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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征途如铁，步履未停；岁月长流，精神不朽。伟大长征精神穿越时空，始终熠熠生辉，成为流淌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力量，也被一代代文艺工作者用戏剧、影视、音乐、美术等艺术形式不断再现演绎。如何创新文艺表达，讲好新时代长征故事，激活伟大长征精神的当代价值，以厚重的红色历史打动今天的观众、引发青年人的情感共鸣？近日，在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如何讲好红色故事——长征题材影视作品创作研讨会”上，多位专家学者与文艺创作者围绕这些创作命题展开了深入研讨。同时，记者采访多位文艺工作者，倾听他们扎根历史现场、扎根生活的创作实践，探寻长征题材文艺精品的创作路径。

以“重新认识长征”为根基，完成从史实到艺术的转化

长征题材创作，首先是一场对历史的重新认识。题材的崇高，不等于作品的动人；历史的厚重，也不会自动转化为艺术的震撼。先夯实史实基础，再寻找艺术表达，让历史真实上升为艺术真实——这既是长征题材创作的基本逻辑，也是诸多从业者的共识。

“每次创作前，我们都在强调要‘做功课’，要调研，要沉下心重新认识长征。我们要重新发现什么？就是要去发现那些隐秘而伟大、应知而未知、熟悉而陌生的长征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凇认为，长征题材创作不能简单将题材价值等同于艺术价值，崇高主题本身并不天然成就动人的作品，扎实的历史功课之后，还需要恰当的艺术转化。在他看来，能够打动人心的长征题材作品，一定是跳出了符号化、脸谱化的表达，走向人性的复现，实现史诗崇高与个体温情的平衡。“创作可以在宏大叙事、全景纪实与严谨史料的根基之上，进行合理的艺术发挥。创作者要从单纯复述史料，转向观照人性；从单向度歌颂崇高，转向融入人间烟火，把崇高书写和鲜活的生活细节相融，做到历史真实与人性写实相统一。”冷凇说，这样的处理能够让重大革命题材做到看得懂、看得进，有思辨、有余味，让各行各业的观众都能在故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

中国影协副主席、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谈及创作电影《四渡》时了解到的一组数据，十分动容：长征路上的红军将士平均年龄不过20岁，师团级干部平均年龄不足25岁；一群和今天年轻人年纪相仿的人，靠着智慧、信仰和坚韧不拔的脚步，在绝境中走出一条生路。在他看来，这种“年轻”正是跨越时空与当下对话的精神入口，让今天的青年看到，长征不是教科书上遥远冰冷的文字，而是一群热血青年用理想和牺牲写就的真实人生。“创作不能停留在概念化地再现历史，而要转向‘写人’，用年轻人听得进去的方式讲好重大革命题材。”为了更好地创作《四渡》这部电影，主创团队先后数十次深入贵州、四川等地赤水河两岸实地勘察研判，走访史实发生地，拜访多位党史、军史专家，查阅数十部权威史料并交叉验证，由军事专家全程把关战争逻辑、战术细节，历经七轮剧本打磨、数十稿修改完善，力求在史实严谨与叙事节奏、情感表达之间取得平衡。“《四渡》于我们而言，更像一封从1935年寄往今天的信，信里写着‘无论多难都不要放弃’。”于冬说。

编剧翟小乐回望了父亲翟俊杰拍摄《金沙水拍》《长征》《我的长征》的创作历程，梳理出父辈“三拍长征”留给当下创作的两点启示：一是找准核心切入点，《长征》紧扣同围追堵截之敌、恶劣自然环境、党内错误路线斗争三条线索，把自我革命这条主线清晰传递给观众。二是坚持大题材、小切口的叙事方法。《金沙水拍》交融领袖胸怀与凡人情怀，书写各族群众与红军同心相依的温情，托举红军必胜的信念；《我的长征》以“红小鬼”王瑞“跟着走”的个体视角铺展故事，诠释始终把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放在首位的长征精神。在翟小乐看来，重大革命题材创作既要尊重历史骨架，也要找到能够走进人心的叙事通道，让厚重的长征精神持续在新时代焕发力量。

北京评协主席、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王一川梳理了近10年长征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脉络，从聚焦红三十四师牺牲故事的《绝命后卫师》、全景呈现湘江战役的《血战湘江》，到讲述南昌起义至遵义会议历程的《浴血荣光》和展现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至会宁会师的《征途》，还有正在热播的《伟大的长征》，“这一批作品的共同前提就是重新认识长征，在扎实的历史功课之上完成富有新意的艺术转化”。王一川认为，这些作品的创作者自觉运用大历史观，搭建起今昔对视的叙事框架，在当代回望先辈、先辈映照当下的双向观照中，持续挖掘长征故事崭新的美学和史学价值。这些作品叙事立体开阔，既写高层领袖的运筹决断、指挥员的浴血奋战，也细致刻画普通战士、普通群众舍生忘死的动人模样，不同形象彼此呼应，共同铺展出扎根人民史观、指向人民必胜的全景画卷。这种今昔对视的角度，让创作者得以站在今天的历史方位，重新审视长征路上悲壮的挫折、曲折的内部博弈与最终的伟大胜利，读懂这段征程的重大历史意义，传递革命乐观主义的昂扬豪情，为长征叙事开拓出新的艺术境界。

以世界眼光重述长征，以艺术真实抵达人心

当创作者跳出符号化表达，以扎实调研与人文观照重新打捞长征历史，长征叙事的视野也随之进一步拓宽，向着更宏大、多元的表达空间延伸。

音乐理论家、评论家，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居其宏回忆，1965年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就读期间，曾现场聆听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演出。这部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而创作的音乐作品，由萧华上将作词，晨耕、生茂、唐诃、李遇秋作曲，原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创演。时至今日，那崇高雄浑的思想主题、直击人心的艺术魅力以及其中承载的长征精神仍令他内心激荡、深受鼓舞。在他看来，组歌以《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等10个篇章，将简约凝练的诗行、优美磅礴的旋律、浓郁的民族风格，以及独唱、对唱、领唱与合唱、合唱与交响乐队、激情洋溢的朗诵等多种声器乐形式熔于一炉，讴歌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指挥下，以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艰苦奋战的英雄气概，在中国革命史和人类战争史上创造的伟大奇迹，淬炼出既为群众喜闻乐见、又充分彰显各种声器乐表现力的雅俗共赏品格，也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谱写出一部恢宏的红色史诗。如今61年过去，组歌中许多唱段依然口口相传、家喻户晓。从其创演历程看，无论一度创作还是表演艺术，都经历了反复打磨、长期淬炼，是部队文艺战士胸怀使命、敬畏先烈、精益求精的艺术结晶。回望并总结《长征组歌》的创作经验，对今天的音乐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北京市文联青年签约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傅逸尘认为，新时代的长征叙事正推动这段历史从民族记忆走向世界叙事，呈现出鲜明的艺术新质。“进入新时代，文学、戏剧、影视等各类长征题材创作持续探索，生发出新的美学样貌，对这段革命历史有了新的发掘、定位、复现与阐释。”傅逸尘说，长征这部植根中国大地的壮丽史诗，承载着独属于中国的故事、经验与精神，其中蕴含的美好品格可以和世界各民族共情共享，是人类共通情感的生动诠释，也是人类身处困境之时，关于希望与信念极具说服力的注解。新时代的长征叙事，既是对峥嵘岁月的深情回望，也是历史经验的当代转化、中国精神的世界表达。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发掘长征精神的超越价值，正是实现叙事拓展的关键。随着不少此前鲜见的史料、档案、亲历者口述陆续发掘、公开，创作者不必局限于常规的正史复述，可以把长征历史和接续而来的现实视作一个完整时空来观照。依托大历史观，创作者得以打开更开阔的研究视角，融合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人类学等跨学科方法解读长征，同时开展跨媒介、跨文体表达。这些创作实践不断拓展长征的美学空间，为长征题材的艺术创新开辟出新路径。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导演赵宁宇参演了近期热播的电视剧《伟大的长征》，这是他第四次参与长征题材影视剧创作。忆及剧组拍摄状态时，他感慨到，为真实还原红军长征时期的身体样貌，从主演于和伟到每一位普通演员都在努力减重，于和伟更减到120斤，尽力贴近历史人物的真实状态。这份对真实的追求，也映照着近年来长征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整体态势：相关作品已基本覆盖五支长征队伍涉及的重要事件、地点和人物。这些作品承载历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战争场面呈现、新技术运用、演员表演打磨等方面不断探索，称得上是中国军事影视中极具代表性的创作谱系。“学党史不仅能解决思想问题、创作问题，也帮助我解答了许多人生问题。”赵宁宇说，在参与长征等红色题材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他持续从党史中获得前行的力量，也希望通过一部部用心打磨的作品，把长征精神传递给更多观众。

导演、摄影师穆德远曾任电影《我的长征》总摄影。在他看来，长征题材创作既有一脉相承的坚守，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当年我们就在思考，伟人该如何塑造，怎样把小人物放进宏大历史叙事里，以个体命运铺展故事脉络，这一点和今天的创作方向是相近的。守住历史真实这条底线，是所有长征题材创作共同的前提，但人物塑造的评判标准已发生新变化：过去扮演领袖，外形相像几乎是硬性要求，不像就很难被观众接受；而今天更看重神似，重在传递人物内在的精神气质。”穆德远谈到，长征早已不只是一段历史、一个银幕故事，它已成为中国人奋勇前行的精神符号，是信念与信仰的代名词。大家攻坚克难、遇到人生考验时，都能从长征精神里汲取力量。在他看来，长征题材作品想要打动观众，创作者必须先投入真情，“要去写人——领袖的成长、党的成长，始终是创作者需要仔细打磨的课题。要剥离神化的笔触，挖掘人物身上真实可贵的品格；还要立魂，类型表达可以多元，但长征题材作品的创作根基不能偏移，要回归‘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蕴含的精神要义”。

让长征精神与当代青年建立起更深的情感连接

创作视野的拓展与表达方式的更新，最终都要接受观众的检验。长征题材作品能否真正立得住，既在于史料根基是否扎实、历史视野是否开阔，更在于能否打通与当下年轻观众之间的精神通道。

“今天重新讲述长征的故事，要回答当下年轻人关心和思考的问题。”中广联电视剧编剧委员会副会长、编剧龙平平认为，长征故事是中国革命文化中宝贵的精神财富，滋养了几代人，也将持续发挥革命传统教育作用。与此同时，长征故事的讲述方式需要与时俱进。他观察到，如今讲述这段历史，常有青年学生提出疑问：“红军为什么有大路不走，非要爬雪山、过草地？”这提示文艺创作者，讲好长征故事，必须贯通历史与现实，为青年答疑解惑、提振精神，回应“为什么要长征”这一根本问题。因此，面向新时代的长征题材文艺创作，若想要唤醒年轻人的历史记忆、回应现实关切，就不能止步于史实复述，而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当代青年能够读懂、共情的精神力量。龙平平谈到，今天重述长征故事，核心是彰显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革命英雄主义，以此感染、教育、引导青年。“人生路上难免遭遇困境，甚至陷入绝境，这时就要学习长征路上的红军，不畏惧、不妥协、不消极等待，鼓足勇气、运用智慧直面困难。革命英雄主义任何时候都不能丢，要坚持、坚持、再坚持。唯有如此，长征题材创作才能真正激活历史记忆、对接现实需求，让长征成为今人攻坚克难、奋勇向前的信念象征。”

北京广播电视台导演吴志勇10年前曾执导9集纪录片《红军不怕远征难》，今年，他执导的8集纪录片《走过万水千山》又与观众见面。“长征题材所有历史节点、人物事迹，都要全面对标党史资料，绝不能戏说、演义，更不能主观杜撰。长征题材的纪录片首先要守住整部作品的真实性。”吴志勇坦言，他在创作中发现不少红色纪录片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很多创作者把严谨等同于照搬文本。为规避差错，直接套用书面化表述，内容虽然准确，却缺少感染力。在他看来，新的传播环境下，长征题材创作需要找到一条路径，搭建红色历史与当代人，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桥梁，让年轻人愿意看、看得进去，看完有所触动，甚至愿意主动分享传播。“《走过万水千山》中，有一集的主题是‘同心’，聚焦红军途经少数民族地区的历程，我们特意邀请青年作为寻访者，亲身感受这份同心的力量。”吴志勇介绍，这些寻访者并非历史专家，有的甚至对这段历史了解不多，他们带着当代年轻人真实的困惑重走长征路。大家心里的疑问也正是很多观众共同的好奇：长征为何出发？红军为何义无反顾？片中的寻访者没有全知全能的讲述视角，而是和普通观众站在一起，带着疑问登上雅克夏雪山，真切感受高原反应带来的身体煎熬；站在摇晃的泸定桥上，坦然说出内心的恐惧。“我们努力摒弃‘我来告诉你、教育你’的说教姿态，呈现当代青年亲临现场、一同寻找答案的过程，把一路上的所见、所思、所感，自然交付给观众。”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陶庆梅认为，新时代红色题材文艺创作面临一个共同命题：新的情感如何寻找新的叙事。“长征本身就是中国革命寻找出路的艰难历程，而今天我们同样走在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发展道路上，这份内在的呼应，使得长征题材创作的重要任务，就是在历史的复杂性之中重建胜利叙事，在现实主义的基石之上探索新的美学方向。”陶庆梅说，当代青年依然渴望理解英雄、理解崇高，他们需要的不是刻意迎合，而是愿意相信、能够认同的英雄形象。长征故事里，个体求生的背后，始终背负着救亡图存的宏大使命，这正是跨越时空的共通内核。创作者要以美学方式，为青年重建英雄叙事，让他们看见生命能够迸发的磅礴力量。

近日，由上海歌舞团有限公司、上海戏剧学院联合出品的舞蹈诗剧《天边的红云》，时隔20年，以重构经典的方式与观众再次见面。从当年饰演剧中红军女战士“云”的恋人、战友“枫”，到此次成为新版执行导演参与复排，青年舞蹈家王佳俊最大的感触是：作为一部以女性视角讲述长征故事的舞蹈作品，《天边的红云》离今天的年轻人很近，它把视角对准了一群在绝境中盛开、在雪山草地间凋零，以生命的代价让后人“看见光”的红军女战士。剧中，90%的演员都是大学生，他们与当年的红军战士同龄，在排练中，他们认真学习拿枪、射击、行军、甩枪等动作，努力把握舞蹈形体与战斗情绪的统一。在王佳俊看来，长征主题的舞剧创作，不能靠动作的反复堆砌和炫技段落渲染场面，而要以建立在人物性格之上的舞蹈动作、舞段结构推进叙事；以富有艺术张力的舞美设置、适度配合使用的舞台多媒体与细腻真实的声场带动观众进入历史情境；用具有厚重质感的舞台视觉，将长征中的战场、雪山、沼泽等严酷考验铺展于观众面前，把战士们经历的艰辛、付出的牺牲与在绝境中的坚持和希望艺术地表现出来。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长征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文艺创作是发掘、传承与弘扬长征精神的重要载体。在新时代长征路上，奋力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既需长征故事的磅礴激励，更需长征精神的深层滋养。当更多创作者以敬畏之心面对历史、以创新之笔讲述长征，当长征故事可看、可听、可感地走进一代代人的精神世界，长征精神便不只是史书里的事件，而成为照亮新征程的不竭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