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进入21世纪，墨西哥当代文学展现出强烈的革新气象：新的作家不断涌现，新的地域经验和社会议题进入文学视野，新的叙事方式也在挑战既有的文学规范。中生代作家笔耕不辍，持续深化对社会现实与时代创伤的理性剖析；新生代作家主动拥抱亚类型写作，将视角延伸至城市亚文化、科幻、黑色文学、心理惊悚与网络文学等前沿领域。本文将从自我虚构的写作方式、女性书写的强势崛起以及北方叙事的地域意识三个角度，梳理和评析墨西哥当代文学的新变。

自我虚构——个人记忆、集体历史与他者的声音

自我虚构（autoficción）是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杜布洛夫斯基在1977年提出的概念。经过多次思考和修订，他在2011年将其定义为“一种以完全自传性内容为题材、以完全虚构为写作方式的叙事作品”。这是一种介于自传和小说、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自我书写，是关乎“文学与我”“我的文学”和“文学自我”的后现代写作策略。由此，自传文学向“自我虚构”小说让渡，它不仅仅是法国的流行创作方式，也深深影响了墨西哥当代文学。

贡萨洛·塞洛里奥

《三个美丽的古巴女人》《金属与矿渣》《叛教者》书影

2025年塞万提斯文学奖获得者贡萨洛·塞洛里奥（Gonzalo Celorio, 1948- ）在采访中明确表示，虽然他不太喜欢这个术语，但他的叙事作品确实都是“自我虚构”。他指出，在文学“爆炸”之后，拉美文学创作逐渐从高度发挥想象力转向更加关注历史。塞洛里奥通过家族记忆与个人经历，将自传性经验转化为文学叙事，重构记忆与现实，反思文化身份与拉美历史。他最具代表性的自传性创作是家族叙事三部曲：《三个美丽的古巴女人》（Tres lindas cubanas, 2006）、《金属与矿渣》（El metal y la escoria, 2014）和《叛教者》（Los apóstatas, 2020）。

《三个美丽的古巴女人》以塞洛里奥的母系家族为中心，讲述了作家的母亲及其两位姊妹的人生经历。作家的母亲维吉尼娅在姐妹中排行第二，生于古巴，与作家的父亲结婚后定居墨西哥。她的生活经历连接着古巴的家族根源与墨西哥的家庭生活，是家族历史的承载者，也是作者童年记忆的重要来源。两位姨母，一位支持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选择留在古巴，直到生命尽头仍坚信革命制度的正当性；另一位则反对革命，最终流亡美国。作家并未将三姊妹简单地塑造成正面或负面人物，而是通过她们的多重声音，呈现出古巴革命所引发的复杂情感与政治选择，揭示了革命如何深刻改变家庭关系和个人命运。小说的奇数章节书写这段家族故事，偶数章节则记录了作家1974年前往古巴的旅行经历，作家充分承担起叙事主人公的角色，将家族叙事、旅行纪实、政治反思与文化致敬融为一体。多重叙事相互交织，不仅展现了20世纪古巴的历史变迁，更将家族记忆转化为自我认识的媒介，重新审视了作家年轻时对古巴革命的信仰及其思想演变。

《金属与矿渣》讲述了作家的祖父及其兄弟从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的古老村落移民至墨西哥后，从发迹走向衰败的全过程：从充斥着移民英雄主义与物质繁荣的“金属时代”，跌入财富被挥霍、道德滑坡、身心颓败的“矿渣时期”。小说的线索人物依然是作家本人，他通过整理父亲留下的旧打字机、翻阅家族信件与档案，并亲赴阿斯图里亚斯寻根，在废墟与断壁残垣中拼凑出家族的历史。

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叛教者》则围绕塞洛里奥几位兄长的人生轨迹展开，探讨了在20世纪中后期的宗教与政治风暴中，个体如何陷入理想主义的狂热，又如何走向宗教与政治上的叛离。叙事者“我”以亲历者、见证者和幸存者的身份，穿梭于兄长们留下的日记、书信、政论文本及遗物之间，展现了兄长们乃至整个拉美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

塞洛里奥以真实的个人经历和家族历史为起点，借助日记、档案等各种文献与记忆重构历史，并对无法考证的部分采取补充性虚构的手法，最终构建出一个反映社会与历史现象、真实与虚构交织的小说世界。作者以叙事者的身份穿梭其中，在讲述他人故事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并反思自我，最终找到了自身的文化身份归属。

奥梅罗·阿里迪斯及《兵是棋局的灵魂》

墨西哥诗人、小说家奥梅罗·阿里迪斯（Homero Aridjis, 1940-）明确将他2021年的小说《兵是棋局的灵魂》（Los peones son el alma del juego） 定为自我虚构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位怀抱诗歌梦想的年轻人阿莱克斯从米却肯州来到墨西哥城，逐渐进入20世纪50至60年代墨西哥文化圈的经历。主人公阿莱克斯的成长经历与作家本人的生命轨迹相互交叠，个人记忆、文学想象与墨西哥20世纪中期的文化历史共同构成叙事空间。阿里迪斯指出，作者既可以成为虚构的一部分，虚构也可以成为作者的一部分，由此，作家借助虚构激活记忆，让自我虚构不仅成为作家重构个人生命经验的方式，也成为重新书写文化历史、反思记忆与真实关系的文学实践。

如果说，以塞洛里奥、阿里迪斯为代表的“学者型作家”或“经典化作家”借用自我虚构的叙事方式，侧重于探索“自我”如何通过记忆重构过去、反思官方历史；那么年轻一些的克里斯蒂娜·里维拉·加尔萨则进一步追问“自我”如何在历史、档案与社会权力关系中被建构；而生于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新一代作家（如瓦莱里娅·路易塞利）赋予自我虚构这一文体更为鲜明的政治意涵，通过碎片化的个人记忆、非线性的叙事结构以及对档案和历史权威性的质疑，挑战既有历史叙事秩序，重新发掘被遮蔽、被压抑、被遗忘、被排斥或其它无法进入公共档案的历史声音和个人经验。

克里斯蒂娜·里维拉·加尔萨

克里斯蒂娜·里维拉·加尔萨（Cristina Rivera Garza, 1964- ） 兼具小说家、诗人、历史学者与文学评论家的多重身份，将自我虚构、档案研究与政治伦理深入融入文学创作，长期关注女性经验、身体、精神疾病、社会暴力、历史记忆以及文学语言的边界。

在2020年出版的《棉花自传》（Autobiografía del algodón） 中，里维拉·加尔萨结合家庭史、区域经济史与微观史学，讲述了20世纪上半叶墨美边境地区棉花种植兴衰的背景下，作者祖父辈作为棉花劳工在边境地带的迁徙、劳作、遭遇驱逐与重新定居的生存故事。在这本书中，叙述者“我”（即作者自身）并不是叙述的主角，“自我虚构”中的“自我”要素只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通道，作为劳工的祖辈乃至棉花这一物质构成“集体自我”，因此这部家族的迁徙史并不仅仅是作者对自我记忆和历史的反思，而是墨西哥北部边境历史、棉花生态史、劳工社会史的一部分。里维拉·加尔萨对“自我虚构”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刻的革新与重塑，“自我”成为倾听者、探访者与档案记录者，自我的个体生命体验被放置在集体历史的脉络中，在历史档案、实地勘探笔记和口述史中解构“自我”，并让他者发声，不断构建“集体自我”，因此她打破了传统自我虚构常局限于“作者内省/私人记忆”的范式，走向了一种“公共自我虚构（autoficción pública）”或“去中心化的叙事”。

瓦莱里娅·路易塞利及《失踪孩子档案》中译本

瓦莱里娅·路易塞利 (Valeria Luiselli,1983-) 因跨语际写作成为当代墨西哥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家之一。2019年出版的《失踪孩子档案》（Lost Children Archive）是她将“自我虚构”与政治介入、记忆档案融合的代表作。小说讲述了一对声音艺术家夫妇带着各自前段婚姻中的儿女，从纽约出发驾车前往美墨边境的跨国公路之旅。书中的叙述者“母亲”想记录美墨边境遭遇人道主义危机的“无人陪伴移民儿童”的状况。在旅程后半段，母亲在边境协助一位危地马拉母亲寻找失踪的两个女儿；与此同时，她自己的两个孩子也意外走失。“边境失踪的移民儿童”与“旅行途中走失的自家孩子”在叙事空间中镜像重叠，小说从前半部分母亲视角的冷峻观察与档案拼贴过渡到后半部分儿子视角的意识流长句与童话式冒险，抽象的政治危机转化为切身的人类情感阵痛。这部小说直接源于作者自身的现实经历：2014年美墨边境爆发无陪伴儿童移民危机期间，她曾担任纽约联邦移民法庭的志愿翻译，也曾将这段经历写成非虚构纪实长文《告诉事情的结局》（Tell Me How It Ends: An Essay in 40 Questions）。在创作《失踪孩子档案》时，路易塞利知道，如果直接用非虚构形式记录这些儿童的惨剧，很容易沦为某种“贫困展示”或政治说教；因此，她引入了“自我虚构”这一创作手法，创造了一个与自己身份极度相似（同样是居住在纽约的墨西哥籍女性、学者/艺术家、身处美墨边境）的叙述者，用“虚构的叙述者”作为中介，去触碰难以被直接表述的政治真实，使自我书写成为理解他者经验的入口。此外，小说中叙述者家庭成员的互动、婚姻的危机甚至车内的琐碎对话，都带有路易塞利自身生活经验的强烈印记。

由此可见，自我虚构小说在墨西哥影响了几代作家，“自我”的所指也从寻找、展示和反思自我转向构建“集体自我”和“虚构自我”，实现了从私人记忆向公共历史、从主体身份向叙事伦理拓展，是墨西哥当代文学去中心化写作的重要体现。

女性书写——身体、母职与边缘群体

墨西哥文坛从来不乏杰出的女性作家，从殖民时期的索尔·胡安娜到20世纪的罗萨里奥·卡斯特利亚诺斯（Rosario Castellanos,1925-1974）、埃莱娜·加罗（Elena Garro,1916-1998）、埃莱娜·波尼亚托夫斯卡（Elena Poniatowska，1932-）、玛戈·格兰茨（Margo Glantz, 1930-），一代代女性作家不断突破社会性别规范的束缚，挑战男性主导的文学秩序，在创作实践中争取并拓展女性的表达空间与话语权，使女性从长期被观看、被定义、被规训的客体，逐渐转变为能够讲述自身经验、反思社会秩序、重新阐释历史的叙述主体。

进入21世纪，女性作家在当代拉美文学场域中的影响力日益凸显，在文学创作、出版市场、文学批评与国际传播等领域展现出蓬勃活力。许多媒体和文学批评把这一现象称为“新拉美文学爆炸（Nuevo boom latinoamericano）”或“女性文学爆炸（Boom femenino）”。尽管这样的命名受到许多作家和批评家的质疑和否认，但女性作家的崛起已成为当代拉美文学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墨西哥女性作家正是这一文学浪潮的重要参与者，她们以多元的创作实践回应当代社会的现实困境，并不断探索如何将女性身体、性别暴力、家庭记忆和边缘身份纳入文学表达。

瓜达卢佩·内特尔及《独生女儿》中译本

瓜达卢佩·内特尔（Guadalupe Nettel, 1973- ）是当代墨西哥女性文学的重要代表，已发表多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随笔。在《我生来的身体》（El cuerpo en que nací，2011）中，作家以第一人称叙事，讲述了一名患有先天性眼疾的女孩在1970至1980年代先后在墨西哥与法国的成长历程。小说开篇，主人公躺在心理分析师的诊察椅上，以一种极其节制、冷静甚至微带讽刺的语气倾诉自己的童年与青春期：小时候，因为身体缺陷不断接受矫正治疗，长期戴着眼罩让她在学校被排挤与霸凌；父母崇拜嬉皮文化、开放婚姻、自由恋爱，积极投身进步主义的运动，最终导致家庭破裂、亲情冷淡；在法国作为外来族裔的“异乡人”身份让她身处社会边缘，第二次发育和性启蒙让她青春期觉醒。单眼的视力缺陷让她以一种角度倾斜、偏离正中的方式去观察周围的人与事，以“斜视”视角看穿了成人世界的伪善、身体的脆弱、社会的冷漠以及社会规训对女性身体的暴力。

在《独生女儿》（La hija única, 2020）中，作家通过三位女性的生育选择和母职经验，探讨了女性主体性、生育自主权、母性恐惧、照护伦理这些与母职相关的话题。小说的故事由第一人称的劳拉讲述，她坚定地选择了无孩生活，甚至在年轻时主动接受了输卵管结扎手术；她的密友阿莉娜在孕晚期发现胎儿患有无脑畸形，经历痛苦的哀悼期后，胎儿却奇迹般活下来，但对极度脆弱、残障的小生命漫长而沉重的护理让新手母亲恐惧无措；而劳拉的邻居是一位单身母亲，抚养着一个患有严重行为障碍的男孩，看着邻居因育儿身心疲惫、精神几近崩溃，原本坚决不愿当母亲的劳拉，也主动帮助照顾。在这本书里，内特尔打破了传统拉美文学中将“母性”单一化、理想化或牺牲化的神话，呈现了三种不一样的母职现象：拒绝生育的自由、悲剧中的母职以及非血缘的社群母职。

内特尔的女性书写并不依赖直接的政治宣言，而是从身体、家庭与日常生活的内部展开对社会规范的批判。她聚焦于身体的缺陷、病理、异化与畸变，解构神圣母职的神话，细致描绘社会边缘人物及其生命经验，重新审视正常与异常、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费尔南达·梅尔乔及《飓风时节》中译本

费尔南达·梅尔乔 (Fernanda Melchor, 1982-) 出生在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是当代拉丁美洲文坛最具震撼力的作家之一。她的写作直面墨西哥社会的暴力现实，聚焦贫困女性、底层男性和边缘青年等被主流叙事忽略的普通人。凭借扎实的新闻纪实功底，梅尔乔如解剖般层层剥开毒品走私、阶级断层、家族伦理溃败、性别压迫及地方权力勾结的共生网络。在写作风格上，她直接引入韦拉克鲁斯地区的俚语、街头黑话与粗口，以高密度、极具压迫感的超长句流和多声部声浪，构建出如飓风般的阅读冲击力。

其代表作《飓风时节》(Temporada de huracanes, 2017) 获得2019年德国柏林国际文学奖和安娜·西格斯文学奖，入围2020年国际布克奖决选。这本虚构小说源自于作家梅尔乔读到一份犯罪报告，报告上说韦拉克鲁斯州的一个小镇上的运河中发现了一名女尸，凶手声称，他杀害这名女子是因为她试图对他施巫术。记者出身的梅尔乔原本打算调查此案，并将其写成与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一样的讲述真实犯罪的非虚构小说，但由于深入毒品走私集团猖獗的地区存在危险，她最终决定以虚构的形式来呈现。小说以虚构村庄拉马托萨为背景，围绕村里女巫被杀案，逐渐揭示谋杀背后的社会现实。小说中的暴力并非孤立的恶行，而是由极端贫困、父权制、性别歧视、毒品经济、家庭虐待、社会排斥和地方权力腐败与缺席共同造成的。

2021年又一力作《天堂》(Páradais) 把镜头对准一个张力更强烈的社会空间：高档封闭式社区及其周边的贫民窟。小说的主人公波洛是居住在贫民窟的16岁少年，辍学后在“天堂”高档住宅区担任园丁，他饱受主管和家人的贬低，渴望逃离压抑的家庭和母亲的控制，渴望挣快钱，甚至幻想加入贩毒集团。另一位主人公安德拉德是住高档住宅区的富家子弟，被父母忽视，极度孤独，沉溺于色情幻想，痴迷于一位已婚女性邻居。两个看似处于社会两端的少年，因为各自的欲望和对现实的绝望而走到一起，最终策划了一场入室盗窃和侵犯，走向无法挽回的血腥悲剧。

在当代墨西哥女性写作图景中，还有诸如布伦达·纳瓦罗 (Brenda Navarro, 1982-)、维罗妮卡·赫贝尔·比塞奇 (Verónica Gerber Bicecci,1981-) 达妮埃拉·塔拉索纳 (Daniela Tarazona,1975-)等创作特色鲜明的作家，她们既向内发掘自我意识与身体深渊，又向外撕开社会与政治历史的创伤，形成了全新的文学表达。

北方叙事——边境、毒品与暴力

“北方叙事”(narrativa del norte)是20世纪末以来当代墨西哥文学中最具活力和扩张力的文学现象之一。长期以来，墨西哥文学主流话语由以墨西哥城为中心的中央高原地区统治，北方常被边缘化为“文化荒漠”或美墨边境的附庸。随着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带来的全球化冲击、边境加工厂扩张以及有组织犯罪的猖獗，一批生长于北方各州（如索诺拉、奇瓦瓦、下加利福尼亚、新莱昂等）的作家群体迅速崛起。他们在地理、社会、语言和文化层面重新定义了“边境”和“北方身份”，不再把北方仅仅看作是通往美国的中转过渡站，不再用“离散、奇卡移民文学”的传统视角来创作，而是把北方视为具有自身内部张力、独特历史记忆与生存法则的具体空间。

尤里·埃雷拉(Yuri Herrera, 1970-) 在2003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王国的工作》(Trabajos del reino) 被广泛认为是墨西哥“北方叙事”与毒品犯罪题材小说美学转型期的分水岭式作品。小说讲述了一名在北方城市酒馆中靠唱歌谋生的流浪歌手的命运起伏。一次偶然，他得到了当地权势滔天的毒枭“国王”的赏识，由此被带入“国王”的王国——一座封闭而奢华的宫廷城堡，他的“工作”就是作为宫廷“艺术家”，用歌词为“国王”及其犯罪帝国立传。然而，随着宫廷内部权力的失衡、敌对势力的入侵和背叛的蔓延，“艺术家”逐渐发现，自己创作的歌曲不仅仅是在记录事件，更是在传播权力的神话，并影响人们对现实的认识，于是他不得不反思：他究竟是权力的附庸，还是能够拥有独立声音的创作者？

在《王国的工作》问世之前，墨西哥的毒品犯罪题材小说往往偏向新闻纪实、写实主义或感官刺激式的暴力描写，但埃雷拉摒弃了传统犯罪小说的写法，把贩毒集团塑造成一个具有王权结构的“王国”，以中世纪宫廷寓言的形式来探讨权力、忠诚、暴力、阶层、艺术自主性、艺术沦丧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

这本书与随后的两部作品：《世界末日前的征兆》(Señales que precederán al fin del mundo, 2009) 和《身体的迁徙》(La transmigración de los cuerpos, 2013)共同构成了其著名的“边境-政治三部曲”，后两部作品探讨移民迁徙如何改变身份，暴力如何剥夺身体的社会归属。埃雷拉的作品表明，北方叙事不仅是对地域现实的文学再现，更是对现代社会中身份、权力与生存条件的深刻反思。

《莉莲娜不可战胜的夏天》中译本

克里斯蒂娜·里维拉·加尔萨在2021年出版的《莉莲娜不可战胜的夏天》（El invencible verano de Liliana) 将目光转向了隐藏在日常制度下的性别暴力、家暴与女性空间。故事源自真实案件： 1990年，作者20岁的妹妹莉莲娜在墨西哥城被疯狂纠缠她的前男友谋杀，凶手潜逃，案件因官僚主义怠惰被搁置三十年，卷宗甚至一度“消失”。三十年后，作者通过档案拼贴、多声部访谈和私密文字的曝露重构了妹妹生前的社会和情感网络，讲述了她的挣扎与对自由的渴望。书中对北方沙漠风土描写，以及对日常父权暴力与女性谋杀的批判，不同于传统的北方叙事多聚焦于毒品走私、黑帮割据等显性的、男性化的暴力，极大地拓展了北方叙事关于暴力这一主题的内涵和外延。

北方叙事的兴起打破了中央统一叙事的视角，推动了墨西哥文学的去中心化进程，同时对暴力现象进行多维解构，让性别暴力从边缘的隐秘角落走向了社会批判与文学审美议题的核心。

结语

受邀参加2025国际青春诗会（中国－拉美国家专场）的墨西哥诗人马努艾尔·夸乌特勒、 罗伯托·阿库尼亚、曼努埃尔·贝塞拉、 阿德里安·门迭塔·莫克特苏马（从左至右）

近年来，中国与墨西哥的文学往来日益频繁，官方与出版机构积极推动两国作家和学者的合作，人员互访与现场交流已成常态。仅2026年而言，中国作家协会和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组织“中国知名作家看拉美”活动，9月作家鲁敏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和墨西哥学院举行了两场交流活动；10月诗人韩东、邰筐走进墨西哥高校与当地学者开展对话研讨、诗歌朗诵等多元活动，搭建起中墨文学交流的桥梁；12月范晔等学者将会出席瓜达拉哈拉国际书展。墨西哥方面，诗人马努艾尔·夸乌特勒、 罗伯托·阿库尼亚、曼努埃尔·贝塞拉、 阿德里安·门迭塔·莫克特苏马受邀参加2025国际青春诗会（中国－拉美国家专场）。作家胡利娅·桑蒂瓦涅斯（Julia Santibáñez） 与爱德华多·塞尔丹（Eduardo Cerdán） 也在北京大学、塞万提斯学院等地参加“墨西哥文学周”，介绍墨西哥当代文学的新特色。

9月26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中国作家鲁敏（左一）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与师生座谈。新华社记者 吴昊 摄

在翻译和出版方面，双方合作正在从单一的“引进”模式转向“双向奔赴”，中国的经典作品、科幻和现实题材的当代作品也逐渐进入墨西哥读者的视线。这种跨文化的深度对话，必将为两国文学注入更加持久的生机和活力。

（作者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