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忆志摩》—— 温岑茨·洪涛生眼中的徐志摩
徐志摩与德国文学的关系，其关注度一直不高。其实，早在1932年1月25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就发表了一篇德国汉学家洪涛生写徐志摩的文章，题目是《徐志摩与德国之表现派》，该文作者没有署名（当时编辑是吴宓，后考证该文即是吴宓所为）。
我按照这篇文中“去年十二月六日（徐志摩君追悼会）之日，洪君曾以德文撰纪念徐志摩文，刊登天津《德华日报》”这句话的线索，委托南开大学黄相辅先生查找，他历经艰辛终于找到了1931年12月6日的《德华日报》。这日的《德华日报》第九版上印着Tse‑mo.Zu seinem Gedächtnis（意为：志摩-谨以此文悼念他，通译为：忆志摩），下署Von Professor Vincenz Hundhausen（作者：温岑茨·洪涛生教授）。温岑茨·洪涛生（陈铨在《中德文学研究》译为“洪德生”）教授当时在北京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系德文组任教。
洪涛生（Vincenz Hundhausen，1878—1955），德国汉学家与诗人。1878年，他出生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布勒雯布罗瓦赫市。1923年，他以律师身份来到中国后，转而从教治文，一边在北京大学德文系教授德国语言与文学类课程，一边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戏曲的译介。除了德文文学概论等科目课程外，他还用英文教授德国文学史、德国诗律学、古代日耳曼之方言及中古高原德意志语等课程。可以看出洪涛生的英语水平也是很高的。
在中国工作与生活了30年，他在北京和莱比锡成立“北京出版社”，这成为他的汉学译著的出版阵地。他翻译并出版了《中国诗选》《陶渊明诗选》《庄子的智慧》《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等德文译本。洪涛生的汉学功底不一定很深厚，但他是一个天生的诗人。他往往先让他的中国学生把中文译成德文，他再根据这译文写成诗。所以，他的译文同原文多少都有出入，但他写成的诗却是完整的文艺作品。读过他的译诗的德国人没有一个不赞美他的美丽的词句与和谐的音韵。人们不觉得这是翻译。这是他的译文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根据季羡林的说法，我们可以把洪涛生看作为“诗人翻译家”。
徐志摩1924年至1927年曾在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后因与陆小曼结婚南迁上海生活，离开北京大学。1931年2月，徐志摩应胡适邀请再次到北京大学文学院任英文系教授，这时，他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了，到北京大学后的徐志摩风头更健，深受学生喜爱，多次受邀出席学术会议并进行演讲。
洪涛生与徐志摩同是诗人，又同是北京大学文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教授，活跃的徐志摩很难不引起洪涛生的关注。但是，截至目前，还没有关于他们生前交往的信息和资料。而我们从洪涛生在《德华日报》刊发的《忆志摩》一文内容可以知道，洪涛生不仅仅读过徐志摩的诗，还对徐志摩的诗歌成就有着极高的评价。洪涛生写道：
当我们通览这位早逝诗人徐志摩的全部作品，便会确信：他不仅亲身实践、开辟道路，指明了可以抵达的目标，自身也实现了诸多理想。
从徐志摩的诗作之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西方现代表现主义式的诗人，把他比作德国早期浪漫派诗人，反倒更为贴切。
1931年11月19日，年仅34岁的徐志摩在南京飞往北京的途中遭遇空难骤然离世。消息传来，国内文坛震动，胡适、陶孟和、郑振铎、凌叔华、林徽因、余上沅、吴宓、陈梦家等师友写下大量回忆与评说文字。洪涛生于同年12月6日天津德文报刊刊发了这篇《忆志摩》，这是为数不多的最早由欧洲学者站在跨越文化立场完成的悼祭评论。
《忆志摩》最突出的贡献，是较早完成对徐志摩诗学定位的跨文化辨析。当时西方读者很容易把徐志摩直接等同于表现主义诗人，洪涛生明确对此作出纠正：“徐志摩的精神气质更近德国早期浪漫派，而非现代表现主义。”这一判断，精准抓住徐志摩诗歌内核。多年欧美游学，让徐志摩大量吸纳英德浪漫主义的精神资源，注重主观情感抒发、灵性想象飞扬，但他并不具备表现主义那种激烈破碎、反抗一切的呐喊特质。洪涛生看到，徐志摩革新旧诗，不是简单照搬西方流派，而是立足中国本土的文化重建。
文中提出一个极具前瞻性的文化命题：外来文化只能作为本民族文化生长的养料，外来思想不能取代本土文化主体。洪涛生提到，中国人接触西方文明，应当与之对话，把外来成果化为养料滋养自身文化，而不是被外来文化同化；民族文化要么生长出属于自己的高度，否则便会自我消解。在他看来，徐志摩正是这一文化理想的实践者。在诗坛，徐志摩是新一代青年的精神偶像。他大胆吸纳西方诗歌的技法，却始终扎根中国的精神土壤，这种追求不是背叛传统，恰恰是相信传统拥有兼容外来文明的生命力。这样的论述，即便放到今天，依旧具有启迪意义。世界各国文化、文明发展的过程，确实是一个相互借鉴、互相影响、相互成长的过程。
《忆志摩》具备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文章记录了北京大学为徐志摩举办追思会的史实，呈现了上世纪30年代在华外籍知识分子对于徐志摩的认知。洪涛生感慨，这位34岁的诗人站上大学讲台，本可以把自己融合中西的诗歌经验传递给青年学子，生命却骤然落幕。同时，洪涛生将《雪花的快乐》完整译为德文，这是该诗较早的德语译本。这首诗正是浪漫诗情的结晶，寄托诗人对理想美的向往。译者认为，即便经过翻译，依旧能够感受到原作打破旧形式、开拓新诗道路的艺术魄力。这篇《忆志摩》，为考察民国时期中德文学交流留存下第一手实物证据。
《忆志摩》搭建起徐志摩通往德语世界的早期传播桥梁。在1930年代，中国新诗向西欧的译介整体数量有限，徐志摩虽在国内声名显赫，但德语读者对其十分陌生。天津这份德文报纸，其受众包含在华德国侨民、外交官、学者。洪涛生以教授身份撰文，第一次向德语知识界介绍徐志摩的新诗实绩与文化意义，并且附上完整译诗。奠定了德语世界对徐志摩的最初印象：一位植根本土、借鉴西方的浪漫主义现代诗人。
遗憾的是，洪涛生这篇《忆志摩》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我想，这可能与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的德文学系主任杨丙辰写的文章有关。杨丙辰这篇文章刊发于1932年1月11日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作者针对当时北京文坛对徐志摩一边倒的追悼与神化评价，提出批判性反思，他说：“我们试看所称为世界最伟大的诗人席勒、歌德、莎士比亚、莫里哀、但丁等，哪一个不是有极度悲壮充实的人生？哪一个不是由千辛万苦中极力挣扎，极力向上，而又多么虚心地受了多少人们的正当指正，才能得以达到他们那伟大的成就，伟大的人格呢？”在他的研究谱系里，“徐志摩是仅有大诗人底浮光，而无大诗人底实质的”。这个观点在当时就招致方玮德等人的质问。据吴宓在1936年写的《徐志摩与雪莱》（载1936年3月1日《宇宙风》）一文回忆说：“有一位韩文佑君，是清华我班上的学生，其人多情多感，看见杨君那篇文章之后，立即跑到我的房中，泪落声嘶的，责问我何忍心登出杨君之文。我赶忙安慰他，并请他快快去写一篇为志摩辩护的文章来。韩君的文章，还有二三位的文章，大都是赞美志摩的，在以下数期的文副中接连登出了。”这样才算平息了“摩丝”心中的怒火。有了这场风波，洪涛生也许出于对上司的尊重，也不愿意提起自己写的关于徐志摩的文章，这篇《忆志摩》也就被湮没了。
洪涛生《忆志摩》的重新发掘与研读，可以补充我们的研究视角，了解外国人眼中徐志摩对于文学的贡献，同时也提醒研究者，民国时期的在华外籍报刊，留存大量被忽略的现代文学史料，值得进一步打捞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