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傅聪、夏衍、王炳南、胡思升1982年末摄于北京饭店贵宾厅。如今，四人都已作古，再见已在天国。

20世纪80年代，夏衍与桑弧（左）、柯灵（右）合影

1995年2月，春节前后的这段日子，对于生活在祖父夏衍身边的人，是悲痛欲绝的——眼看着他一点点地离我们而去，无力回天。

他的战友们的悲伤，各有不同。病中的于伶同志听到噩耗，“痛失良师，痛失知友；欲哭无泪，欲语无言……”体力不支的他写不下去了。

而柯灵先生的心情是潮湿的，就像南方冬季的阴雨，冰冷、刺骨。他一直在写，一刻不停地写。2月17日，他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送别夏公》。五天后，2月22日的《文汇报》上，他又发表了《送夏公返钱塘》。前文中说“六十年来，世局簸腾，天翻地覆，而此情不变”。在后一篇文中，柯灵先生专门用一个段落提到：“‘文革’变起……彼此音讯隔绝，长达十年。1977年夏，雨过天晴，我试投一笺，探问情况，很快就得到回信。”

季琳同志：

骤接手书，喜慰交集，往事如麻，不知从何说起。……

前天，一位在广州的朋友写信给我，寄来了几颗红豆，并且在信中引用了“正道直行，而罹谗贼”这两句话，后一句话还可以说，前一句则是过誉，老实说，在过去我认为正的不一定正，我认为直的不一定直，甚至为了在旧社会对付人和事，明知不正不直的事也干过，其结果，不仅自食苦果，而且连累了他人。你，也许就是受我连累者之一，这是我深为自疚的事情。当然，经过十年的“文革”，我确实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人是会变的，“人心”是复杂的。有好几个我几十年的“老友”，居然为了做官而上了贼船。而另一些人，却经受住炼狱而保持了坚贞。读了巴金同志和你的文章，深为感动，雪后青松，更显得苍劲有力……

信的抬头用的是柯灵的原名“（高）季琳”，落款的时间是8月29日，正值炎夏。这段“南国红豆”和“雪后青松”的表达是独属于两位劫后余生的战友的，度尽劫波，大难不死，他们都活成了傲立的胡杨。

这一封十分珍贵和重要的手札，与1980年的《辛苦了，老水手！》一文，收录于柯灵的散文集《长相思》中，为此，柯灵先生特别说明这是征得了“夏公的同意”，因为我祖父生前并不赞成将他的私人书信公开发表。夏衍致柯灵的信札，唯有这一封孤件的纪录保持了30多年，直到2014年后，上海复兴西路柯灵故居筹备展陈的过程中，一批夏衍书信出现了，打破了沉寂。

这批信札呈现了我祖父不同时期的笔迹，几十年间他的笔迹变化很大，由于辨认的需要，我看到了这批书信的图片，但并没有亲睹原件。当时的夏衍著作版权人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没有能力将其整理发表，这件事情就由此搁置了下来。一转眼又过去了十多年，如今终于到了可以公布的时候。

让我颇为惊喜的是，与前面1977年8月29日那封信中“彼此音讯隔绝，长达十年”相呼应，他们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最后一次通信找到了！具体的时间是在1966年1月20日，准确地说，是相隔了整整11年7个月零9天，这对于两位携手并肩近半个世纪的挚交来说，太过漫长了。

我祖父曾说过，他在1964年“两个批示”下达、被罢免文化部副部长以后，“贬”去了亚非拉文化研究所，其间神经性皮炎发作，奇痒难耐。在上海的老友中，主动来帮他寻医找药的有两位，杜宣和柯灵。

杜宣同志在《二十世纪伟大的儿子》中记述：“1964年回国时，看到报纸上有批判夏公文章，气氛相当凝重，心中颇为不解，很为他担心。我去他家看他时，见他独坐空庭，不禁感到些黯然。……（他）表示出无可奈何中一派淡泊情怀。又提到他患神经性皮炎，使他很痛苦，已经发展到内脏了。我问他有没有特效药？他说，听说有的，但没搞清楚药名。回到上海后，我就去找了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陈同生，这真是一位热心人，他不仅问到了药名，还搞到了两瓶药。我去北京时就送给了夏公。”“山雨欲来风满楼”，每天经历着精神、肉体双重残酷摧残的祖父，身体率先发出了健康警报。他将这一情况同样写信告知了他信任的老友柯灵。

柯灵同志：

真是好久不写信了，甚歉。去秋以来，患上了神经性皮症，遍及全身，历时三月，后经中医治疗，才见好转。到十一月，方算基本上治愈，服中药近百服，真出意料，现在一般说来，已经可以工作了，只是神经不平衡的毛病似乎未完全根除。看书稍多，即感眩晕……

对这里提到的神经性疾病，信尾还专门补了一句：“去年托你买的眠尔通，当时忘了是否将款交你？记性真是太坏了。便时乞告。”这两封时间跨度如此之长，相互衔接的信札，足以诠释“患难真情”四个字的深刻含义。

在这批共计19封的书信中，“文革”前的信件占到了9封之多，十分完整，实属罕见，弥足珍贵。其中涉及文化部工作的日常，涉及具体的剧本讨论，更有三封（含一封附致傅雷）谈到了翻译家傅雷与其子——在海外的钢琴家傅聪。关于“在南斯拉夫演出酬劳”的真实情况，是第一次披露。据《傅雷书信集》收录，傅雷致夏衍信共五通，时间为1956至1957年间，其中一封写于1956年5月24日，而我祖父致柯灵的信及一并给傅雷的复信，是写于5月28日的。另外四封傅雷致夏衍的书信，分别写于1956年8月21日、12月23日和1957年4月30日、9月25日：

“得手书，悉尊体违和，想必积劳所致，今后尚望善自珍摄。”（1956年12月23日）

“航函收悉，诸蒙费神协助，不胜感激。”（1957年9月25日）

从这些文字可知，我祖父致傅雷的复信远远不止现存的一封。他对傅聪成长的要求是严格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傅聪在给你的信中所表现的看法，也是有偏差的，他太孤立地看自己的成就了。”这使我们看到了《傅雷家书》之外的另一个侧面。

此外，从傅雷致我祖父的信中，可以得知，在傅雷的恳请下，傅聪两次回国。1956年8月21日午夜，傅雷写道：“按小儿聪中央特别照顾，给予休假，自深感激。但他必须在十月十五日以前向华沙音乐院报到。……聪儿从今春起屡次在家信中表示希望能回来与我细谈。我从未向中央提出，一则顾到留学生制度，二则来回旅费皆由政府支出，我们自当处处从节约着眼。今既许其回国休假，倘能让他多几天真正的休假，我跟孩子都将更加感激。……以上各项，可否请先生代向有关部门说明，赐予照顾，无论如何令小儿于月底前回沪。”第二年，傅聪再次回国，1957年9月25日傅雷致信夏衍：“今晨接民航局上海分局电话，总局已为傅聪定妥十月九日北京去莫斯科的座位，同时亦定妥十月十一日自莫斯科去华沙的座位。在下月三日至八日内，小儿拟趋谒吾公，一方面有所汇报，一方面亦有若干涉及音乐问题的不成熟的意见；因恳吾公早日定一较长时间赐予接见，届时尚望不吝教诲为幸。”

傅雷在1957这一特殊年份的表现是积极并且复杂的，前前后后发表的文章可谓是翻云覆雨，其定性问题一直拖到了1958年的春天，有关部门还是请柯灵先生以朋友的身份对其进行了“好不容易”的反复劝说，但是结论依然在4月30日宣布了。12月，留学波兰的傅聪出走英国。此事并未因此画上句号，直到1961年4月29日，我祖父仍然在致柯灵的信中写道：“请你便告傅雷，他给我的信已收到，并即转请有关同志阅处，对傅聪仍请他保持联系，按原定方针进行一些适当的劝导。我近来很忙，不另复了。”

1979年，傅雷平反后，傅聪开始回国。在他第五次回国开个人独奏会的1982年底，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在北京饭店设宴款待，我祖父与傅聪见了面。据那天参加宴会、曾报道过“波匈事件”的记者胡思升回忆：“傅聪当面感谢夏衍，当初如果不是夏衍的一句话，他1957年回国后就无法再赴波兰继续学业了……”后来，傅聪、傅敏兄弟再次特地来过北小街46号拜访我祖父。那个时候，《傅雷家书》已经红遍了大江南北。

“文革”后的信件占总量的一半，其中关于电影《秋瑾》的有六封，从改编、立项、成片，一直到映后，过程非常完整。中央戏剧学院的杨乐老师做了详细的考释，另行发表，我就不再赘述了（编注：本报得到授权，明天将发表夏衍致柯灵的这十三封信）。

柯灵先生在1993年4月10日曾因他本人的革命工龄问题致信我祖父：“您是我的革命领路人，自1932年追随左右，六十年来，一直为党的事业竭尽绵力，坐过牢，受过国民党特务追索逃亡，凡此种种，您是完全了解的。”他与我祖父相识于1932年的左翼影评小组，到了半个世纪后的1983年，两位暮年老人又得以共同完成一次电影创作，堪称剧影两界的佳话。

此次书信的搜集、发表得到了各方人士的支持，我要特别致意柯灵夫人陈国容先生。在我祖父致柯灵的信中，经常会出现“国容同志候之”“嫂夫人乞问好”等字句。因为她曾任上海市第二中学校长，所以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陈校长”，陈校长是柯灵遗存忠实的守护者，如果没有她几十年的守护，我们是看不到今天上海复兴西路上完整的柯灵故居的。记得是2000年，柯灵先生6月份去世，到了秋天，我在上海参加夏衍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专门请戴中孚先生跟医院联系好，去看望病中的陈校长。陈校长在病榻上拉着我的手说：“妹妹（上海人对女孩子的亲切招呼），希望你今后在研究你爷爷的时候，也请顺便研究一下柯灵……”对于她的谆谆嘱托，我难以忘怀。这次书信的整理，算是我对她病床前交代的还愿，尽管已经过去了26年。

最后要提到的是，杨乐老师的合作，使夏衍书信的整理工作提速推进，特此说明并感谢。

2026年10月2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