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客浪漫消亡史——评计文君《地图有事通知我》
“信息就是力量。然而,如同所有力量一样,总有人试图将其据为己有。”在《游击队开放访问宣言》的开篇,亚伦·斯沃茨(Aaron Swartz)如是说。亚伦·斯沃茨憧憬一个知识自由分享的世界,反对出版垄断和知识付费。为了打破学术资源的封闭,他从JSTOR数据库大量下载论文,试图免费共享,却也因此遭到逮捕和重罪指控。在联邦检察官的穷追猛打下,亚伦年仅26岁便自杀身亡。他被视为数字时代的“罗宾汉”,他的一生,是理想主义的悲情注脚。在计文君全新长篇小说《地图有事通知我》中,主人公“地图”唯一的人类偶像,正是这位开放获取运动先驱。他追随着偶像的步伐,在浑然不觉中与亚伦的精神、命运悄然交融。小说便是围绕着“地图”的离奇死亡展开:伴随着“地图”之死,诸多纠葛不清的利益链条浮出水面。
“地图”出生于“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流行的八十年代,自幼便受家庭影响对电子信息技术有浓厚兴趣。在这样一个拮据的家庭,十二岁的“地图”却拥有了人生第一台拨号上网的电脑。他遨游在互联网的世界之中,在论坛上和人争论“冯·诺伊曼结构”与“哈佛结构”的优劣,沉迷漫威、DC的超级英雄和名侦探柯南。这些看似散落的兴趣,最终熔铸为他独特的精神底色,使他逐渐成为“一个可以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落实为人生行动的数字使徒”。他的成长经历与人生遭际,让他成长为截然不同的“80后”。在学者王洪喆看来,“80后”及其成长的“90年代”存在着两种相异的话语网络。一边是为人熟知的、继承文学资本的“文学建制派”,另一边则是由工人/工科家庭子弟组成的“技术浪漫派”。这一充满情感倾向的分类,打开了“80后”的多重代际空间。计文君笔下的“地图”几乎符合“技术浪漫派”的全部特质:较早地接触到无线电、多学科读物与计算机,彼此间依靠游戏杂志结成发烧友社群。游戏在“地图”的人生中不可或缺,这并非虚无的“游戏人间”,相反,他以充满人文气息的技术浪漫主义看待这个世界。在他看来,这场人间游戏设定庞大,意义充足。对于真正的游戏爱好者而言,重要的不是如何取胜,而是游戏的过程。
因此,“地图”那短短35年的生命,始终不停地自我燃烧着。他的理想是什么?他想在这场游戏中获得什么?作为玩家,作为主角,他自然也和万千故事里的超级英雄一样,想要改变游戏规则。在控制论看来,宇宙始终趋向于熵增,也就是逐步走向混乱,而局部系统却可以通过建立反馈机制来对抗熵增,稳定秩序。“地图”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控制论革命者”,始终用一种控制论思维看待身边的大事小情。在大事上,他与一众朋友创建了极客社区,并计划建立一个全开源的AI算法平台来造福人类。他们的项目“光之纪”被海中集团看中,成为集团下一个重点培养的潜力股,“地图”的“光之军团”走下梁山,成为正规军。在小情上,他为了能够弄懂爸爸的病,“手搓”出一个能聚合各类医学知识的人工智能,让AI解释父亲的疗程,利用算法寻找最合适的医生。读到这里,这似乎仅仅是一个草根技术精英实现阶层跃升的成功学案例。但作者的野心不止于此,更加厚重的历史横亘在线性进步的幻想之路上。
计文君将“地图”之死的蛛丝马迹隐藏在海中集团的庞大商业版图之中。不过,这并不是一个极客与资本之间俗套的对抗故事。海中集团不是荒坂公司那样一手遮天的军工复合体,它走在大型地产集团向科技新贵转型的过渡期。诚然,海中被塑造为一个商业帝国,但它呈现在叙事中的面貌却不仅限于险恶的职场与商战。小说行至中部,叙述视角陡然一转,另一条叙事主线由海中董事长韦亦非的儿子韦之杭展开。在韦之杭的自陈中,起于河南中天的韦氏家族逐渐取代了海中集团冰冷的企业形象,极具古典气质的家庭史叙事冲淡了小说的悬疑色彩与紧张感。可以说,中部韦之杭的回忆是一部抒情自叙传。在先天罹患“超忆症”的韦之杭眼中,这个盘根错节的大家族呈现出温情脉脉的肌理。韦之杭回忆中的韦家是一个贾府式的庞大亲缘网络,它以韦家的“东苑”为中心,不断向外辐射。无论是近亲还是远邻,每个人的利益与情感都和家族的荣辱兴衰紧绑在一起。作者本人做过不少红学研究,其作品也自然与《红楼梦》形成互文、展开对话。对韦家家庭关系的描绘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显然也是作者驾轻就熟的领域。
与上下部相比,中部的人物密度骤然增多,跨越的时段亦大开大合,从民国九年直抵当下。曾祖父韦启德、曾祖母陈素花作为家族的精神支柱,抚养韦之杭长大,在家族中拥有不容置疑的话语权;爷爷韦复新与奶奶秋佳蕙历经动荡岁月,早早离开人世;父亲韦亦非与母亲宋爱红共同执掌海中集团,彼此牵制较量。此外,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兄弟姐妹、爱人朋友,如同大树的枝杈,纷纷携着自己的故事,共同谱就了韦家的历史。正如旁人所叹:“真有人住在大观园里呀!”而住在人心暗涌的大观园中而不自知的,就只有那个像贾宝玉一样“痴傻”的韦之杭了。
韦之杭的回忆录不禁让人想起查理·高登撰写的《进步报告》。在《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里,查理·高登从智力低下变为智商超群,源于一场智力增强的脑部实验。小白鼠阿尔吉侬则是查理的平行实验体,也是他命运的镜像。对韦之杭而言,“超忆症”所导致的情感过载、感官过敏、社交恐惧与自闭疏离,同样让他被看作一个不正常的孩子。然而,韦之杭没能生活在科幻小说里,因此他的跋涉也变得更加艰难。他不得不努力理解纷繁复杂的情绪图谱,尽力分辨人类那朦胧抽象的情感表现。当然他也有过人之处,他过目不忘,博学多识。他对人际关系的记叙像是一部主观性极强的田野调查,而正是这种极度个人化的视角,也让读者意识到这个多代同堂家族的复杂。
那韦之杭的阿尔吉侬是谁呢?是“地图”送给韦之杭的AI“星图”。尽管韦之杭大段大段倾诉着家事,家外的世界却不由分说地闯入。心理医生甘田能够帮他逐渐控制住自己情绪的崩溃,这终究是一种内化的训练,只能“控制你自己”而无法“认识你自己”。其实,尚未成熟的韦之杭就像一台正在接受数据投喂训练的AI,记忆永不遗忘、算力碾压常人,但遇到复杂的现实问题就会“过载”。“星图”的存在帮助韦之杭锚定自我,处理繁复的现实:在“星图”吸收了韦之杭书写的笔记后,家族历史以条目大纲的形式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它剔除了一切和情感相关的部分,只保留最直白易懂的人物关系。“星图”的直截了当使它成为韦之杭绝佳的交流伙伴,它就像一个过滤器,为韦之杭隔绝令他过载的情绪噪声。同时,“星图”也让韦之杭与“地图”之间建立了友谊,他们开始为同一个未来而努力。韦之杭的先天缺陷与“地图”的理想主义情结使他们共享一种理性和偏执,也暴露出了同一种天真:他们难以应对职场中的利益纠葛,也无法预见集团即将到来的大洗牌,最终都在这场斗争中付出了代价。
在这种带有《红楼梦》气韵的家族叙事里,AI的介入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内在张力。传统家族小说里,以吴荪甫为代表的豪门大族,多扎根实业、深陷商战博弈,命运起落都捆绑在实体经济与人际权争之中;书中的海中集团同样循这一脉络,从能源、地产等传统实业起家,在技术迭代、产业转型的十字路口犹疑徘徊,本可以归入《子夜》式现代实业家族的书写范式。而AI的嵌入,让豪门兴衰进退的老命题和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伦理、资本重构、精神异化等新议题交织碰撞,既延续了经典家族小说的底色,又跳出了传统叙事框架,生出独属于当下时代的思辨维度。计文君对科技的观察并非一种都市文学式的装点,而是一种娴熟的叙事语法,这使得宗族世家与科技新贵这两种身份达成了和谐。
“星图”还预示着文学叙事本身的崩解。就像如今我们习惯于将小说、论文投喂给AI一样,AI在给出清晰答案的同时,也隐没了文本中蕴含的情韵。叙事线索犬牙交错的家族叙事在AI面前显得笨拙,可以被轻而易举地还原为线性的历史,而文学叙事最引以为傲的复杂性,也在这一刻被消解。这展示了技术的恐怖力量,也足以引起人们的警醒。技术与每个人都互为镜鉴,关键在于,什么样的人真正掌握技术。在这场AI引发的技术浪潮中,“地图”从中看到了理想的未来,韦之杭从中看到了分明的自我,韦亦非则看到了潜在的商机。最终,未来与自我都没有获胜。
控制论专家诺伯特·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中说道:“在一个非常真实的意义上,我们都是这个在劫难逃的星球上的失事船只中的旅客。但即使是在失事船只上面,人的尊严和价值并非必然地消失,我们也一定要尽量地使之发扬光大。”当“地图”倒在虚拟现实设备“黑暗乘骑”之下时,他仍然是快乐的。尽管他因连日的工作而精疲力尽,却依然沉迷在游戏所带来的自由的眩晕中。不幸的是,他死后的世界也没有迎来他所期待的秩序,他的“极客本色”还是败给了现实。“地图”代表着冯骥(游戏科学创始人)那一批“技术浪漫派”的另一种结局,或许也是更多数的结局。他没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天命”,却也充分燃烧了自我,最终倒在了尴尬的35岁,被现实所“优化”。他的死并非通关失败,只是意味着,属于地图那一代人的罗曼蒂克,如梦幻泡影般消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