍然需要回到文学批评、共同体评价与读者反馈之中。

因此，原有的原创性观念业已破产，再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变成：到底什么才是对我们有意义的文学创造？

程旸：最近看到报道，英国今年某个著名文学奖的几篇获奖作品中都有AI的影子，这就是某种借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取巧，但在当下数智技术大行其道的环境中，这是难以避免的弊端。每部经典的文学作品中都有前人作品的影子，属于传承与启发。但它们都有属于自己的，鲜明又独特的质地，也即陌生性。个人看法，现今恐怕只能以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原创度来划定边界。而如果对原创性这个概念，追根刨底的话，莎士比亚的不少戏剧作品改编自比其更早年代的丹麦等国的民间故事传说，甚至是已具雏形的法国戏剧。而唐宋传奇，三言二拍都是说书人讲述之素材的再整理。《隋唐演义》更有三分之二的内容，与比它早出版70年的某部隋唐题材小说有着极高的相似度。所以说，纯粹的原创性在任何艺术形式中都是不存在的。当下之务，应该是着重于一部优秀作品中，那不能为AI文库的拼贴所取代的，作家自己的生命体验，那是有千般相似，却总有一抹深重相异的悲欢苦乐。毕竟，文学是人在做梦，机器暂时还无法做梦。

文学新批评：您认为文学经典在AI时代呈现出哪些新质？

钟媛：对于已有的文学经典而言，面对新的技术条件与生产工具，当然应当积极参与到新的传播生态与语境中，我在《新质生产力与新大众文艺》一文中也说过，这是一种新质生产力变革带来的结构性变化，文学、文化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既有的文学经典要继续参与时代进程、被人们所记住，当然需要积极融入，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过去被建构的文学经典也都是“当代文文学经典”。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或文化本身是被动的受体，当务之急在于厘清一个框架，理出一个头绪，确定一个方向。也许当下“新大众文艺”也只是过程物，目的是生成若干强大的审美个体，成功地在“影响的焦虑”中杀出来一条血路，以这个时代的“原创性”“陌生性”迫使后来者无法忽视它，从而生成具有这个时代特质的“文学经典”。

李静：首先需要追问的是，今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成为“AI时代”？我个人觉得现在更接近一种过渡状态，生成式AI及其所塑造的生活方式已经出现，但许多制度与观念仍在延续原有状态。比如，我们的经典观或许变化不大，但是与经典接触的方式，或者“使用”经典的方式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这种变化其实从数字媒介时代就已经开始。过去受媒介和制作条件限制的文学想象，现在可以通过成熟的数字影像技术获得规模化、沉浸式的呈现；经典也越来越通过电影、游戏、短视频、二次创作以及沉浸式文旅进入日常生活。我们与经典的关系因此不再只是“阅读”，还包括观看、改编、参与和体验。所以经典不只是单个“作品”的集合，而是提供了一个可以参与其中的“文化世界”。我们通过经典作品这一“接口”进入其中，把自身的痛感、欲望与现实经验投射进去，使经典在新的情境中不断获得当代版本。

程旸：笔者认为，其新质在于传播渠道的多样性，以及可以被以碎片化的形式为广大读者所阅读和鉴赏。比如在AI软件上输入要求，即可以听读不同时代经典诗人的作品。甚至可以内容摘要的形式，让读者大略了解经典作品的主体思想和人物脉络。从视觉化的新媒体形式来说的话，文学经典可以短故事视频的样式为年轻读者所了解。即使没有整块的时间来阅读原作，也能获取作品中的核心精华。另一方面，在AI时代驳杂的信息狂流之下，更能反衬出文学经典中表达的，人类对于最本真的善与永恒，爱与宽恕的向往和共情。网络时代以小面积的夸张诉求表达，投射到自媒体，留言板之上，制造了多数人都如此的假象。实际上，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生活理念，几千年来并无本质的颠覆性改变。

文学新批评：在AI时代，您认为当下应如何有效激活文学经典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钟媛：如果将“AI时代”定义为AI及技术革新带来的生产结构性变化的时段，那么文学经典在这样时代里呈现出的最重要的新质是转化路径、二创、传播渠道等等发生了重要变化。比如《红楼梦》《西游记》等文学经典在bilibili以及新的视频传播APP上的二创、融合与拼接。所有的经典在这样的语境中都获得了重新创作的新的形式与路径，所有的文学经典在这样的生产、传播中都需要创新以重获“注意力”。实际上，这些新质与我们上面探讨的几个问题之间，造成当下判断经验进退失据的是旧的标准与评价体系的不适配形成的。

李静：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可能滑向人文主义的套路上，再次强调经典的文化功能。我更倾向于放下防御姿态，不妨对经典的新媒介实践抱有开放的态度。经典进入社会生活，往往泥沙俱下，从轻松、日常甚至娱乐化的方式开始。

但另一方面，学院长期以来围绕文学经典积累下来的版本、史料、注释、阐释，其实仍然非常重要。问题在于怎么把这些东西转化成更多不同层次、不同媒介的表达，让经典更准确、更丰富地触达读者，而不是只停留在专业研究内部。

尤其在AI辅助下，万物皆可一键生成，一键摘要。也正因为如此，围绕经典的慢读、细读，甚至某种意义上的苦读，变得更为重要。它训练的不只是对一部作品的理解，也是人的注意力、判断力和对复杂性的耐心。这既是对文学的阅读，也是“文学地”阅读，进而恢复阅读的过程性与投入程度。这或许有点“没苦硬吃”的意思，但我还是相信，文学经典带来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权威感，而是一种难以被总结、概括、量化的内在成长。当生活越来越形式化、绩效化，“内在”二字对我来说无比珍贵。

程旸：就像我在上一个问题的回答中所说，AI改变不了文学经典本身的思想内容，在文学史上，和一代又一代读者心目中的认知。但它可以二创等其他方式，对文学经典如何与当代读者的生命体验，产生共振，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即使新一代读者对于经典作品有颠覆性的再解构，那也不失为一种推动文学经典再传播的有效方式。而读者在接受了丰富驳杂的戏谑，再解读之后，往往会对作品内容本身是怎样产生好奇心，从而更为深入的进行阅读。AI是网络科技的产物，当下人们往往迷失于网络上的自我表达，殊不知真正喜爱阅读文学经典，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群，并不在网络上频繁发声。而在网络环境中热衷于表达的人群，大多数并不会与文学经典产生过多的关联。文学创作与阅读，本是一种高雅的内心精神活动。只需留住恒定的读者群体，便已是文学经典在当下AI大普及社会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