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学与影像互相打量，“故事的两种光亮”如何辉映？
11月8日上午，作为“明亮时刻——花城出版社45周年暨第九届花城文学奖”系列活动之一，“故事的两种光亮——文学书写与影像表达”对谈活动在广州阿那亚举行。李修文、鲁敏、蔡崇达、班宇四位横跨文学与影视的写作者，与花城文学院签约评论家刘大先一起，围绕文学书写与影像表达之间的重合、分歧与相互塑造，展开对话。
文学与影像作为表达形式，有什么差别和相同之处？一开场，刘大先就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在他看来，文字是抽象的符号，阅读是线性的、可以反复反刍的；影像则以光影叙事，是集体创作的产物，直接作用于感官，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审美感受。几位嘉宾从各自与影视产业打交道的一线经验出发，反复掂量文学与影像之间哪些东西可以重合、哪些东西注定无法彼此翻译。他也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结论：最杰出的文学作品几乎改编成电影都没有太成功，反而是一些二三流的原著小说获得了特别棒的改编。
“写作靠一个人就是千军万马，可是在电影行业就是千军万马，都未见得能够合成一个人。”“花城文学奖”获奖作家、花城文学院签约作家李修文说。他应宁浩导演邀约，加入其发起的坏猴子计划近十年，参与过《我不是药神》《二手杰作》《欢迎来龙餐馆》等多部作品，深感文学与影视是两种不同的产业形态。在他看来，把文学性转译为可表达的视觉体验是极其艰难的。
“我自己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也时刻感觉到一种显性的分裂。”李修文表示，电影的本质是科技进步的产物，伴随科技进步人类需要一个更加综合的视觉体验，而小说或者纯文学要求的是隐晦的、暧昧的、难以分辨的、隐秘的冲突，两者之间的转译并不容易，因此也几乎不存在让原著作者特别满意的影视改编。“电影和文学本身，和我们自己的写作真的是两码事，讨论异和同，在我看起来同不了，我们只可能在选择电影美学的时候达到某种同，如果能够达到，其实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文学的伟大之处，文学总能够让每个人眼中都能从文本上找到意义，给这些导演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层出不穷的一个新世界。”
在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鲁敏看来，文学写作当中有非常庞杂的、复杂的、冒犯的，甚至说是混乱的线条，而导演做的是选择与舍弃，用自己最在乎的那条线索重新组织一个视觉世界。“从文学作品到影视，它有的时候会很成功，但如果当文学作品探讨的是普遍意义上更生活化的内核，它做影视化是非常考验人的。”
鲁敏表示，文学和影像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应对大众不同的艺术需求，许多文学作品专注于生命和生活的日常，但把这些内容影视化的时候，期待情绪价值和强戏剧性的观众难免会产生心理落差。“观众有一种心理期待，就是我都看电影了你还不让我跌宕起伏一下？但是如果看文学作品，有的时候就觉得我可以有一个耐心的、静水深流的方式去进入生活的暗处。”
“花城文学奖”获奖作家、花城文学院签约作家蔡崇达从自身作品《皮囊》被改编为《浪浪人生》的经历出发，提供了一个“转译困难”的案例。他透露，早在《皮囊》还是样书时，韩寒和刘德华就分别表达了改编意愿，三人甚至拉了一个群，但他们的“心动点”各不相同。蔡崇达对于影视改编的感触是，一个导演被一本书激发的东西，往往是他自己“耿耿于怀”的某个点，只是借由文本找到了容器。“我写文章的原因不是他们想改编的原因。”他说：“影视的表达者跟原作者想要表达的最重要的点，刚好完全契合，几乎真的就是一个特别幸运和偶然的事情。”
蔡崇达表示，自己写小说的原因是“在那个世界有我们纠结、在乎、耿耿于怀、在乎又很希望能够理解和表达的部分”。他觉得，在影视工具逐渐便利化的当下，或许文学创作者可以借助工具来呈现一个完全按照小说作者的希望来表达的故事。
花城文学院签约作家班宇参与过《漫长的季节》《扫毒风暴》等影视剧创作，他直言影视和文学创作肯定是两个不同的工种。他分享了自己在《扫毒风暴》剧组的感受，称在剧组反而过着一种“特别文学的生活”。“‘文学’是‘并非一种日常’的表述，而是你的时空总是在折叠。”“剧组是接触此刻中国现实的一种特别现实的方式。”对作为写作者的班宇来说，参与影视创作可能是一种暂时改变，或者逃离自己日常生活的方式，但他笑言，真正进入之后，又会很快想回到文学创作中去。
当讨论从“作品之间”转向“写作者内部”，一个更隐蔽的问题浮现出来：影像表达是否已经在重塑文学的感受方式、叙事本能乃至对“什么值得写”的默认判断？刘大先表示，当下已经进入以视听文化为主导的时代，进行文字阅读的人越来越少。“媒介这个东西它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我们使用某种工具，那个工具反而会作用于人本身。”
那么，影像表达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写作者本人？
李修文坦言，影像表达对自己的影响非常大，现下大家要更认清纯文学主体性的问题。“就是当影像本身具备文学书写的功能和能力之后，我们甚至都不要指望电影和电视剧，尤其是微短剧能从我们文学里头拿到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还能不能像上一个年代那些作家那样，提供给导演那些东西，激发他们不同的感受？”他认为，在新的媒介语境下，文学需要抢夺属于戏剧的，属于游戏的，属于影视剧的主体性，“把它拿过来为我所用”。
“过去说文学是艺术之母，现在诞生的艺术门类已经如此强大茁壮，压过了妈妈这个角色。”鲁敏的感受更为具体，也更为“肉身化”。她觉得这些艺术形式的发展非常大程度地影响了写作，她以长篇小说举例，“我们曾经有个说法，长篇应该有长度、难度、深度、广度，这是一个考量长篇的很重要的标准，但是现在我们到出版社去谈书，出版社的编辑会非常客气而委婉地提示你，可能不要写得太长，你如果太长了，甚至建议你要删减一点。”
鲁敏以前会注重心理活动，但现在从文本上也会有取景器的概念，似乎有虚拟机器在拍摄，不知不觉以一种非常视觉化的方式来写日常的体验。“很难来描述电影和文学在叙事和处理上的差异，没有说谁对谁错，可能大家的考量的点不一样。”她谈到自己的新书《此时此刻》，五十多岁的女主角在文学层面是一个有丰富生命体验的人，但影视公司却会觉得观众不爱看。因此她也会思考，影视化的考量标准无形中对写作本身产生影响，“适合影视化改编”对于作家来说真的是赞美吗？
蔡崇达则反问了另一个颇具深意的问题：如果文学的表达好像被影视等形式所挤占，为什么大家现在还会觉得没有想要看的电影？在他看来，文学和影视的产业性不同：影视是一个大团队作业，成本很高，商业电影必须要在大众里起作用，必须击中大众；而文学出版就算没有很多人看，依然能够容纳作者的表达空间，所以文学出版写作会更丰富。“为什么很多影视去文学里找改编，因为他们需要瞄准某个点，因为他们太拘谨了，太紧张了，反而文学里很多蓄水池，能探索很多他们没想到的可能可以击中大众的点。”
曾在《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工作，蔡崇达称自己的写作受到媒体经历影响最多。当时，每周选题会他都要考虑人性正在对哪些点感到敏感。“我的新闻写作就会导致说我写作每个句子都害怕不被现在的人心所需要。”他坦言，自己的写作中场景描写很少，因为“影视语言在场景上是大大超过文字语言的”。但他同时确信，文学对于内心纠结的描述恰恰是其他工具无法抵达的领地。他表示，现在的影视行业和出版行业都受到挑战，可能也是因为“现在的表达能触达人心的能力太弱，触达人心的作品太少”。
班宇表示，自己不仅是写作受到影像表达的影响，阅读趣味也受影像表达的影响。“我觉得我写小说的时候，如果说受影像影响，最重要的可能还是类似蒙太奇这种手法，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比如说上一段是一个场景，然后跳切到下一段是一个什么场景。”
在班宇看来，影视的滞后其实很难让创作者去预判未来的观众喜好，“你没有百分百的预知能力，说当时我们需要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对2029年的人来说，意味着还是新鲜的，还是可感的，还是能被触动的。”他觉得影视剧和写小说有时候是一样的，需要恢复自我，想清楚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创作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不太会去想有多少受众，而是真实地把我所想所感知所思尽量精确地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是对于所有创作者来说最为愉快的一个事。”
此次对谈并不是要在文学与影像之间分出高下，而是把两者放回各自的创作机制与接受逻辑中重新打量。“两种光亮”之间，既有交汇的可能，也有难以化约的差异，两者可以互相激发，却很难彼此“忠实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