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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真年代》，畀愚著，作家出版社2026年8月出版

写《纯真年代》，畀愚花了十多年时间。他曾经写到六万字搁下，反复往返江浙沪交界的乡镇村舍。

畀愚坦率地说，自己从没想过要花这么大的功夫去写一个小说。当时也是年少气盛，一心想要写一个关于改革开放、关于人们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小说，可上手不久就发现自己毕竟太年轻了，作为刚过而立之年的写作者，他对农村、对农民的认知是有限的。虽然自己出生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小镇上，常常走着走着就会闯进田野里，但户籍仍是一条明显的界线。他想更多地了解乡村与农民，他们的心态与状态。最初只是为了要完成小说，慢慢地，这种带着明确目标的走访变得没那么急切了，因为乡村开始真正地吸引到畀愚，尤其是那些人们——他们中大都已经离开乡村，经过奋斗在城市扎下根，安了家，但骨子里仍保持着乡野的习性。

也正是这种长期与深入的交往，从这些人身上畀愚忽然意识到，他们已经渐渐成为了一个新的群体。他想，如果当年自己一口气完成创作，是绝不会有今天这种认识的，也不会结识到那么多淳朴而努力的人们，并且深受感染。“我觉得，这比完成一个小说要重要得多——认识中国的乡土才是真正地认识中国。”

中华读书报：你是如何处理小说结构的？你曾说自己不准备提纲，想到哪写到哪？

畀愚：我没有写提纲的习惯，写作有时就是件奇怪的事，就是天马行空的。提纲或能解决长篇小说的结构问题，但我认为，小说的结构更在于作者对创作的把握，对每个人物的设定与他们之间的关联的设定——是人物组成了小说的框架，而不是小说中的事件，事件只为人物服务。所以，我用了这么多年完成这个小说，也是完成每个人物走向的一个漫长过程。

中华读书报：《纯真年代》与伊迪丝·华顿的经典小说同名，但你的“纯真”是在时代洪流中追波逐浪的青春与热情。你如何理解这一代人的“纯真”？

畀愚：我是70年代出生的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所未有的，各种事物扑面而来，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上的，对于迎接它的每个人来说都是崭新的。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在时代的洪流中追波逐浪。现在再来回望这段岁月，可以更加确信，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我们是倾注了全部的青春与热情的。我认为，它就是我们的纯真年代。伊迪丝·华顿的《纯真年代》我没读过，书名可以重复，因为历史本来就是个在不断重复中行进的车轮，但我们有幸经历了变革，现在仍身处其中，这才是最重要的。至少，我们经历了这四十多年，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中华读书报：小说有两条线，一是马中林从乡村走向城市、又从城市返回乡村，另一条是马天亮用知识改变命运。马中林有些任性、倔强、心狠手辣，又自卑、隐忍、能屈能伸。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人物作为主角？

畀愚：善良的人值得我们尊重，单纯的人更让我们怜爱，可在一条披荆斩棘的路上，他们往往会以一种悲剧的形式让人缅怀。我们都是在这些年里几经沉浮过的人，是我们的见识让我们认识到，任性、倔强、能屈能伸往往是成功的某种标配，但同时，这并不能掩盖掉作为一个人，他本该具有的善良与纯真，他心中的梦想。所以，在这样一个小说里，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复杂的、经过塑造的人物来提醒我们——这是我们经历的时代，这里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我更希望通过马中林这个人物，让读者能看到自己，还有那些曾经过往的岁月。在小说中，周铭曾说过一句俗语——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皆是读书人，这就是两个同样来自马家浜的农家子弟的宿命。马中林要让每个乡亲都见识到他的成功，而马天亮的奋斗史，其实是他要与出身与过往彻底割断的个人努力。因为他自以为站得更高，就会看得更远，却忘了万丈高楼平地起这样简单的道理。

中华读书报：马胡子这个人物是否有原型？

畀愚：这部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是有生活原型的，恰恰马胡子与徐长贵好像没有。他们更多地是被特定历史与特定环境挤压出来的人物，是不断加工与变形后产生的，我相信很难以现实中的人去对照他们。我也想到了我的父亲，他是个小镇上的会计，热爱诗歌与书画，内心狂放，常常会语出惊人，但同时又谨小慎微。他跟马胡子同属一代人，我相信他们有着同样的人生经历与内心感受。

中华读书报：小说有一条几乎可以逐页对上年鉴的时代线，你如何处理宏大历史与个人命运的关系？

畀愚：个体的命运本身就是宏大历史的浓缩，它跟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进程是紧密相系的。在一个现实主义的叙事作品里，我认为必须要有一条明确清晰的时间线，它就像是树木里的年轮，是隐于文本之间的线索，不仅不会损害到小说的文学性，反而是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叙事空间，使其更加地从容有据、更加的游刃有余。

中华读书报：路艳霞的成长弧线最能见出时代流速，有评论认为书中的女性人物大体仍处在“被追求、被辜负、被凝视”的位置上，你怎么看？

畀愚：“被追求、被辜负、被凝视”应该说都是路艳霞人生经历中的一部分，正是它们帮我完成了这么一个人物的形象，是不应该被单独与片面地审视的。在我的设定里，她是个既多情，又决绝，爱得理智、恨得冷静的女性，且目标明确，杀伐果断，在她行进的路途中，从不被生活与情感所羁绊，是小说中为数不多的真正的独立女性。这种品格是她的人生境遇与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所赋予的。

中华读书报：小说语言讲究，同时也使用了很多口语，你如何看待小说的语言？

畀愚：我认为，小说的语言往往决定了这个小说的风格，这也是我在每次写作前最花费时间要解决的问题。口语有时并不只是为了彰显小说中的地域性，而是一种美学上的选择，让所表达的内容更贴近于这个人物，是塑造性格、反映心态的一种手段。还有一些俗语与歇后语也一样，都是为了让叙述更简洁、明确、生动，更加生活化，让那个被塑造的人物，更加地具有现实的气息。“世界是如此之新，许多事尚未命名”，这是马尔克斯在《百年狐独》中的一句，描绘的是马贡多之初的模样。在写这部小说时，我老是会想起这句话。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几乎没有心理描写，为什么？你似乎更喜欢留白？

畀愚：为了更多地展现人物的内心与情绪，我选择了用第一人称叙述，这样可以让心理活动自然地形成文字，而不是为写心理而刻意地去描写。同时，在这部小说里，我还采用了转换到其他视角与全知视角的方式，就像电影里摇镜头那样，为的就是更自然地表达人物的心理。但我确实不喜欢心理描写，觉得在叙事里是很突兀的，也没必要。一个成熟的写作者完全可以通过场景、氛围，人物的表情与行为，甚至是说话时的语气来反映出人物的心理动态。这可能跟我画过水墨画有关吧，留白里有意境，有审美空间，也有文学性。

中华读书报：《纯真年代》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这个“计划”会影响到你的写作状态吗？结尾部分有评论认为过于理想化，你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畀愚：这个小说在我心里已经存在与成长了近二十年。我想，即便有影响，那也在这个“变”字上。我就是要写一个反映四十年时代变迁与一代人情感变迁的小说。至于结尾部分，它更多地是一个写作者，或者说是一个全程经历了这个时代变迁的人，对时代发展的一种想象与展望，把它放在一个虚构的小说里，我认为是最合适不过了。

中华读书报：一代人在“纯真年代”里经历的梦想、奋斗与回归，对当下正在经历城乡变迁的年轻人有何启示？

畀愚：我希望跟我同龄的人能从中看到自己，更希望年轻的一代，如果有人翻开这本书时，心里还是一张白纸，等到合上书，那张纸上已经留下了各自想要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