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良王庄的李健吾

2026年是著名文艺评论家、作家、戏剧家李健吾诞辰120周年，运城市文联的朋友请我帮她在天津约请专家撰写几篇研究李健吾的文章，运城文联准备出版一册李健吾诞辰120周年的纪念专辑，于运城李健吾纪念馆中展出，这也是李健吾先生的家乡山西运城一系列相关纪念活动之一。

这让我一下子想到，多年前我在媒体做记者时，曾不止一次到过静海良王庄乡调研采访，且特意寻访过李健吾在良王庄留下的足迹。有关李健吾与天津的关联，学者研究不多，相关资料也极为有限。国内已见的李健吾传记虽说都写到了李健吾年少时曾在天津静海生活和居住，但往往只是一笔带过。比如其女儿李维音的回忆，她说：“他（李健吾）10岁时在良王庄读书期间熟识了铁路工人，这段经历也让他对工人阶级怀有深切的同情。”那是1915年，因袁世凯复辟，李健吾的父亲李鸣凤在陕西筹备军事讨袁，为防不测，年仅9岁的李健吾被送到‌李鸣凤在天津静海良王庄火车站任‌站长的朋友（一说是良王庄火车站的技术人员）家中，住了一年。正是在天津静海，李健吾接触到了穷苦的铁路工人和农民，这段生活经历成为他日后戏剧和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来源。现在来看，天津是李健吾人生成长中一个短暂却十分重要的阶段，也是他后来关注底层人民命运、形成人道主义关怀的重要起点。‌

说到良王庄火车站，就不能不说到一个人——沈琪。沈琪是良王庄乡岳家园村人，系津浦铁路南北段总稽查。设计津浦铁路静海段时，为促进良王庄和独流一带几十个村的发展，沈琪说服建设方，将起初设计的“从杨柳青南下，经周李庄穿西琉城与四小屯之间，过徐庄子到静海”的方案改为“从周李庄起经良王庄、独流到静海”的设计方案，并将良王庄站定为津浦铁路北段的起点和施工指挥中心。当时，设置火车站，通常25里为一站，唯良王庄至独流，两站之间只有6里，可见沈琪对家乡之“偏爱”。良王庄火车站于1908年建成，为德式红砖水泥结构，设有候车室、运转室、售票室、行李房、仓库、伙房、宿舍等。1977年津浦铁路复线通车，良王庄站被撤销。1968年至1975年，良王庄小学在此设分校，后闲置。1984年车站候车室被拆除，只剩残垣断壁。1987年，车站遗址被租赁给良王庄村一个村办企业建厂房。

当年，李鸣凤派人将李健吾送到良王庄火车站安顿，临行前还特意送了爱看小说的李健吾《东周列国志》等书籍。正是这些书，将李健吾引入文学艺术的迷人天地。这是一段被大历史所轻掩的往事。于李健吾而言，初到良王庄的日子是平淡的，也是孤寂的。一个10岁的孩子，心里藏着对家人的牵挂，藏着乱世带来的恐惧，但书籍却成为照亮他内心的那盏明灯。

清晨，他会沿着铁轨走出很远，看铁路工人用铁镐将坚硬的石子敲碎，看南来北往的列车呼啸而过，铁轮撞击铁轨，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黄昏，他会与夕阳一道目送着风尘仆仆、面色黝黑，肩上负着农具的农人慢慢地走向一间间用土坯垒成的农舍……那些疲惫的面容、汗湿的衣衫、粗粝的话语，都深深地印刻在了9岁少年的心上。

许多人读李健吾，读他以“刘西渭”为笔名写的《咀华集》，文字犀利温润，品评文坛诸家，目光通透，才华横溢；读他的剧本，读他译介的莫里哀、福楼拜，都以为他一生沉迷于书斋，游走在都市文人间。直到翻开那些细碎的史料，才知道，良王庄田野的风也曾默默地滋养过他。

我到良王庄调研采访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事。车站原貌早已不可寻。而且即便是良王庄的老辈人也很少知道，这里曾收留过一个避难的少年。许多年后，那个少年以李健吾之名，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坛上一位卓越的剧作家、作家与评论家。良王庄，是李健吾少年岁月里一处隐秘的人生渡口。华北平原上的四等小站，独流减河岸边的庄户人家，底层人民沉默的面孔，早早在李健吾心里埋下了悲悯的种子。

文学的缘分有时很神奇。于李健吾而言，运城是他的根，北京是他求学之地，上海是他写作之所，而良王庄，则是他人生中一处安静的驿站。在这里，他暂时远离了风暴与战乱，在华北平原的泥土气息中，他触摸到了普通中国人真正的生存温度。

2025年，我曾应运城市文联邀请到运城与运城市的作家、评论家交流。记得那天天气很好，我站在被阳光打出金色的盐湖畔，眼前是盐湖，远处是中条山，脑海里蓦地涌现的却是那个在天津静海良王庄独流减河畔读书的少年。良王庄段的独流减河河面畅阔且安静，它一定记得，曾经有一个名叫李健吾的少年，在这里停留过，眺望过，然后带着津沽大地给予他的悲悯与滋养，走向了广阔的中国文坛。

中央大街上的萧红

不久前，应邀在哈尔滨参加黑龙江省文艺系列评论主题评鉴交流活动，聚焦自萧红以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杰出影响力的黑龙江籍女作家。虽然主办方列出了包括迟子建在内的十几位女作家名录，但萧红依然是重中之重，国内萧红研究权威季红真老师也亲自到场。于我而言，那无疑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会议结束当晚，大家漫步中央大街，我的脑海里却都是萧红的影子，萧红在哪里买过东西？哪里又是萧红与萧军吃饭的地方？熙攘的游人穿梭在街上，街边的商铺琳琅满目，奶香与烟火气交织弥漫，乐曲缓缓随风流淌，欧式建筑历经百年风雨洗礼，愈发典雅大气，只是再也不见《商市街》中那个踽踽街头的清瘦女子。

这条享誉北国的老街，藏着哈尔滨最繁华的烟火人间，也藏着萧红最青涩、最困顿，当然也是最滚烫的青春。而萧红的青春集中呈现在与中央大街相关的《商市街》一书中。作为一本散文集，《商市街》的语言风格质朴而富有诗意。萧红的文字虽简洁明了，却深刻凸显出了她的丰富情感。

中央大街实际上不单指一条街，它也涵盖了与中央大街相交的十几条街巷。1932年10月，萧红、萧军在十道街上的欧罗巴旅馆短暂居住。同年11月，他们又搬到商市街也就是如今的红霞街居住，在离中央大街只有几十米的商市街25号一直住到1934年6月12日。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都是在此动笔，《生死场》的前两章就发表在当时萧军供职的《国际协报》上。两人合著的《跋涉》也诞生在这里，《跋涉》是哈尔滨有史以来第一本新文学作品集，其重大意义不言而喻。

十道街与商市街都属于中央大街辅街，萧红的《商市街》所指的其实是包括中央大街、商市街、兆麟街、通江街等中央大街商圈。作品以萧红和萧军在哈尔滨的生活为蓝本，真实地记录了他们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点点滴滴。这种真实感贯穿全书，使读者仿佛置身于寒冷的哈尔滨，与萧红一起感知饥饿、寒冷与无奈。在《商市街》中的《饿》一文中，萧红写道：“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这种直白的描写，让读者深刻体会到生活的艰辛。联想到冬天黑龙江极寒的天气环境，萧红文字里底层小人物的生存困境显得更加令人心酸。当然，也有美好，在《春意挂上了树梢》中，萧红写道：“这样好的人行道，有树，也有椅子，坐在椅子上，把眼睛闭起，一切春的梦，春的谜，春的暖力……这一切把自己完全陷进去。听着，听着吧！春在歌唱……”类似这种诗意的语言，为这部作品增添了许多文学色彩。同时，萧红的文字还充满了幽默感，在《买皮帽》中对萧军买皮帽的描写，让读者在苦难中也能感受到一丝轻松……没错，兆麟公园的长椅，通江街街头摇曳的树影，远处或许是索菲亚教堂传来的隐约钟声，还有中央大街商圈街巷纵横的肌理，都被她一一收进《商市街》的文字里。

萧红所生活的年代，中央大街的繁华程度通过老照片可见一斑，但那些牛排、面包、啤酒以及舞厅里的音乐都不属于萧红，她曾在这里挨饿、迷茫、挣扎，也曾在这里热爱、书写、成长。萧红在《商市街》中记述，在如今的兆麟公园对面的一家饭馆，有一次和萧军在这里吃了肉丸汤、猪头肉，还有好几个小菜，萧军去结账时，发现花了不到一毛钱。这也是萧红文章中少有的记载下饭馆吃饭的场景。是啊，中央大街见证了她最窘迫的岁月，也孕育了她最珍贵的文学初心，让一个东北腹地年轻女子的才情，冲破风雪，跨越山海，终在中国文坛留下一抹独一无二的亮色。

《商市街》一书在很长时间里都被当作萧红与萧军的情爱回忆录，书中固然有私人情感记录，但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却随着岁月流逝而越来越凸显。《商市街》里那些漫步街头的时刻，是她困顿生活中仅有的喘息。身无分文的日子，她和萧军常常沿着中央大街缓缓行走，看遍万家灯火，却无一盏为自己而明。寒冬腊月，北风凛冽，两人分食一块坚硬的列巴圈，粗糙的口感里，藏着相依为命的温暖，也藏着底层生活的苍凉。喧嚣的中央大街，于世人是摩登都市的盛景，于萧红却是一面镜子，照见繁华与清贫的落差，照见乱世小人物的卑微与倔强。

在《商市街》一书中，萧红也并没有仅仅局限于个人的悲欢离合。她通过自己的经历，展现了当时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例如在《小偷、车夫和老头》一文中，她描写了街头小偷、车夫和老头的生活，反映了社会的不公和底层人民的无奈。这种社会批判的视角，使《商市街》不仅是一部个人回忆录，更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作品。那些记录贫贱生活、烟火日常的文字，也不只是情爱哀怨的倾诉，而是青年萧红直面困顿、向阳而生的生命写照。苦中作乐的琐碎日常中，藏着萧红最纯粹的生命力，见证了一位年轻女作家在清贫漂泊中，依然坚守文字、热爱生活的本心。

31岁的短暂人生，颠沛流离的生命历程，屡次困顿的情爱拉扯，孤苦离世的唏嘘结局，构成了大众对她的全部印象。人们习惯性同情她的脆弱、怜悯她的遭遇，却很少正视她文字里的倔强、清醒与叛逆。人们热衷于谈论她与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的情感纠葛，谈论鲁迅先生对她的提携，谈论骆宾基对她的最后陪伴，谈论她英年早逝的传奇，却往往将谜面当成了谜底。那晚在中央大街，我仿佛看到了那个从大雪纷飞中顶风走来的萧红，她以笔墨为薪，以岁月为证，温柔了时光，惊艳了岁月，成为哈尔滨最动人、最温婉的文化印记。

穿旗袍的赛珍珠

我生于天津长于天津，说是天津土著当无异议，所以我在各种场合也都是说自己是天津人。但我的父亲生于上海，我的祖籍又是江苏镇江。2025年的镇江之行是我第一次回到我的祖籍地，却也不是为了寻根，而是要看金山和北固山，同时还要看一个人，就是赛珍珠。

赛珍珠于1892年6月26日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4个月后便随传教士父母赛兆祥和卡洛琳来到中国镇江。她先后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40年，其中在镇江生活了18年，她人生的早期都是在镇江度过的，她在镇江学会了汉语，习惯了中国风俗，她与丈夫结婚也是在镇江，因此她称镇江是她的“中国故乡”，称中文为她的“第一语言”。而且她还跟家里的镇江保姆学中国方言，听坊间老人讲白娘子的传说、甘露寺的旧事，看江上舟楫往来，看巷陌炊烟袅袅，看江南四季更迭。赛珍珠是在先熟练掌握了汉语之后才又和她的母亲学习英文的，对于赛珍珠而言，美国故土只是一纸籍贯，枕水的镇江，才是她一生惦念的故乡。西津渡的青石板、金山的草木、运河的流水、京口老街的烟火人间，浸润了她的童年，也滋养了她的笔墨，塑造了她温柔又宽厚的灵魂。

我书架上的《大地》（三部曲）是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的，将近80万字。我曾惊讶于一个外国女人因为写中国故事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事实上，赛珍珠的重要作品几乎全都是以中国、中国人为描摹对象的。2024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短篇作品选《心归故里》，里面的小说也都是以中国为背景的。按说，赛珍珠应该在中国影响很大才是，但恰恰相反，她在中国的影响力远不如海明威、福克纳甚至斯坦贝克等与她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同胞，尽管徐志摩、梅兰芳、胡适、林语堂、老舍等人都曾是她家的座上客。这里面或许有鲁迅不喜欢她作品的缘故，鲁迅认为反映于中国人的作品还是得由中国作家来写才最真切；实际也与赛珍珠对于中国社会尤其是对于中国农村的复杂性与阶级性缺少尖锐剖析有关。但无论如何，她让世界上的更多人看到了中国，感受到了中国农民的勤勉与坚韧。

赛珍珠在中国最初并不是以一个作家身份出现的，她一直担任教职，教授教育学、英文等，同时业余创作，赛珍珠一生勤奋高产，共创作了115部作品。这些作品尤其是小说，主人公几乎都是中国人，这无疑颠覆了以往西方作家写中国都是西方人为作品主宰，华人只是“他者”的传统写作。而且赛珍珠把她的目光牢牢地放在了占中国人绝大多数的农民身上。说实话，在赛珍珠之前还没有哪个外国作家关注过中国农民，就是中国作家描写农民的作品也不是很多，但赛珍珠做到了。

赛珍珠故居位于镇江市润州区润州山路6号，如今属于赛珍珠文化公园的一部分。赛珍珠文化公园共有4组建筑，包括赛珍珠故居、赛珍珠研究会、赛珍珠书店以及赛珍珠纪念馆。给我总的感觉还不错：安适、幽静、典雅。据说当年徐志摩也曾来过这里，但徐志摩与赛珍珠真正的交往还是从南京开始的。

关于传说中赛珍珠与徐志摩的恋情，我觉得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1925年，赛珍珠创作了小说《一个中国女子的话》，讲了一对异族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据说是“影射”她与徐志摩。而在另一篇小说中，似乎也有赛珍珠与徐志摩恋情的影子，甚而小说中男主角最后死于空难的情形，也与当年徐志摩在济南附近党家庄飞机失事的情形相吻合。

赛珍珠纪念馆中的资料也显示，赛珍珠在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时也常与徐志摩联系，联系的方式主要是通信。在信中，她与徐志摩讨论翻译细节，最终赛珍珠将《水浒传》翻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在美国出版。有关赛珍珠与徐志摩之间的感情，多年来人们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是牵强附会，但赛珍珠的确对她的朋友谈到过她与徐志摩之间的感情，据说在某一封信中，赛珍珠甚至有过如此表白：“我不想得到你的爱，只希望你能从中找到力量，狂乱如你，沉静如我，其实大家都一样，在痛苦的婚姻中，更加期待真爱的到来。”这封信寄出后7个月，徐志摩才给赛珍珠回信。徐志摩说：“我跌倒在生命的荆棘里，只有康河的水能为我疗伤。”就这样徐志摩以极为诗意的方式，委婉地拒绝了赛珍珠，将信寄给赛珍珠后不久，徐志摩就去了剑桥大学，从此二人渐行渐远，再无交集。

镇江无疑是赛珍珠所有温柔记忆的起点。镇江于她而言没有疏离的异乡隔阂，只有烟火日常的暖意。镇江也同样记得她，镇江的山水记得她，街巷记得她，文脉记得她。是这座温润的古城，养育了一位热爱中国的诺奖作家；也是这位深情的异乡人，让镇江的烟火人间、中国的乡土人情，跨越山海，被全世界读者看见。

岁月辗转，山河依旧。如今的镇江，北固山风采犹存，古运河清波依旧，登云山草木常青，赛珍珠纪念馆里的笔墨手稿、旧年影像、中英文信函，还在静静诉说着一位异乡女子与这座江南古城的渊源。

美国著名媒体人海尔德·艾赛克斯在他的作品《我们的烙印》一书中讲到，他采访过的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政府、新闻、商界等要人，几乎都深受赛珍珠笔下刻画的中国人物影响。而美国百姓对中国人民的良好印象有很多也是源于阅读过赛珍珠的作品。

有不少资料显示，1973年3月6日，赛珍珠是穿着一袭极具东方韵味的旗袍安然离世的。她对中国的思念，尽在这一袭华美的旗袍之中显现。

2002年，国家邮政局在镇江市邮政局举行了中英文对照的《赛珍珠》邮资明信片首发式，据说这是国家邮政局迄今为止发行的唯一一套以纪念一位外国作家为主题的明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