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幽默”的钱锺书
钱锺书读伏尔盖特《美学体系》的笔记（1954）和《容安馆札记》相关篇什
世人似乎认为文人雅量的含蓄微笑才配称“幽默”，市井街巷里的开怀大笑则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插科打诨。然而在钱锺书看来，笑的本质本就具有同源性，触发笑点的核心均为不协调感所带来的落差。此番辨析，不仅厘清了美学理论中的概念混淆，更戳穿了当时文坛在幽默划分雅俗高低方面的矫饰。
有趣的是，常被人称许文风幽默的钱锺书，不喜欢“幽默”这个词在现代中国的新用法和意涵。栾贵明《钱锺书的围城》一书记述聊天时用到“幽默”一词，会被钱锺书立即纠正：“不，应该是‘笑话’”。他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时写作的一篇随笔，第一句就是“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笑和幽默原本并非一回事：笑是人类“最迅速、最流动的表情”，经不得思索、算计和寻味。而“经提倡而产生的幽默，一定是矫揉造作的幽默”，这样“并不产生幽默家，只添了无数弄笔墨的小花脸”，这样直白的讽刺很难不让人联想到钱锺书对于林语堂的态度。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国语文学现代化设计里，早已假设了白话体或谓“言文合一”方式是更具有现实生活感的文学表达形式。最能检验文学形式是否具有鲜活表现力的领域，应当是体现于嬉笑怒骂之上的。钱锺书引述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惟一能笑的动物”，以及格雷格（J.Y.T.Greig）《笑与喜剧的心理学》说汉字“笑”（hsiao）拼音包含了笑的三种声音，嘻嘻（hsi-hsi）、哈哈（ha-ha）、呵呵（hoho），都是强调一种文学的生理性效果：真正的笑具有最为自然的人类感情直接反应，也许说明文学理论上的“修辞立其诚”，最简单的诚意就是要认同人心，而不是板着脸压抑甚或禁止发笑。
钱锺书更喜欢“滑稽”一词
“幽默”一词早已有之，语出《九章·怀沙》：“眴兮杳杳，孔静幽默”；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陈琳》：“哀哇动梁埃，急觞荡幽默”；《魏书·房法寿传》：“神道幽默，祸降未期”。近代人士也常用，鲁迅在《域外小说集》中翻译安特莱夫的《默》时就反复用之，如言“而此荒凉萧瑟之家，则幽默主之矣”云云，这还只是深沉静谧之意。1924年5月，林语堂在报端发文首次提倡英语里的“humour”一词，似乎还没想好到底译作“幽默”还是“诙摹”（《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此后又有建议译作“语妙”（李青崖）、“幽妙”（孟斯根）、“优骂”（章士钊）、“油滑”（陈望道）者。不过林语堂有一点想法是明确的：“以免生活太干燥无聊”的西洋式笑话，而并非“三河县老妈”这类题目，才能算是“幽默”。按“三河县老妈”是从前廊坊三河县一带大量涌入北平城的大脚女仆之代称，性情剽悍，言语粗莽，其形象如今多体现于鲁迅、梁实秋、老舍等人的笔下。实际上当时的民间曲艺里多有以此类人物做文章者，比如《老妈回家叹十声》或《老妈开嗙》（“嗙”即吹牛之意）以及由此展开的系列剧目，盖谓乡下人回家吹嘘自己在城里所见之“世面”，内容原本多有些粗鄙淫秽言词，为新文化人士所不喜。从积极参与颇具滑稽讽刺笔调的《语丝》派文风建设，到1932年9月创办《论语》杂志，林语堂才算是进一步确定并巩固了幽默小品文在中文世界的创作方向和基本面貌。
钱锺书对于《论语》杂志并不陌生，1963年的读书笔记里还摘录过林语堂主持的“《论语》一年”即最早24期里的片段。甚或还可以说，他们之间其实有一些相似的趣味，就是对并非“矫揉造作的幽默”或更接近“滑稽”的欣赏。钱锺书未必是反对“幽默”文学，只是看不惯文学家标榜的态度。
幽默所源自的英语里的humor或humour一词，更早的含义就是西方古代医学里“体液”这个概念。杨绛曾自言为翻译小说时加一个注释，把希波克拉底《古医学》（Ancient Medicine）全书读完，指的是《吉尔·布拉斯》第四卷第三章中关于津液（humeur）与医疗原理的讨论，杨绛注中先介绍了西方古代医学把人身津液分成四种的基本知识，随后指出“医药的目的只是推动和帮助这个融洽作用”，谓出自希波克拉底《古医学》第十八节，又言人物争论要点则可能出自其《格言》。她引的这两部文献，用的都是“洛布古典丛书”的原文与英译对照本。钱锺书也读过“洛布”本希波克拉底著作集，笔记中特别记录了希波克拉底关于四种体液或所谓“津液”的分类，最初见于《人之性质》一篇。古希腊医学的知识后来对于注释《堂吉诃德》也有用处，见第二部第四十八章，杨绛译注：“据西方古代医学，人体内有四种液汁：血、痰、黄胆汁、黑胆汁”云云即是。由此也算是从一个侧面可印证钱锺书对于“幽默”概念的来源也是知根知底的。
钱锺书更喜欢“滑稽”一词，并有自己的理解。《管锥编》完全不用《滑稽列传》司马贞《索隐》所言“流酒器”之说，而是着墨于各家所引邹诞的解释，谓“滑、乱也，稽、同也。……谓能乱同异也”。《汉书》颜师古注谓“滑、乱也，稽、碍也，言其变乱无留碍也”，意思也大体一致。钱锺书认为，此解属于“望文生义”，未必得当，但是很能切中事理：
夫异而不同，则区而有隔，碍而不通；淆而乱之，则界泯障除，为无町畦矣。
举擅长齐物论的庄子被目为“滑稽乱俗”和晏婴所称“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为例，都是形容消泯界障使万物齐同的观察和表达能力，也就是“即异见同，以支离归于易简，非智力高卓不能，而融会贯通之终事每发自混淆变乱之始事”，这正是中西古今好言俳谐者修辞设譬的胜场。在钱锺书看来，滑稽文学里最浅近的双关语（pun）打诨方式，都存在与哲学思辨相通之处。如云：
哲人说理，亦每作双关语，如黑格尔之“意见者，己见也”（Eine Meinung ist mein），毕熙纳（L.Büchner）及费尔巴哈之“人嗜何，即是何”（Der Mensch ist,was er isst），狡犹可喜，脍炙众口……就是取德语里的“意见”（Meinung）与“我的”（mein，此处可译作“己见”）以及“是”（ist）与“吃”（isst，此处译作“嗜”）这类异义同音的例子。
被钱锺书丢弃的“流酒器”一解，实是对于《楚辞·卜居》里“突梯滑稽”一句的解释，出自北魏崔浩之说。钱锺书读《魏书》就记此人厌恶老庄之书却嗜好服食之术，应该印象不佳。《管锥编》论《卜居》“滑稽”一词时也完全不提崔解以及洪兴祖补注里的“酒器也”云云。他认可文廷式将“突梯滑稽”视为一对双声叠韵之词的看法，但又不止于变文叠韵，而且还有“互文同意”的特点：
“突”、破也，“梯”、阶也，去级泯等犹“滑稽”之“乱碍”除障，均化异为同，所谓“谐合”也。
“滑稽”一词还有更早出处，《庄子·徐无鬼》云：“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为御，昌宇骖乘，张若、謵朋前马，昆阍、滑稽后车”，是谓“七圣”，钱锺书读郭庆藩《庄子集释》时就留意过这个段落。看起来这只是一个虚构的人名，但姜亮夫就将之与颜师古注《汉书·游侠列传》里说的“滑稽，圆转纵舍无穷之状”联系起来：“至滑稽一词，与混冥比而观之，义或相反，或相近，或相成，而又与车能相协者，则无过圜转纵捨者矣。圜转纵捨所表意象为圆熟、黠诈，与混冥实相对”（《滑稽考》）。这是主要就“技巧”之意而言，则“圆熟”难免有些贬义。钱锺书论董仲舒《士不遇赋》的“莫随世而轮转”一语时，拈出“轮转”二字，谓亦寓《楚辞·卜居》“突梯滑稽”的“随俗”之意，董赋喻为人圆滑，处世便佞，乃贬词；但也存在“以圆转形容天运、道心之周流灵活”的正面意思。
“诙谐不必为嘲讽”
由此可见，文学引人发笑的功能，既包括从俗、随俗处的黠诈、逢迎，也有深通事理从而洞悉哲学真知之处。在20世纪精神分析学家来看，“幽默”所代表擅于编造笑话令人发噱的“诙谐”（wit），还是一种成熟的心理防卫机制。钱锺书读过弗洛伊德《机智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1945年发表的《小说识小》里就把笑话集或戏曲里所造的“大穷宝殿”、“大雌宝殿”二语视为“弗罗依特《论俳谐》所谓‘代换’（substitutive formation）一原则者”。这是弗洛伊德从海涅意大利游记《卢卡浴场》第八章里一个用字得到的灵感，出于一位擅于挑鸡眼的彩票经销人之口，他想用自嘲的口气来夸耀自己受一位富有男爵的器重，说对方待他如“familionar”，即“familiär”与“Millionär”二字组成的“综合结构”。几种《卢卡浴场》的中译本里，只有章国锋译文表现出对这个特别用语的注意，译作“百万富翁一家人”并加注说明其“带有双关和讽刺的含义”。
清人提出“有意俗而词不俗者，并有词亦俗而不厌其俗，一似无伤雅道者”。中国古典文学传统里面，这种“度”的判断也很微妙。小说《围城》里，李梅亭用剧台上的低声问方鸿渐看过《文章游戏》么，里面有篇“扶小娘儿过桥”的八股文，妙得很。“扶小娘儿过桥”是清代浙东俗语，以此题作八股文，揭示其独自过桥原因，以及过桥时男女心理云云。相由心生，可知李梅亭的猥琐嘴脸。而纳入正典范围的，就不会这么恶俗。《全唐诗》里的“谐谑”门共四卷，历来论者不多，钱锺书笔记里抄录过些许内容。其中包贺的残句“雾是山巾子，船为水靸鞋”，出自《北梦琐言》卷七，已算是刻意破坏“诗意”的“奇语”：“取譬于家常切身之鄙琐事物，高远者狎言之，洪大者纤言之（the diminishing or domesticating metaphor）”。正如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云》中，阿提卡农民听闻雷声便以屁答之，以雨为宙斯自筛眼中小便；或是黑格尔《自然哲学》里“谓繁星丽天有若人肤患癣或群蝇嘬聚”。虽然有些煞风景，却不失其造语设喻的独特构思，更显生气活现。
喜剧感的文学语言往往显得比其他正经严肃的话语更为琐屑，但也就因此更具有个性，难于摹仿和评价，且“诙谐不必为嘲讽”，意义也就难以总结，却可能最接近语言智慧的本质。后世整理中国古代笑话者（参王利器《历代笑话集·前言》），更从现实讽刺或道德训诫的角度提升谐谑修辞上的文学价值。任二北《优语集》严其分野的“低级者取笑而已，无馀义；精者钩事密，兴象微，含刺深”，钱锺书则不太以为然，他看重言辞上的新警和生动之处，也会强调在揭露人性本质方面的犀利效果。本质上看，“滑稽”古义在于“能乱同异”，“变乱无留碍也”，后转而为“俳谐义”；钱锺书以为，“即异见同，以支离归于易简，非智力高卓不能”，而正如西人所说，想要融会贯通，先要长于混淆变乱——滑稽俳谐的诗文正如此运思命笔。有一种滑稽诗体，被他戏称为“权龙襄诗派”，最早见于《太平广记》卷二五八《权龙襄》（出《朝野佥载》），是武周时一位武将的发明。权将军用压缩省削的方式把意思平常的诗句变得费解，秋日述怀曰：“檐前飞七百，雪白后园强。饱食房里侧，家粪集野蜋”，意思其实是“屋檐下有鹞子飞过，价值七百文；洗了的衣衫挂在后园，干白如雪。吃饱饭就在房里侧卧；在家如厕，会造成野地里的蜣螂蜂拥云集”。这种滑稽效果，主要并不体现在实际意思上的荒唐无聊，言辞更无新警独创之处，而在于由省削不当而造成费解，这混淆就变乱了原来的日常语法规范。
大笑、狂笑、微笑的“粗浑”“精致”之分
然而庄严肃穆的圣贤乃至神明或许不会发笑，因为滑稽或是幽默看起来与之是不相容的。西方文学自4世纪的君士坦丁堡教父“金口”约翰（Jo hannes Chrysostomus）至当代意大利小说家埃科，都曾认为耶稣是从来不笑的，钱锺书引爱默生语，谓耶稣缺乏幽默的原因在于其“专认一理”；歌德在《浮士德》开篇的“天堂序剧”就让魔鬼对上帝说：“我的激昂（Pathos）定让你开怀大笑，倘若你还没把笑戒掉”。经过钱锺书的观察总结，英国国教的高层人士倒是普遍相信上帝是会发笑的，有人还写了“笑的神学”。英伦作家们在螃蟹、猴子、鹦鹉、奶牛身上找到了幽默感，甚至山魈、河马和臭鼬们的鬼样子简直就是上帝的玩笑杰作，“我们自身物种里有些成员也如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哥尔主教（Bish op Gore）不禁悲叹：“动物园会粉碎我对仁慈造物主的信念”；而人类文明中所创造的经典喜剧文学，不论阿里斯托芬还是莎士比亚，岂不也就是展现上帝给人类这个物种所开玩笑的动物园吗？
1954年，钱锺书读德国哲学家伏尔盖特（Johannes Immanuel Volkelt）三卷本巨著《美学体系》（1905），将心得写成两篇札记。其中一处，言及尽管康德、叔本华、费舍尔等哲人都认为“突然性”（das Plötzliche）是喜剧的本质，但只有放声大笑的“粗浑喜剧”（das Derbkomische）才会以此为前提；“精致喜剧”（das Feinkomische）则不然，只会引起莞尔微笑。霍布斯《利维坦》中所称“骤发的自荣”，类似鲁迅笔下“优胜记略”所形容的，就是突然看到别人的缺陷产生优越感而发笑，钱锺书以为这倒并不重要：也许粗浑喜剧里的不协调感更突出，从崇高意义倒向虚无的落差感更剧烈，鄙俗的玩笑要比精巧的诙谐产生更辛辣的对比，但两者并无本质差别。他用英语作了一个非常别致的譬喻：峭壁和门阶虽不相同，但倾斜程度是一样的，同样意味着水平面的骤然落差。钱锺书批评伏尔盖特完全混淆了诙谐感被触发、顿悟笑点时的那种突然性和放声爆笑的那种突然性，至于大笑和微笑本没有本质区别。这里引及两书，一是英国心理学家詹姆斯·萨利（James Sully）所著《笑的研究》（1902），该书第二章从语言心理学维度，论证人们本来就把大笑与微笑当成是同一行为；一是美国文学评论家马克斯·伊斯曼（Max Eastman）所著《诙谐感》（1921），其注释中列述达尔文、弗洛伊德及其他一众不同领域的学者，都认为大笑、狂笑、微笑都是天生的，并无分别，只有“何时不该笑”是后天学习到的。如此种种，因此伏尔盖特只看到社交沙龙的端庄矜持和吸烟室的喧闹放纵这种肤表之别，有些人偏好微笑而克制大笑（斯威夫特、蒲伯等），有些人不屑于浅量的莞尔而只想要纵情大笑（威廉·布莱克），举止的迥异无非缘于社会地位，并非对诙谐滑稽的感知上有什么分别。斯威夫特终身不笑，笔下却全是粗鄙的戏谑格调。
此番辨析，不仅厘清了美学理论中的概念混淆，更戳穿了当时文坛在幽默划分雅俗高低方面的矫饰。世人谈及幽默，往往先为其赋予阶层属性：似乎文人雅量的含蓄微笑才配称“幽默”，市井街巷里的开怀大笑则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插科打诨。然而在钱锺书看来，笑的本质本就具有同源性，触发笑点的核心均为不协调感所带来的落差，笑得奔放抑或内敛，不过是社交规范所塑造的差异，与幽默本身的品质并无关联。另一处，钱锺书想起让·保尔说“崇高的死敌乃是滑稽”，他发挥说这就是朗吉努斯书中论“浮夸”时所谓追求“崇高”而往往适得其反，如拿破仑所言，“崇高与滑稽之间仅一步之遥”。皆不啻为提倡幽默的林语堂而发。
（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