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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站在新的时代方位回望那段苦难辉煌，可以见出长征题材文学创作的叙事向度和思想内涵越发丰盈、高蹈、深邃，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传承精神与文明的重要载体。进入新时代，长征题材文学创作涌现出一大批在思想观念、语言形式、美学风格诸方面持续掘进、屡有创新的优秀作品。

无论是报告文学、散文、诗歌，还是小说、儿童文学，越来越多的长征题材文学作品将笔墨聚焦于普通人和无名英雄，真实还原了他们在艰难中的坚守与抗争，写出了严酷境遇下生命的坚韧质感，释放出不屈不挠、奋勇向前的精神力量，更传递出人类共通的美好情感和价值，让这份刻印在中国土地上的宝贵精神遗产被世界读懂、共享。

在作家笔下，长征不再是高远、缥缈的历史符号，而是可感可触的现实经验，是有温度有力量的个体记忆。记忆如同一张联结亲友、乡邻的关系网，网中的每一个个体，都要以前途甚至生命来承担革命的重担。他们并没有被冠以英雄的称号，甚至没有留下名字。然而，在传统家族伦理之外，“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革命者的信念从来不单单基于个人理想。那种为了集体利益、为了国家民族的未来、为了陌生人的幸福甘愿牺牲一切的决绝和勇毅，真实而残酷、传奇而震撼、雄浑而浪漫。而记录、承载这一切爱、恨、离别与痛楚的长征题材文学作品，如水流般漫过遗忘的断层、冲破历史的遮蔽，在新时代的高原恣意流淌，汇聚成充溢血泪也盛满荣光的恢宏的“人民史诗”。

个体记忆连缀“人民史诗”

“人民史诗的文学”是新时代文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奠定了长征题材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美学向度。史诗不再是少数英雄的专属传记，而是由无数普通人的生命经验共同编织而成的历史叙事。创作主体聚焦广大红军战士的集体存在，还原历史运行的底层逻辑，发现曾经被忽略、尘封的普通人的生命经验，挖掘被革命战争裹挟、湮灭的个体记忆或民间传奇，为长征历史增添可触摸、可感知的血肉，进而实现了由精英叙事向人民主体性叙事的转向。

新时代的文学艺术家在处理长征题材时，往往自觉地将个人置于蜿蜒曲折的历史背景下，探寻生命成长和主体意识觉醒的过程；聚焦复杂丰富的人性层次与人际关系，描摹个体在艰难境遇中的求索与坚守；在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中，展示历史的丰盈面相与多样内涵。朱秀海的中篇小说《乌江往事》（《十月》2022年3期），故事情节因人性层次的复杂、人物抉择的多重变数而显得盘根错节、扑朔迷离。小说跳出革命与反革命二元对立，讨论第三条道路是否可行的问题，转向对革命内在逻辑复杂性的思辨。革命逻辑往往并非简单线性的因果链条，它的复杂、吊诡，是周敏成这样一位曾追随贺龙参加革命、后来出任率部围剿红三军的黔军团长，即便工于算计、步步筹谋，也始料不及的。这恰恰提示出革命主潮下，细密支流所蕴积的巨大历史动能。张品成的长篇小说《陌生地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聚焦红军长征前夕赣南的革命斗争，讲述了三位种棉专家穿越封锁、支援苏区的奇异经历。小说没有正面描写战争过程，而是以社会史的视野理解革命，着重反映红军真实的生活状态，从生存逻辑、物质基础、经济运行等角度解析红军后勤运作的规律，生动印证了革命胜利根植于底层民众的生存诉求，是人民主动选择的结果。

在新时代长征叙事中，女红军战士群体不再被简化为抽象符号，曾经长期缺失的诸如女性身体经验、生育与创伤记忆等生命情态越发被重视，得到更加具象、细腻的书写。温燕霞的中篇小说《我和我的母亲》（《解放军文艺》2019年8期），以腹中婴儿的听觉、视觉甚至触觉，来想象母亲熊玉文与父亲张大虎的故事，书写留守苏区的后方军民的生存状态。作为苏区的医务工作者，母亲充满希望而又困顿交织的命运令人感喟。一边是孕育，感受生的惊喜与欢欣；一边则是遍地血污的救治疗伤，直面死亡的残忍，这一切都集中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小说以日常化、肉身化的个体记忆承载对人性尊严、生命价值与生存伦理的痛切思辨，个体记忆由此具备了超越私人经验的普遍情感力量与哲学意涵。

个体记忆并非孤立、私人的碎片，它沉淀在具体的人物、地域、器物与日常细节之中。无数个体记忆彼此勾连、相互印证，便构成集体记忆。卜谷的长篇纪实文学《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版），以敏锐却不失温情的笔调描摹出一个普通的革命者、受苦人于历史长河中浮沉起伏、左冲右突、矢志不渝的心灵史。张桂清老人之所以要为仅有“一面之缘”的毛泽覃守灵77载，这是只有经历了那个年代生死考验和有着相当生命历练的人心，才能真切理解与体察的。卜谷熟稔当地风物掌故、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着重在乡土社会的伦理结构中揭示革命信仰的生成机制。同样是书写女性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张春燕的长篇报告文学《向东找太阳——寻访西路军最后的女战士》（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以长期追踪寻访的纪实方式，打捞西路军女战士湮没在岁月深处的个体记忆，经由这群女性身陷绝境却又初心不改的传奇经历，映照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革命不是来自外部的宏大指令，而是普通人在苦难生存中内生的价值判断，个体的解放诉求与人民的集体解放是合二为一的。欧阳黔森的长篇小说《起来》（《当代》2026年5期），书写黔东一位山区农家妇女从“围着锅台”到“走出家门”的演变过程，表现信仰如何在恐惧、犹疑、血泪的淬炼中积淀、觉醒。主人公冷小朵携子女求生、抗争的经历，生动地诠释了奋起抗争、寻求解放的意义，不在于一个人或一家人能够体面地活着，而在于让世间所有人都能享有做人的尊严。陈斌先的中篇小说《北风那个吹》（《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6年9期），将纪律融入红军战士个体成长的主线，以微观个体抉择连缀宏阔革命进程。小说摒弃对纪律条文的概念化阐释，把红军纪律放在艰苦卓绝的行军征途之中，通过人物内心的挣扎与现实的考验，借年轻战士钱永义、孙德智经历的磨砺，揭示革命纪律的本质：既规范个人言行，更是守护人民利益的生命线。

长征是由人民书写的壮丽史诗，真正的主角是那些有血有肉、有爱有恨、在绝境中坚守信仰的普通战士与革命群众。新时代长征题材文学创作是“人民史诗的文学”的生动实践，创作主体将叙事焦点对准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复现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地位与磅礴力量，经由鲜活的个体记忆持续生长，释放“人民史诗”的精神力量。

现实与历史的互文叙事

有很多作品都采用“历史线”与“现实线”相融合的双线结构，“历史现场”与“当下追问”彼此对话、互为补充，形成时空、文本、审美等多维度的互文关系。由是，历史不再是凝固的标本，而成为流动的、可介入的现实经验；现实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背景，而是历史逻辑的延伸与回响。区别于传统长征题材文学单向度还原史实的书写范式，当代文本与历史文本的互文并非简单的今昔对照，而是文学文本与历史叙事、时代精神、个人命运、集体意志之间的多重指涉、相互印证与意义共生。个体记忆、亲历口述、后辈寻访、当代思辨与经典长征历史文本形成多层次的参照关系，阐释角度与想象空间都获得了极大拓展。

龙仁青的短篇小说《红星歌》（《长江丛刊》2026年5期），在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文、民族文化与革命精神之间进行多重对话，将女红军宣传员田春芽突围、被俘、流落草原的悲壮历史，嵌入草原的自然流转与艰辛的生存现实。小说把草原自然物象与长征革命符号有机交融，实现了自然伦理与革命伦理的共生。蒲公英开花、飞散、扎根，既对应草原万物生长的自然节律，又隐喻田春芽如种子般流落草原、默默扎根，更象征红色记忆随风播撒、植入小达西心中。旧军帽与红领巾的对话将长征从“过去的事件”转译为“活着的传统”。贺捷生在散文集《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中，搭建起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场域，一方面以家族记忆填补宏大叙事的温情细节，将作为历史和精神传统而存在的长征转化为可感知、可共情的生命经验；另一方面，作者穿梭于战地遗迹与时光物证中，以当下视域、理念、诉求填补历史留白。

当革命历史融入现实生活，长征精神也便以生命延续、个体成长的方式完成了代际传递。在卜谷的长篇报告文学《两个红军娃和他们的乳娘》（人民出版社2025年12月版）中，苏区往事不再仅仅滞留在后人惊奇、震撼的目光中，而是融入可以被今人共情、传承的现实里。作品的探寻并未止步于对历史存在的追溯，而是以当下视角续写长征故事余韵。在周敏的长篇小说《星星点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知识出版社2023年版）里，革命不再是遥远的事件，而是触手可及的人间烟火。小说写的是街巷市井、伙伴玩耍、师生交往、邻里日常，表现了白云飞等一群平凡、贪玩、懵懂的少年在对革命有了亲身感受后，自觉选择光明、正义、担当的精神觉醒。

在复调叙事的框架下，两个时空的故事互为镜像，和平年代的日常生活表象之下，埋藏着战争年代未曾消散的历史记忆与精神回响。柳江南的中篇小说《兰芬的长征》（《中国作家》2026年4期）采用长征场景与干休所访谈双重时空并行的嵌套结构，以采访者的第一人称视角切入，展开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温燕霞的长篇小说《虎犊》（漓江出版社、接力出版社2021年版）同样采用双重时空来结构叙事。上篇“热血”讲述的是杜鸿运和战友们在少共国际师生活和战斗，最终成为成熟的革命者的故事；下篇“追寻”则以杜鸿运的重孙“我”的第一人称视角，讲述“我”和父辈如何追寻太爷爷杜鸿运、太奶奶曹半夏的足迹，最终完成情感升华的故事。历史不再由史料单方面定义，而是在当代人的寻访、共情与反思中持续生成新的意义。石钟山的短篇小说《伢子们》（《山花》2026年10期）在结构上依然是双线并置。现实线是无名守墓老人终老烈士陵园，直至离世，才唤起乡民对他身世的猜想；历史线是回溯少共国际师少年战士吴伢子的人生，还原湘江阻击战中“伢子们”浴血阻敌、坠崖殉国的悲壮现场。村民的猜测、后世的祭扫，是当代人对历史的回望与追问；而吴伢子漫长的守墓生涯，将战争的创痛、牺牲的重量代入和平年代的日常烟火。现实与历史的互文叙事生动诠释了长征历史从未远去，更不会被遗忘，而是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流淌、代际传承，持续滋养、支撑着后人们的接续奋斗和现实生活。

朱秀海的短篇小说《篝火边的曾扩红》（《人民文学》2020年8期）采用现实与回忆交替推进的叙事策略。两个曾扩红重叠又分岔的人生经历，既象征红军战士的成长与队伍的壮大，也隐喻革命所要付出的牺牲。作家对历史与现实、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展开理性而深切的思辨。以当代视角审视和理解长征，能够推动当下体验向历史经验回溯、扎根，实现在历史之外回望历史、于叙事之外重审叙事，使得超越长征自身的固有叙事框架反观这段历史成为可能。以长征历史叙事为“原文本”，经由复现、重构、再阐释，生成观照现实的“互文本”；同时以现实视角作为阐释维度，反向激活历史记忆的当代价值，进而实现历史叙事与现实意义的深度互证。这一对话性结构，让现实表达与历史叙事能够互见、互鉴、互文，也为新时代长征题材文学创作拓展出新的观察视角与创作经验。

对“人”的重新发现与审美重塑

新时代长征题材文学创作的新探索，较为突出地体现在对历史中人的重新发现与审美重塑。创作主体自觉摒弃脸谱化、符号化、二元对立式的人物塑造范式，不再以阶级标签简单定义人物言行、价值，而是深度挖掘革命者复杂、纠结甚至矛盾的行为逻辑与心灵空间，直面普通人真实的苦难、挣扎与坚守，进而达成宏大革命历史与个体心灵史的互证、融合。由此，新时代长征题材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一个值得留意的发展趋势：部分小说在人物身份、成长背景的设置上，突破了以往叙事里革命者形象相对单一的阶层面貌，更多书写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群体，进一步丰富长征参与者的人物谱系。

这些知识分子主动选择投身险境乃至绝境，以学识、才干与心智投身长征伟业。这类形象的精彩塑造与成功书写，有效拓展了长征人物画廊的美学边界。譬如，徐贵祥的长篇小说《穿插》（《中国作家》2019年8期）、中篇小说《红霞飞》（《解放军文艺》2019年1期）、《走出草地》（《解放军文艺》2021年8期），作品中的核心人物，既有兼具专业学识与精神素养的知识分子，也有兼具知识分子气质与基层革命者身份的形象。庞贝长篇小说《乌江引》（人民文学出版社、花城出版社2022年版）中，“破译三杰”都具备深厚的知识素养。他们依靠缜密的逻辑推理、精深的专业能力，在情报战场上为红军开辟生路。小说中有一处细节颇令人震撼，曾局长将一页页破译得来的密码手记喻作“百美图”。在长征路途凶险、生死悬于一线的绝境中，在枯燥冰冷的密电码中张扬审美意趣，无疑是点睛之笔。革命不只有牺牲与厮杀，还有人的精神求索，审美与信仰可以在最严酷的生存境遇中共存。

知识分子人物形象在以工农为主体的红军队伍中，构成了强烈的反差性和辨识度。对这类人物浓墨重彩的书写更新了传统长征题材文学创作相对单一的生活场景，突破了革命等同于单纯生存抗争的刻板认识，更因人物言谈气质高雅、精神世界丰盈，且关注、思考、处理的往往都是“技术含量”较高的问题，而生发出与革命队伍主体相“间离”的异质性审美诉求。这种“间离”并非对革命集体的割裂，而是在共同体内部呈现精神维度的差异，彰显出“知识即力量、审美亦信仰”的新质经验。他们的命运轨迹清晰标识着从旧日自我向革命新我的蜕变，彰显了从个体本位意识向集体共同体意识的转化、再造。知识不是把人从队伍中区分出来的标签，而是让队伍和更多人活下去的能力；审美、见识也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可以被普通战士分享的财富，是困境之中支撑革命者判断、坚守、抵抗绝望的内在精神资源。

人物形象的重塑对应着一种新的美学风格的生成。对生活之美、人性之美、文化之美的自觉追求与开阔表达，本质上是将“人”从历史附属品的定位中解放出来。在新时代长征题材文学创作中，个体心灵不再是宏大历史的注脚，个人的痛苦、热爱、思辨、求索同样构成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现代人文精神融入“新红色经典”创作的表征，也折射出新时代社会思想、价值观念的新向度。

“大文学观”视域下的再阐释

进入新时代，一批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档案资料与亲历者口述不断被发掘、整理。长征题材文学创作在恪守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深挖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从历史观念、文体形式到文本形态，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元的面貌。创作者不再停留于常规的正史叙事，转而以跨学科、跨媒介、跨文体的方式对长征进行再叙事、再阐释，由此延伸、生发出以往较少涉及或探索尚不充分的文学向度。

长征，作为中国革命历史画卷中最为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一页，其宏阔复杂的战争场面、波谲云诡的政治博弈、漫长错综的历史进程着实考验着作家的视野、定力与耐心。而王树增偏偏选择了正面强攻，力图全面、客观、真实、准确地再现长征历史。长篇纪实文学《长征》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新增7万余字战役细节与人物描写，并加入8幅长征作战地图及参考书目。作家以时间为叙事主轴，将关键战事与重大事件作为叙事主体，同步铺展四支红军主力部队各自跋涉的艰难历程，由此搭建起覆盖长征全过程的全景叙事框架。他以跨文体的写作姿态、娓娓道来的轻盈笔触切入繁复驳杂的历史空间。

某种意义上说，事件本身并不直接构成历史，真正的历史应该指向事件之间的意义或“关系网”。温靖邦的长篇小说《铁流万里》（花城出版社2024年版）站在历史学家的立场，深入探寻长征时期各方势力的真实状态，结合大量军史、党史资料以及多方口述史、回忆录，用虚实相生的手法全景式还原红军长征的历史进程，使读者更为直观地感受到，革命先辈在复杂历史关口做出选择时的沉重和艰难。李骏的中篇小说《舅姥爷的革命生涯》（《解放军文艺》2016年第8期），细腻描摹黄安地域的乡风民俗与行医世家的家风传承，融合了乡情、战友情与朦胧爱意；在繁复、阔大、绵长的时空坐标中，审视黄麻起义、鄂豫皖反“围剿”以及红四方面军长征（三过草地）等历史存在对地域、对人的影响。小说承载着丰富的时代信息与历史细节，对个体生命史的拓展也丰富着长征“大历史”的内在肌理。

新时代长征题材文学创作擅长以总体性观念统摄历史与现实，在叙述中更加注重梳理历史主流的发展脉络，力图揭示隐藏在史实表象下的历史本质、规律和运行趋势，让历史经验为现实奋斗提供思想助力，照亮新时代新征程的发展路径。胡松涛的长篇报告文学《遵义三日》（贵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将一个短暂的历史时刻接入奔涌、延宕的革命长河。作者以遵义会议的短短三日作为枢纽，向前回溯，直面第五次反“围剿”的溃败、湘江血战的惨烈，梳理“左”倾错误逐步累积的历史脉络；向后延伸，追踪会议决议落地、军事指挥体系重构、思想共识艰难凝聚的漫长过程。马娜的报告文学《小布的风声》（《人民文学》2016年9期），一方面深情回望红军反“围剿”时期的战火硝烟，另一方面生动记述小布现如今翻天覆地的变化，以“风声”为核心意象，隐喻历史潮涌和时代变迁。曾平标的长篇报告文学《向死而生》（人民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将湘江战役与这块土地上的时代巨变连缀起来书写，让革命文物保护、乡村振兴实践等现实命题获得历史经验的赋能。

以“大历史观”和“大文学观”的理念检视，新时代长征题材文学创作仍有持续提升和探索的空间。“大历史观”强调“历史的整体性”与“时空的连续性”。对长征价值与意义的再阐释，必然要突破单一节点和思维惯性的局限，将长征置于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谱系和繁复进程中，进行更高思想维度、视野广度和情感浓度的理解与建构，为长征精神注入时代新质。与之相呼应，“大文学观”打破文学与历史、社会、文化的学科壁垒，强调文学创作是扎根时代语境、赓续历史脉络、连接多元文化的精神载体，以文本为纽带，实现历史记忆、时代精神与大众传播的有机融合。这对长征“革命历史再叙事”提出了更高的原创要求和经典标准。再叙事与再阐释的要义在于借助跨学科视角和跨媒介表达，复现长征历史内在脉络和外在全貌，高质量重构长征历史表达的话语体系，让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实现更鲜活、更深刻、更有效的传播和接受。

长征是无数革命者用热血与忠诚书写的英雄传奇，是无数人用生命与牺牲铸就的无言丰碑。这份彰显民族品格、气质的集体记忆，刻印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绝境中突围、追寻美好明天的奋斗足迹，凝聚着纯粹的中国故事、中国经验、中国精神，也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与道路无法绕开的思想锚点。

长征，这部根植中国大地的壮丽史诗，其影响力从未囿于民族与地域的边界。早在《红星照耀中国》问世之时，长征故事就已经走向世界，成为理解、认知中国革命的重要窗口。长征，蕴含不畏艰险、团结奋进、甘于奉献的精神内核，饱含对生命尊严的敬畏、对崇高信仰的执着、对集体大义的坚守、对人性光辉的守望；能够与人类历史上一切伟大壮举跨越时空地共鸣，被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共情、共享；既是对人类共通情感与美好品格的生动诠释，更是全人类直面困境时，关于希望与信念最震撼人心、最令人信服的注解。

新时代长征题材文学创作，是对峥嵘岁月的深情回望，是对革命英雄的崇高致敬，是历史经验的当代转化，是中国精神的世界表达。它拓展了“人民史诗”的文学美学向度，为“新红色经典”的创作探寻出新的路径与方法；并依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视野，赋予长征更为宏阔的普遍价值，凭借长征精神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性，完成从民族记忆到世界叙事的开拓与升华。

（作者系北京市文联青年签约评论家、辽宁省作协特聘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