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中体力劳动者的主体性崛起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叙事传统中，体力劳动者长期处于被凝视与被建构的客体地位。从启蒙主义视野下的受苦人到新时期文学中需要被拯救的边缘群体，再到世纪之交底层文学浪潮中被符号化的苦难镜像，体力劳动者常作为知识分子施展同情、批判社会、寄托道德理想的修辞工具存在。然而，随着媒介环境的下沉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迁，当下的文学生态正在发生着隐秘而深刻的变革——体力劳动者在文学领域中摆脱了被动宿命，获得了独立的叙事主权，更在审美建构与精神维度上完成了全方位的转向，极大地拓宽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版图。由是，一场由体力劳动者内生、发轫并直击当代文学评价体系的主体性崛起，已然成为不容忽视的文学事实。
当前的体力劳动景观较之前更为复杂：一方面，在矿井、车间等空间内，传统体力劳动模式仍在延续；另一方面，在数字资本主义全面渗透之下，外卖员、快递员这类新型体力劳动者被高度卷入算法系统中，其身体与时间遭受前所未有的数字异化。当代体力劳动者的精神面貌和以往群体也存在明显差异，多数人具备一定的受教育基础，自我反思能力较强，对这部分劳动者来说，劳动是换取生存资料的过程，更是审视生命意义的重要素材。基于劳动者自身素养的提升与表达渠道的拓宽，主体性崛起具备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为了厘清这一复杂现象背后的发生学逻辑与美学嬗变，本文针对快递员胡安焉的作品集《我在北京送快递》（2023）、外卖员王计兵的诗集《赶时间的人》（2022），以及爆破工陈年喜的散文集《微尘》（2021）这3部劳动者文学作品，从叙事立场、身体经验和精神指向三个层面，对当代体力劳动者主体性崛起的表征及内涵加以拆解，旨在打破知识分子单向代言的叙事特权，还原其文本的独立文学价值。
一、从为民造像到自我言说的叙事转换
在文学文本的话语生产机制当中，体力劳动者长久以来处于知识分子所掌控的代言逻辑之下，不论是充当道德启蒙中的愚昧接受者，还是社会批判里的伤痛标本，叙事主体同被书写客体之间一直存在着一条无法跨越的阶层认知鸿沟。这种脱离劳动现场的俯视式书写，实质上剥夺了劳动者的自主阐释权利，把他们变成了承载宏大叙事的修辞工具。然而，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以劳动者的绝对在场姿态，彻底刺穿了由同情与奇观共同编织的叙事帷幕。他拒绝以被考察的底层他者身份出场，直接把隐匿在现代物流系统深处的微观运行逻辑与个人的内心真实体验全部展现出来。这种从他者凝视向主体言说的结构性转变，意味着当代文学领域内劳动经验的实质性跃升。
若以菲力浦·勒热纳“自传契约”（1）的相关理论做参照，可窥知胡安焉创作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实现了作者、叙述者和主人公三大身份的高度统一。以往涉及底层群体的生活经验，大多要经过知识分子的道德筛选和外部转述才会进入公共叙事文本，这部作品却直接由经历者本人陈述。三类身份的高度重合，让作品跳出了面向大众消费的奇观化叙事套路，转而还原出一个鲜活个体进入劳动场景、认识劳动规则、找准自身定位的完整过程。叙述者没有刻意迎合大众熟悉的悲情人物模板，亦未把快递从业经历包装成底层群体逆袭的励志故事。作品开篇直接描写主人公求职、投递简历、参加面试的快节奏状态，把这类题材常用的道德煽情基调，转变成对局促生存现状的真实呈现。此种行文逻辑，已然与传统为民造像式书写拉开了距离，并有意强调：体力劳动者首先是一个独立的现代个体，其次才是快递员、保安、导购等社会身份。
胡安焉塑造劳动者主体性的出发点在于对具身经验的深度剖析上，并把承担劳作的“我”提升成能够观察并反思自身状况的书写者。在描写面试的段落中，L经理对叙述者表现出的防备，竟是因为他谈吐偏文雅，显露出不容易被工作要求规训的自主意识。胡安焉在此呈现出较强的内省穿透力，直接点明管理者天生偏好粗犷的劳动力，在机械化的重体力劳动过程中“自尊心确实是一种妨碍”（2）。这一来自劳动现场的判断，戳破了现代物流业藏在暗处的用工规则，即运营系统所渴求的是能完成搬运、奔跑的物理躯体，更是可以主动压抑个人感受且接受粗暴管理方式的客体化劳动工具。但胡安焉笔下的劳动者并未在制度压迫下陷入被动，反而实现了向劳动秩序认知者的身份跃迁。他把自身再次放回事件发生时的权力语境里，站在管理者的角度分析劝退行为背后隐藏的资本逻辑。多维度的观察视角，让劳动者的表达跳出了单向度的控诉局限，使其呈现为一种更为高阶且坚韧的文学主体性。
胡安焉在完成叙事立场转换的过程中，所做出的最关键的调整，是把从业者原本细碎的劳动流程，按照内在逻辑逐一梳理后，整理成带有技艺属性的专业知识。理查德·桑内特在《匠人》中明确提出，技艺绝非脱离精神活动的机械重复，核心是劳动者能在长期反复操作中养成对应习惯、工作节奏，还有灵活处理各类问题的能力（3）。胡安焉对送快递的书写，恰呈现了技艺性的生成。文本有描述到在施工阶段，师父小高对其负责的小区十分熟悉，知道哪家有人、哪家没有人；没有人的时候，哪家的快件可以放门厅、哪家的放鞋架、哪家的放电表井。这些细节打破了送快递只是体力劳动的社会学偏见，表明看似纯粹的物理搬运，实际上包含着对空间的熟知程度、对住户习惯的把握能力，以及在复杂情形之下对包裹风险与派件效率的权衡水平等要素。至此，劳动从抽象的辛苦变成了由一整套严密逻辑支撑的工作方法论。此外，他在书中提到，越是去除多余修饰的简单劳作，越容易诱发劳动者内在的价值认同。他们将快件递到客户手上时，能看到对方满意甚至兴奋的神情，能听到对方的道谢，这时便会生出“自己有用、我的劳动对人有用”（4）的切实感受。这段朴实的自述，强调了当代劳动者职业尊严的真实来源是劳动的有效性。由是，胡安焉将现实中的谋生动力转化成虚拟的文学素材，实现了劳动者的底层经验向文学表达的转化。在文学叙事中，劳动者夺回了解释权，开始自主生产与劳动本体相关的结构性知识。这一从展示苦难向知识确权的跨越，构成了劳动者自我言说的叙事内核。
胡安焉所积累的经验性知识与其高度克制的叙事伦理之间，体现出内在一致的关系。在面对劳作现场的摩擦与制度性压迫时，叙述者没有刻意回避自身感受，也不掩饰现实的边缘处境。例如书中记录的入职风波，他在完成试工、体检及漫长的待岗期后，主管竟以招聘名额已满为由，草草将他拒之门外。即便遭遇此种不公，胡安焉也未走向指控或发泄路线，其作品始终围绕事件过程、具体细节和发生语境来搭建核心意义。胡安焉在后记中提到，他虽是事件的亲历者，但依旧选择站在他者立场思考，努力还原事件全貌（5）。可见叙述者放弃了将第一人称经验神圣化的企图，转而将受挫的“我”再次置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重新探究与辨认，这一反身性的自我限定构成了该作品核心的美学支点。当然，这种克制与反身性的自我限定，更多源于非虚构文体恪守客观的纪实要求，以及胡安焉本人偏向内省的个体气质，并非所有体力劳动者写作的普遍共性。例如下文将讨论的王计兵，其情感表达便呈现出更为直接、炽烈的面貌。但无论是理性的节制还是炽烈的抒发，都无碍于他们殊途同归地拒绝被外部话语简单代言，在各自的文本场域中确立起了坚实的主体位置。
胡安焉的主体意识源于其长期的文本积淀及高度的文学自觉。早在2009年，他便开始涉足小说领域的探寻，阅读兴趣集中在塞林格、卡佛、耶茨等作家的作品上。2020年，《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引起较大反响；2021年，他又写下《在上海打工的回忆》……这些文本最终汇聚为非虚构作品集《我在北京送快递》。他在访谈中清楚表明：“写作是我生活的支点，是我重要的精神寄托，也是我之为我的根本所在。是写作让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让我感觉自己又重新活了一次。”（6）对于胡安焉来说，文学创作是他展现世界复杂性的主要途径，但他并不希望成为一名全职写作者，也不认可“素人写作者”（7）这个称呼，因为带有市场消费意味的命名逻辑会剥夺主体中复杂、本真又充满矛盾的部分，而这正是作家创作所需要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胡安焉作品中的主体性崛起，是一位有着成熟技艺与独立审美系统的写作者把真实的劳动血肉强势嵌入文学表达后，对既有精英评价体系的一次深刻重构。
胡安焉作品中所凸显的劳动者视角和立场，在当代文学的宏大坐标系中可谓意义深远。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学界的文学评价体系习惯套用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评判标准，针对底层写作的分析总偏向从文本中提取阶层苦难的案例，或是把相关内容当作时代变化的佐证材料。胡安焉的作品进入公众视野后，直接打破了此种阅读惯性。他的作品内容扎实，质量过硬，证明体力劳动者完全可以跳出底层经验的固有局限，触达共通的人性内核。他从事快递配送工作时经历的焦虑情绪，对平台系统管控的抵触心理，对个人自由边界的摸索尝试，本质上与现代人面对的精神困境是共通的。这一叙事核心的转变，让劳动者文学脱离了以往侧重悲情抒发和现实控诉的创作路径，在更宽泛的审美讨论范围内建立起了无法替代的独立品格与创作尊严，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处理人与劳动关系的实践边界。
二、从算法异化到身体抵抗的主体突围
在当今高度数字化的劳动景观中，体力劳动者的生存场域发生了结构性的空间置换。外卖员、快递员等平台劳动者，不再受制于传统工厂的实体流水线，而是被卷入了一个更为隐蔽和严苛的算法“全景监狱”。在由大数据、GPS定位、倒计时规则等共同搭建的平台系统之中，个体的人身属性逐渐被抽空，沦为屏幕上移动的光点和计算效率时用到的数字节点。韩炳哲所著《倦怠社会》指出，现代社会的效绩命令与成就压力，会让个体陷入自我剥削状态，出现精神耗损的问题（8）。外卖员群体接触的算法异化逻辑，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精确到秒的配送时限要求。而王计兵的诗歌在压抑的数字规训中撕开了一道裂口，他依托作为外卖员的切身感受，完成对速度、身体的极致刻画，把诗歌当成锐利的反抗工具，展开一场从算法异化中夺回生命解释权的主体突围。
哈特穆特·罗萨强调，现代社会的加速首先体现为时间的压缩，同时也伴随着空间组织形式的变化（9）。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外卖员群体失去了移动的自由，复杂的城市街道、立体建筑物都被强制性地压缩为地图中扁平的直线及光点。因此王计兵在《赶单》一诗中写道：“生活平整得像一块木板/骑手是一枚枚尖锐的钉子/只有挺直了腰杆/才能钉住生活的拐角。”庞大的社会结构及平台系统在诗中被恰如其分地比作一块冰冷的木板，外卖员则被喻为批量制造出来的钉子，而钉子作为没有主体意识的金属，本就宜于按系统的指示行事。更难得的是，诗作后半部分直指社会规训的暴力性质：“弯钉不行/每一根弯钉都会被丢弃/或者承受更猛烈的敲击/重新取直”（10），由此自然、妥帖地揭示出算法时代淘汰机制及惩罚规则的本质：任何偏离既定路径、放慢速度的劳动个体都会遭到系统的批评、罚款，甚至直接被取消劳动资格。王计兵将劳动者在平台算法面前脆弱、被动的状态，转化成富有张力和诗意的物化意象，由此完成对冰冷数字逻辑的出色的反向塑造。
现象学的研究范畴内，身体是人和外部世界建立关联的核心媒介（11）。当前个体异化的情况越发普遍，王计兵选择以身体作为确认自我存在的可靠依据。他刻意用接近极限的配送速度和清晰强烈的痛感，唤醒现代人已经迟钝的生命感知，同名代表作《赶时间的人》就是这一抵抗行为的典型文本。诗歌开头就用一组充满压迫感的排比句，把外卖员在生死时速中的身体感受推到了顶点：“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这四句诗呈现了不断加剧的痛苦进程：骑手在街上飞奔，速度之快让风变成了割肤的刀子；当体力达到极限的时候，骨骼相互摩擦产生的“火”和汗腺分泌出来的“水”，共同打造出了一个水火交融的身体炼狱。在这首诗歌里，劳动者群体用切实的痛觉刺破了算法系统编织的数字幻象，更是用强硬的态度、实践的方式证明了生命本体的绝对在场。结尾处，王计兵直言：“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进一步说明了体力劳动者正用肉身锤击着把其当作蝼蚁对待的数字世界，在苦难之中完成了精神领域的自我确认。
《赶时间的人》集中呈现的是速度压力如何落到身体之上，《新寺庙》则把平台消费时代的权力关系，转换成了更富讽刺意味的象征结构。诗中，外卖员走进寺庙，面对高高在上的“大雄宝殿众神就位”，他却没有停下来跪拜，因为时间在催，他还有许多单子要送。诗的结尾尤其精彩，王计兵忽然反转位置，写道：“此刻，我才是菩萨/面对众多的许愿人”（12）。这里的“寺庙”显然不是宗教空间的写实再现，而是对当代消费秩序的一种转喻。下单、等待、催促、准时送达，这一日常流程已成为一种世俗化的愿望机制。顾客把欲望通过平台系统投递出去，骑手则承担着把欲望送达现实的中介角色。可见，在被系统不断压低的服务关系中，诗歌重新抬升了体力劳动者的地位，使其从工具恢复为主体，彰显出明显的反异化意味。
《墙》将作者的主体性议题推到了更为尖锐的层面。诗中描绘了作者工作时的亲身经历：“一次意外，铁皮锋利的边缘/割断了我右手小指的肌腱/后来，这个小指慢慢弯曲僵硬/仿佛身体上多出来的一个钩子”（13）。虽然身体受到了伤害，但王计兵没有沿用常规的苦难叙事路径来渲染疼痛，反而用幽默、自嘲的口吻道出这只“钩子”的功用——它可以悬挂温度或高或低的外卖餐品，随即得出自身“更像是一面行走的墙”的绝妙比喻，有力地揭露出平台算法对劳动者身体深度物化的现实。面对即便伤残也要服从工作效率要求的荒诞现实，王计兵把私人的痛觉转化为明确、坚硬的物理形态，在语言难以覆盖的边界处，强行恢复身体创伤的绝对可见性。因此，该诗所指向的是数字资本对劳工身体内部的微观殖民，张力十足的诗学话语推翻了常规的苦难叙事逻辑，在个体痛觉中完成文本抵抗。
除此之外，王计兵的作品整体带有存在主义特有的宽阔与从容，《请原谅》一诗便是极佳的例证：“请原谅，这些呼啸的风/原谅我们的穿街过巷，见缝插针/就像原谅一道闪电/原谅天空闪光的伤口”（14）。外卖从业者在配送过程中为避免超时罚款，时常要在车流中冒险穿行。王计兵将此类受现实严格限制的赶路行为转化成自然规律中不可阻挡的闪电、蚂蚁搬运诸种意象，让外卖员不再是城市运行体系中的底层零部件，而被重新界定为契合生命运行规律的个体。因此他在作品中高喊“我们不是软骨头”，以身体自带的温度、韧性做出有力的自我确认，继而写出“生活之重从不重于生命本身”的宣言，由此瓦解了资本为劳动者设定的价值秩序。可见，王计兵始终把人身安全、生命尊严置于冰冷的绩效考核标准之前，让劳动者真正掌握了观察时代、判断生活的最终话语权。
王计兵炽热的文学反抗表达，依托于其长期创作积累的经验和对自身定位的清晰认知。他在诗集自序《文学拯救了我》中，也说起过受算法规则约束的同时坚持写诗的心理过程。外卖员的身份让他必须面对很多真实的生存困境，如为处理超时订单在深夜赶路、碰到过恶劣客户的刁难，甚至遭遇过肢体冲突，这些都是他逃不开的日常现实。等他换下工作制服、拿起笔开始创作的时候，就脱离了平台的无身份编号标签。他在《我的诗》中有言：“如果说送外卖的生活是苦的/是日子里喝下的药/毫无疑问，我的诗/就是药后吃下的那颗糖”（15）。直白的自述清晰地说明了当代体力劳动者找回自身主体性的内在逻辑，日常超负荷劳作是为维持生计做出的肉身妥协，文学就是他们为守护精神完整性开辟的精神飞地。他们借助文学形式把劳动过程中的负面情绪予以过滤提炼，从而形成超越阶层界限的审美体验，以无可辩驳的文本力量证明了劳动者的绝对尊严。
三、从苦难叙事到生命哲思的审美超越
梳理当代体力劳动者文学的发生学场域不难发现，这类创作的叙事基础主要由身体痛觉刻画、资本异化抵抗两部分内容组成。不过，以陈年喜散文集《微尘》为核心代表的一批同类文本，将体力劳动者主体性崛起的书写边界，从生理性反抗层面推进到精神与审美维度的更深区域。本雅明曾提出，有分量的叙述能将创作者自身及他人的各类经历，转化为听众能够理解的生命表达形式（16）。陈年喜的散文刚好符合这一特征，他在创作时刻意压低展演受苦状态的叙述冲动，把矿山、病痛、死亡与漂泊等内容，全部纳入更宽阔的生命视野中展开书写。他书写劳动过程的艰辛，也描摹生命个体在艰辛处境中保存感知、辨认意义的过程。此种书写方式让《微尘》跳出了底层创作只展示苦难的旧有框架，进入了更具哲思性的叙事领域。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摆脱单一的苦难叙事绝非对苦难的摒弃或粉饰，而是以更复杂、更具能动性的方式对其进行转化，即当代体力劳动者不是苦难的承受者与展示者，而是苦难的转化者与赋义者。这种对苦难的重新叙述与意义重构，本身便是这一群体主体性觉醒最强有力的证明。
保罗·利科认为，个体不是先有一个完整自我，然后再去讲述经历，反之，自我是在叙述中被不断组织出来的（17）。《微尘》中的“我”正是在不断地回望、辨认与重述中，实现了从矿山工人、手术病患、失语者向命运解释主体的身份跨越。在自序部分，陈年喜借自身经历的颈椎手术来追问生命意义、存在的本质等哲学问题，更是将《微尘》界定为“一本生命的书，也是死亡的书，归根到底，是一本生活的书”（18），可见散文集的结构重心在于处理生命、死亡与生活三者之间的关系；结尾处又道：“文学不死，让所有人在命运里相遇”（19），表明写作对于陈年喜而言是重新连接自我、他人和世界的方式，其主体性已远超朴素的言说诉求，最终凝练为以文学形式整合生存经验的精神主权。
《微尘》里的《我的朋友周大明》这篇文章，重点表现了陈年喜在书写他人之死时所持有的审美节制与尊严感。本雅明曾论及，讲故事者的权威常常和死亡经历相关联，死亡会让个体生命的整体性更为突出，陈年喜对于周大明的书写便证实了经由死亡来探寻完整人生的叙述途径。文章没有径直走向悲剧结尾，而是细致地描绘豫陕风情、淘金梦想和青年豪情，精心刻画炼金技艺和资本流动的实际状况，再现了一个底层人物在地方经济、家庭义务和个人财富追求之间真实的生存情形。日常书写的笔触有效地防止了把人物简化成死亡案例的情况发生，为周大明赋予了丰富而鲜活的生命气息，之后的叙述更是随着毒物入侵、家道中落及生命衰竭这些因素逐步展开。可以看出，文本避开了死亡戏剧化的传统写作路径，将其放到个人命运的整体脉络中予以考量，由此褪去了死亡的标签意义，使其沉淀为一个劳动者生命历程中无法逃避的终点部分。
《一个人的炸药史》则利用个体性与普遍性之辩证关系的融合，凸显了体力劳动者故事的重量。文章在副标题中点明：“我的爆破史约等同于‘炸药工业十年革命史’”（20），由此把个性化的生存经验纳入宏观的技术更迭之中，同时文本溯源了炼丹术的化学原理，仔细拆解了炸药配方和爆破技术的演进历程，为私人化的劳作记忆赋予了坚实的技术史与物质史支撑，从而巧妙地证明了劳动就是知识的深刻道理。一时间，矿洞深处那些危险的工作超越了抽象的体力付出范畴，真正变成了同材料、工具、巨大风险直接接触的具体操作行为。矿工对于炸药烈度、洞内湿度、导火索余量诸多因素的精准把控，都是身体经验与物理规律充分结合的智慧体现。依靠这种强硬的知识创建，逼仄狭小又令人窒息的地底矿井完成了空间性质上的彻底扭转，变成了一处由体力劳动者所占据并展开认知权争夺及知识创造活动的主要场所。
在散文集后记中，陈年喜坦陈自己多年辗转于南疆北疆与大漠长风之间，早已成为失语之人，而文字就是出口与释放，用以说出人世的悲欣与命运的幽微。将个人生计的艰辛放置于宏大人世中考量的视角，本身便带有超拔的悲剧庄严感。他记录因矿难骤然消逝的年轻生命、被尘肺病缓慢抽干气息的粗壮汉子，笔端流露出的不是廉价的哀叹，而是犹如古希腊悲剧般对命运无常的冷峻凝视。他将矿工个体的苦难，放置于亿万年沉默的岩层与浩渺无垠的宇宙时空中进行对读，从而让微如草芥的生命获得了极具地质学厚度的历史尊严。劳动者借由这种不卑不亢的书写，夺回了对死亡与苦难的解释权，证明了即便身处社会最底层，个体依然拥有免于被同情、被标签化的精神高贵。
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在著作《美学中的不满》中提到，社会权力结构通常会限制底层群体的审美表达权利，以此维持自身的统治秩序（21）。在大众的传统认知中，重体力劳动者的首要任务是顾好温饱，审美与哲学讨论是精英阶层享有的专属权利。陈年喜的文学创作实践，对这套不公平的感性分配机制进行了强力破除。他的写作用词十分精准，所有文字都带着亲身经历的痛感，也具备充足的想象空间，重新勾勒出矿山、大漠、风雪与底层劳动者的鲜活形象。他写下“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22）这般有力的表述，将大众原本居高临下的俯视目光，强行拉拽到需要仰视其精神高度的平等位置。翻阅陈年喜的多篇作品，能够清楚地辨识出存在主义哲学的精神底色。矿工在矿井深处开展的爆破作业，在一定层面上刚好契合“向死而生”（23）的极致隐喻内涵。爆破工在震耳欲聋的声响之后确认自身存活的那一刻，与存在主义哲学中人在极端处境下确立绝对自由与自我本质的相关论述不谋而合。
结 语
与传统叙事里缺乏文化资本的群氓形象大相径庭，当下体力劳动写作者带着厚重的阅读史和深刻的思考力走进劳动现场，他们既感受体力劳动带来的压迫，又在劳动之余用经典文学和哲学搭建起坚固的心灵堡垒。阅读和思考的介入让他们的作品脱离了物质层面的束缚，具备了同人类经典思想展开对话的能力，在面对全人类共同遭遇的精神难题和存在忧虑时给出带有普遍价值的文学答案。他们去掉了苦难叙述表层沾满泥浆的悲情，抵达了生命思索的清澈之地。这个过程不但完成了劳动者从失语者到立法者的身份飞跃，也改写了当代文学有关劳动与尊严的美学评价体系。他们以不容怀疑的态度宣称：劳动也许会压弯一个人的脊梁，但是文学和思考却能让微尘获得风暴般的力量，使得每一个挣扎于生活底层的灵魂都有了仰望星空、探讨终极问题的权利。
综上所述，胡安焉的非虚构写作带着极其内省的语调以及对劳动细节的专业化表现，确立了劳动者内部的叙事理性；王计兵的诗歌是外卖箱上长出来的血肉之躯，他用速度和痛觉直击数字时代的平台异化现象，成为敏感的感官反抗者；而身为前矿区爆破工的陈年喜，则是在危险又硬朗的传统重体力劳动当中提炼出极具存在主义色彩的生命哲思。由此可见，当代文学里体力劳动者主体性的崛起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于叙事角度方面，由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他者俯瞰转变为劳动者的自我言说，把琐碎而又重复的劳动步骤转变成富有专业尊严的文学知识；第二则是在身体感受层面，用个人所承受的疲惫、疼痛，甚至愤怒来对抗冰冷精准的算法异化逻辑；第三则是精神指向之处，彻底摆脱单一的苦难叙事模式，将劳动苦难主动转化为反抗的能量与生命的哲思，在粗粝的劳动现场创建起可以平视世界的哲学目光与审美权力。
目前还待进一步厘清的延伸问题是，这类产生于文学领域内部的改写行为，到底能多大程度上关联到现实场景中的劳动关系，以及普通劳动者的实际生存处境。客观来说，体力劳动者创作带来的变化首先在文化与审美层面显现，不过这类改变对现实的影响往往是间接而缓慢的，且劳动者的主体性生成与结构性困境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当前劳动者已经拥有了更畅通的表达渠道，也形成了更清晰的自我认知，却依旧处于高强度、强管控的劳动体系内，两种情况的并置，让主体性建构过程本身存在一定局限。正因如此，这类创作的核心作用并非直接改善劳动者的现实处境，而是逐步调整大众认知现实的路径，更新劳动经验的表达形式，调整价值评判维度，为后续讨论劳动与尊严相关议题补充新的感性基础和话语资源。这类创作的作用效果通常不会立刻显现，却能在跨度更长的时间范围内参与到社会固有观念的重构过程中。
注释：
（1）〔法〕菲力浦·勒热纳：《自传契约》，第3页，杨国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4）（5）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第34、282、282-283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
（3）〔美〕理查德·桑内特：《匠人》，第11页，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6）胡安焉：《写作让我感觉自己又重新活了一次》，《文艺报》2023年8月28日。
（7）钱雪儿：《素人写作丨胡安焉：未来会回到过往宁静的状态》，“澎湃新闻”2024年1月6日。
（8）〔德〕韩炳哲：《倦怠社会》，第20页，王一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9）见〔德〕哈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第43-44页，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0）王计兵：《赶单》，《赶时间的人》，第8页，北京，台海出版社，2022。
（11）见〔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第196页，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2）王计兵：《新寺庙》，《赶时间的人》，第6页，北京，台海出版社，2022。
（13）王计兵：《墙》，《赶时间的人》，第7页，北京，台海出版社，2022。
（14）王计兵：《请原谅》，《赶时间的人》，第9页，北京，台海出版社，2022。
（15）王计兵：《我的诗》，《赶时间的人》，第24页，北京，台海出版社，2022。
（16）见〔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第118页，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7）见〔法〕保罗·利科：《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第218页，佘碧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8）（19）陈年喜：《自序》
，《微尘》，第2、4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
（20）陈年喜：《微尘》，第257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
（21）见〔法〕雅克·朗西埃：《美学中的不满》，第13-16页，蓝江、李三达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22）陈年喜：《炸裂志》，第204页，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9。
（23）〔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第二版），第292页，陈嘉映、王庆节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作者简介
李文哲，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