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的两个人生频道
如沈从文那样，陈梦家的艺术人生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频道”转换，前半生是在新诗坛上挥洒诗意的诗人，之后大半生则成了考古、古文字学专家。
陈梦家（1911—1966）曾名陈漫哉，浙江上虞人，1927年高中未毕业即考取了南京中央大学，时值闻一多在中央大学外文系讲授英美文学，学法律的他就去听课并认识了闻先生。比陈梦家晚一年进中央大学的方玮德，与他结为诗友。又恰逢徐志摩受聘中央大学外文系教授，如此，陈梦家和方玮德不但是闻一多的学生，也成了徐志摩的得意门生。1931年1月，《梦家诗集》在新月书店出版，顺理成章由导师徐志摩题写书名。在此之前的1928年1月，陈梦家的诗《可怜虫》署名陈漫哉刊发在《时事新报》副刊上，之后在《京报副刊》等报刊发表《一个邻居的弗兰克林》等诗。第二年，他的诗更多地发表在《新月》杂志上，如《那一晚》《一朵野花》等。
陈梦家当年二十岁，还在中央大学读书，就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梦家诗集》，初印一千册，他在诗集的序诗中写道：“人生是条路/没有例外/没有变/无穷的长途/总有完了的一天。”可见他是充满信心的。诗集分四卷，序诗后面收入1929年至1930年所作新诗四十首，诗集出版后，当年七月即再版印刷，他删除了原序诗，替换了三首诗，增加了第五卷，是当年所作的十二首诗，还在前面增加了《再版自序》，他写道：“我想打这时候起不该再容许我自己在没有着落的虚幻中推敲了，我要开始从事于在沉默里仔细观看这世界，不再无益的表现我的穷乏。”他不但没有沾沾自喜，还自我提出苛刻要求。可胡适不这么看，在其《新月》杂志上发表的《评〈梦家诗集〉》中写道：“我在船上读你的诗集，深感觉新诗的发展很有希望，我们当深信这条路走得通。我最喜欢《一朵野花》的第二节，一多也极爱这四行，意境和作风都是第一流的。你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求意境的高明，作风的不落凡琐，一定有绝好的成绩。”1933年3月，诗集又印了第三版，说明此书受读者欢迎，也给了陈梦家更多的写诗自信。1934年1月，陈梦家在开明书店出版了第二部重要诗集《铁马集》，前面有《序诗》，后面选入《梦家诗集》出版后写的新诗四十首，附录有《九姑信》，九姑即女作家方令孺。有《大纲序》，即诗人好友俞大纲给他写的序文，序应是放在集子前面的，陈梦家说：“大纲给我写了一篇序，我只敢接受他的激励，因此放在集后。”有《玮德旧跋》，玮德即诗人好友方玮德。后面的《附记》中写道：“这册诗稿从我南北跑了二年半，我对它的爱心一天淡一天，自己多读些古人或异域人的诗篇，我重又温习了创作时的热心，因此再想到这册稿集算是第五次的删补，尽量的减剩这四十首，仍依旧所定的集名题为铁马。”最后是《付印后记》，开头就说：“感谢林徽音女士为我画封面。”否则后人真不知林还有如此封面杰作。
值得一提的是，《铁马集》中的《在前线四首》。1932年，日军对上海发动“一·二八”袭击，陈梦家第二天与同学从南京赶到上海，进入十九路军下属的作战旅协助工作。上前线前，方令孺曾给他一信，信中写道：“想你从军前检理稿件寄我时，是心上发生光芒罢？现在上海近郊已为异邦人的马蹄所践，我伤心那几万生灵的消灭。这回你从军去时把诗稿寄给我，梦家，我已领悟了往昔友朋的深谊。”两个月后，陈梦家从前线下来，写了《在前线四首》，收入《铁马集》中。虽然评论家从没把它看作是陈梦家的代表作，但确实是他特殊时期特别题材中的重要作品。都说新月诗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由派，恐怕不能否定陈梦家创作上的另一面，他用“为战争所磨砺的心”来写诗，无疑是在探寻诗艺之真经了。
1936年3月，陈梦家出版了《梦家存诗》，列“新诗库”第一集第三种，由邵洵美主编，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这是他的一部诗选集，前面六首选自《梦家诗集》，中间十二首选自《铁马集》，后面才是新写的两首短诗，以及三首稍长的诗。作者在《自序》中写道“一首诗，是个透亮的单纯，理性滤清洗练后的结核，它和情绪自然的节奏，是个有它自己特性的形象，是不能受半点委屈的解放”，这大概就是陈梦家的诗观吧。
有人说，陈梦家是继徐志摩之后的新月派后起之秀，即后期的中坚，成为继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之后的新月诗派四杰之一。诗评家蒋锡金曾说：“新月派的诗我以为当以陈梦家为极致，徐志摩及不上他，以后也无人追踪。”这虽是一家之言，却也说出了陈梦家的诗歌以质取胜，否则他的诗怎么会得到胡适、闻一多的赞赏呢？
陈梦家在写诗之余，还在1931年9月编选了一部影响甚大的《新月诗选》，由新月书店出版，入选的十八位诗人诗作为后人研究新月派诗人的作品留下了极其重要的依据。陈梦家在这部诗选前写下了长篇《序言》，对入选诗人闻一多、徐志摩、朱湘、孙大雨、邵洵美、方令孺、林徽音、方玮德、卞之琳、沈从文等作品风格逐一点评，全面系统地表达了他的诗歌主张和美学原则。当然，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也可以说是新月派的诗歌观。这篇《序言》，也是研究陈梦家和新月诗派珍贵的史料。
陈梦家从十五六岁开始写诗，大约持续了十年时间，从1936年起，他在燕京大学攻读古文字学，相继写了《令彝新释》《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等文章，发表在《燕京学报》《考古》等专业杂志上，开始了他考古、古文字学的研究之路。他先后出版了《殷墟卜辞研究》《西周铜器断代》等考古学专著，以及《尚书通论》《六国纪年》《汉简缀述》等。他与夫人、翻译家赵萝蕤把积蓄用来购藏明代家具，在上海博物馆、湖州博物馆有他们的捐赠专馆。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年轻时喜爱的诗歌，新中国成立后他与诗风截然不同的诗人郭小川成为经常谈诗的诗友，还在当年创刊的《诗刊》第五期上发表《纪游三首》。他曾设想编选出版一部较为完善的自己的新诗集，初编已基本成形，可惜他壮志未酬，于1966年55岁即走完了人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