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讨论新世纪文学史，必然能感受到某种紧张氛围。人工智能已渗透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它能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参考、辅助甚至合成写作，以查重等方式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学术道德风险，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界略显被动的策略。有理由担心，AI技术发展将冲击到涵盖传统人文研究在内的人类文化根基。“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文职人员，以及大量教师和报刊从业人员，都将面临失业的危险，更不必说那些靠着古籍整理吃饭的冬烘先生了。”（1）如果形势如此严峻，那么以“社会只是需要更高水准的文科”的笼统表态来应对人工智能的挑战就过于草率，正如“青词”这种文体的死亡并非因为它无法攀升到更高水准。如何建设更高水准的文科这种追问，会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讨论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对传统人文研究特定主题的介入与影响、推演相关主题研究在技术时代中的可能状态与延伸空间，是以个案方式介入人文学科前景的思考。正是在此意义上，讨论技术浪潮中的新世纪文学史写作，就成为对文学史写作及文学未来的某种思考与想象。

一

新世纪文学史的出场至少可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其一是侧重于“史”的维度，即将这25年左右的时间视为中国文学史某个具有特殊含义的时段，期间的中国文学已经产生了明显异于之前的文学的面貌或特征，因而需要特别的审视和剖析；其二是侧重于朝向未来的、正在发生的“新”的维度，即这25年左右的文学实践中，包含着某种正在影响当前文学状态，甚至可能改变文学未来走势的关键因素。这种因素将深刻改变既有的文学乃至文化生产机制，甚至改变既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构，从而需要启动更为复杂的知识系统加以阐释，文学史必须预判这种趋势并记录这种关键因素对文学实践的作用。无论是“史”的角度，还是“新”的角度，都清晰地出现了技术的身影。“我们生活的时代，与其说是科学时代，不如说是技术时代。如果哲学雄心尚存，想把握所谓‘时代精神’，就必须把主要的注意力转向技术世界”，而技术世界的崛起恰与新世纪同步，“技术源远流长，但21世纪之交人类才进入名副其实的技术世界，盖因此时征服自然的技术逻辑终于笼罩人自身，包括人的精神、个体行为、群体组织和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2）。技术，包括但不限于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时代前沿领域，在新世纪这25年的文学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的时代印痕，同时又开启了文学波诡云谲的未来。技术扮演了何种角色，又预示着未来文学将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或许是新世纪文学史写作可以独立考察并寻找其特征的重要内容。

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前沿技术，在今天的生活中几乎就是“日用而不知”的存在，悄无声息却又无孔不入地渗透入日常生活的肌理，显得如此强势且自然。手机上安装的各种APP，已经让相当一部分人形成了心理依赖。没有上网、看信息、刷视频、聊微信、点外卖的一天难以想象，这是数字技术对人精神世界和行为选择的系统挟持。与此同时，迭代愈发迅速的各类软件要求配置性能更高的电子终端产品，跟不上技术和载体迭代的节奏就意味着被淘汰。电子产品的消费者没有技术降级的选项，既无法退回使用更初级的程序，也难以回到技术诞生之前的原初状态。当然，多数人不在意数字技术对现实的深层改造，数字世界的精彩足够令人流连忘返。大众对技术强力植入生活后的被动接受与熟视无睹，使其习惯于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又往往忽略技术诞生的过程及其复杂性。或者说，技术“是具有相当自主性的不以人之意志为转变的东西”（3）。这保证了技术在现代社会中与日俱增的话语权，也使它吸引了诸多的观察和思考，技术和文学在新世纪的结合就是热门话题之一。

新世纪以来，文学成为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等前沿技术一展身手的舞台，许多文学热点直接由技术参与或制造。2017年5月，历史上第一部由人工智能创作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出版；2020年10月，首次华语科幻AI人机共创写作实验项目“共生纪”启动；2024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相关团队宣布成功“制作”国内首部以“人机融合方式写作”的长篇小说《天命使徒》。这些事件足以表明，技术有能力扮演文学创作主体的角色。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将勤奋的网络写手完成百万字量小说的时间压缩到一个半月。更重要的是，传统小说作者的工作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王峰教授团队的工作流程是：首先研究网络小说类型的结构，分析其情节模式；然后根据创作主题撰写大量提示词；接着通过调用大模型API批量生成内容，从而形成相对完整的小说基础文稿；最后对人工智能模型生成的小说进行人工修改完善（4）。在这个过程中，人工团队的角色更像是小说规则和语法的制定者、语料的整理输入者，以及细节的修缮者，具体的写作——在这部小说中应该说是数据的生产——则托付给了人工智能模型。传统文学创作的艰辛，对于和人工智能合作的写手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已转化为冷静的分析、细致的梳理和技术性的文字修改，灵感、冲动、迷狂、震撼等创作体验被数字算法替代，这或许是未来的趋势。当数字信息技术直接介入文学创作过程时，它还让读者参与到作家创作的过程中，跟帖评论、弹幕点评或参与开放性写作都模糊了传统作家的身份界线。文学创作的主体范围一直在被技术扩大，作者、作为文本盗猎者的粉丝、媒介平台的运营商与管理者、文字数字化生产和传播的技术工程师们，都可能影响到新世纪的文学创作。

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信息技术直接改变了新世纪文学的存在方式。从文学与其他文化话语体系互动融合的角度看，媒介技术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有研究以“新媒介文学”概括媒介技术所创造的新型时空维度中的文学新景观。“新媒介文学”以文字、影像、网络语言为媒介，突破以文字为本位的传统文学形式，形成了印刷文本、影像文本和网络文本交叉融合的复合文本形态（5）。印刷时代的小说文本，经历作者创作与出版程序后摆上读者案头，读者意见反馈的常规渠道是给作者写信，或经由作者所在单位转达。数字时代的小说文本可以在网站上分段连载、付费阅读，可以经由文学文本转化为影视、广播、戏剧、游戏、动漫等各种类型文化产品的基础文本，实现文学价值的跨类型、跨圈层扩张。2019年热映的奇幻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2024年广受关注的单机动作角色扮演游戏《黑神话：悟空》充分说明，《封神演义》《西游记》等古典小说能在媒介技术的加持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重新生成当代的文化产品。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观察，新世纪文学的技术化存在，除了作品和文献的电子化之外，还出现了印刷时代未曾有的“文学大数据”。“文学大数据”既是纸媒文学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传播的结果，又是依托网络、利用数字技术生产数字化文学的产物，是文学作品在互联网、物联网和社交网络传播过程中产生的与文学相关的数据，包括日志、音频、视频、图片、弹幕、点赞等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类型数据。“人工智能文学、超文本文学、视觉文学和界面文学等‘数字文学’的诞生不仅是新旧文学形态的并存与交融，而且是文学写作生态的全方位变革。”（6）媒介技术、文学大数据等术语的浮现，要求更新对文学形式、文学存在方式等基础概念的理解，这势必影响传统的文学史叙述面貌。

二

当然，原本就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文学史范本。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史的出现就是移植西方学术话语的结果。中国文学史“本质上是以对文学、文学历史的西方式的近代理解为基础，对文学构成及文学时序进行独特观察和叙述的一种言说方式，它体现的是近代学术思想的内在逻辑，并规定着特殊的分类文学、言说历史的方法步骤”，“而所谓描写‘中国文学史’，根本也就在于解说、演示中国文学由远而近的历史过程时，必须进入到近代文学、文学史观念下的概念、术语和词汇系统中去，必须用这样的语言、这样的概念、这样的表达方式，转说由传统目录提要、文苑传、诗词文话记录下的层层累积的中国文学故事”（7）。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从一开始就涉及思维和话语的转化，它不是中国文学内部生长出的话语形态。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从理念上看，如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和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明显受到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影响，而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和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却带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章学的色彩（8）；从语言形态上看，同样受西方现代文学观念影响的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和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却大相径庭，前者使用文言文表达西式的文学史观，而后者采用白话文；从文学史与其所置身的文化语境的关系来看，诞生于特定历史时刻的中国文学史著述渗透着强烈的民族国家情绪。这些细节都在强烈地提示，对中国文学史的讨论，从一开始就需要兼顾文学的“内”与“外”，需要保持开放的视野与对话的心态。

怎么把握特定时段的文学史？如何结构文学史框架？如何配置文学史内外各要素的权重？如何呈现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突出什么要素、怎么突出、突出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涉及不同的文学史观或对入史标准的权衡，试图建构具有一家之言的文学史著述者，会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文学史需要考量或平衡的要素太多，甚至连“文学史”这一称谓都像是一种折中——文学史究竟是历史叙事的某个种类或分支，还是关于文学的诸多观念的某种主观呈现？文学史是一片开阔的疆域，为大众所熟悉的时代、作家、作品、体裁、流派、风格等只是惯常的抽象概括，是否还有太多被忽视的文学现象有待发掘？韦勒克和沃伦强调节奏、格律、文体、意象、隐喻、象征、类型等文学形式的重要性，精神分析学派揭开了文学创作中隐秘的无意识动力源，文化研究的启示是留意阶级、种族、性别、意识形态等与文学间复杂的关联。这些视角或概念能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文学史的结构？尽管只是简单提及，读者还是能从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这样的早期文学史著作中，看到对音乐、舞蹈和文学关系的考虑。相比之下，技术或许因为其更为基础或深远的影响，而被文学史视为文学活动理所应当的前提，如同空气一般，重要但不必细论。

技术作为文学活动的物质基础，它的意义长时间被限制在“器”的层面。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未曾面世的古代，笔墨纸砚固然有材质优劣和价格高低之别，但没有人会认为这些文学生产工具的重要性压倒了文人的才情。对于李白而言，这些器物可能还不如一壶美酒更能激发他的诗意。但从另一个层面说，笔墨纸砚这些文学创作的基础物质支撑，隐蔽却必然影响着文学表达的形式。汉赋可能雕刻在龟甲牛骨上吗？竹简合适记录长篇小说吗？甲骨、竹简、木牍、陶片、青铜器皿，这些载体书写空间的有限和文字符号刻画的难度，都要求使用尽可能少的文字表达丰富的意思，这当然也约束了文学的表达。商代甲骨上的卜辞、唐朝酒肆悬挂的诗牌、历代王朝张贴于城门处的文书，都不可能像诞生于印刷时代的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那样，洋洋洒洒地拉开200万字的篇幅。20个字的一首诗和200万字的一部小说相比，每个字的承重肯定不一样，贾岛“推敲”式炼字的背后，隐藏着字斟句酌与诗歌形式的要求、诗歌形式与技术的物质支撑之间的关系。文学形式与技术支撑之间漫长而复杂的关联，在清末民初之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许多研究注意到媒介技术变革之于文学的影响。清末民初时的报刊是塑造公共文化空间、影响民众思想观念的重要工具，报刊推动了小说从边缘文体向启蒙利器的身份转变，还催生出适应报章媒介传播模式的“报章文体”。作为晚清文化特有的文学文体，半文半白的“报章文体”是中国传统文言文向现代白话文过渡的表现之一（9），也是媒介改变文学存在形态的直接例证。当然，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及其对文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建立在系列具体技术的落实之上。汪英宾的《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记载了印刷、通信甚至交通状况对报刊的影响：创刊于1872年的《申报》，在20世纪20年代时就拥有一套最新式的印刷设备；报纸上的广告是由于当时先进通信技术的引入，才在1919年之后开始丰富起来；至于发行量，真正的障碍在于缺乏便捷的交通而非内容方面的原因——水路航道通畅但速度太慢，陆路在某些地区只能依靠驿站的脚夫或差役传递信息，铁路交通的可能性只存在于长江以北的大城市。由此，汪英宾对中国报业所提的第一条建议就是改善传播方式，尽力降低电报和电话费并引入长途电话技术（10）。将其中现代印刷技术的角色进一步放大，还可以看到它更为直接地作用于文学的一幕。“现代印刷技术的介入，这是完全有别于先前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特征”，印刷技术改变了传统唐诗宋词、明清话本小说的传播形态，实际上构建起近代中国文化与科技融合为产业并服务于启蒙实践的范例，反映出产业革命与技术转移对文化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现代印刷技术还兼具平抑价格、创新产品、活跃市场的重要功能，通过文学及其他渠道，提高了知识文化的传播普及度，也推动了文化权力下移至民间的可能性（11）。“印刷技术的现代展开，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转变，带来了从生产到再生产完成的整个运作机制，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功能组织的变化。”（12）就此意义而言，现代印刷技术与其他诸多文化因素共同织就了新文学诞生的温床，是新文学系统建构的重要参与者。由以上论述可见，从印刷、通信、交通等技术到报刊媒介，再到“报章文体”，由印刷技术到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再到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技术与文学的关联路径丰富而有弹性，包含了文学形式与社会状况、与技术条件对接等复杂问题，这些是否需要进入文学史写作者的视野？

文学史是否需要处理文学与技术条件的复杂关联，与文学史所承担的基本文化功能有关。文学史通常具有几项基本功能，如概括某段历史时期的文学面貌、确立进入经典序列的文学作品、梳理特定的文学规范制度、排列作家作品的先后次序、实现文学教育的文化传承功能等。技术或隐或显地与特定时期的文学面貌、某些经典作品的生成、某种文学生产机制的确立相关。技术既是文学的内容，也是其形式、制度、标准和系统。“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媒介的每一项重大技术发展——旋转印刷机、摄影、无线电、阴极射线管、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都影响了文学文本的创作，无论是在写作、出版、营销还是传播方面。”（13）文学所处的现实结构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改变了传统文学的创作、接受、分析、批评，影响了文学的审美机制和生产机制，改变了文学在文化场域中的位置。技术的巨大能量在新世纪以来的20余年文学历程中已经展露无遗，这决定了新世纪文学史有必要考虑技术因素。然而，将技术的介入状况纳入文学史叙述的必要性，将因历史时期的不同和技术介入程度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考虑到历时与共时的诸多互动关系后，问题的核心便聚焦于文学史对技术介入文学之程度的把握，即技术对文学的影响到什么程度，就必须触发文学史写作的关注。

复杂之处在于，文学与技术二者既相互独立，又存在紧密合作的巨大空间。技术完全拥有独立于文学的发展逻辑，文学也不必凡事都唯技术马首是瞻；文学可以反映包括技术发展在内的社会现实，也可以借助审美逻辑表达对于功利的技术现实的异议和反抗；技术能为文学的时代化表现赋能，也可以联手消费主义制造色彩斑斓的文化泡沫。那么文学和技术之间是否同步发展？詹姆逊指出，现代艺术的形式会吸收同时代最先进的物质生产和组织方式，然而技术与文学并非简单同步，文学仍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逻辑（14）。这就是说，现代的艺术是吸收了当时最先进的工业技术成果的产物，最先进的物质生产和组织决定了艺术的形式等诸多方面。这种观点合理性的一面显而易见，经济基础等社会存在决定上层建筑，如计算机的兴起替换了钢笔铅笔之类的传统书写工具，“换笔革命”开启了文化的数字时代。但这种同步性能精确到什么程度呢？社会太平、技术进步，必然导致文学经典迭出？“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红楼梦》便诞生于帝制时代的末期。由此可见，社会动荡、技术发展迟滞似乎也不能完全断绝文学精品的诞生。就算同处于工业革命生产力上升的时期，分别对技术发展持乐观与悲观态度的经典科幻小说也能并存，文学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逻辑。同时，即便文学史诚恳地邀请技术加盟，展示某项技术与文学同频共振的盛景，也要考虑到技术之间关联性带来的叙述负担。例如，如果考虑将对中国近代文学影响较大的现代印刷技术纳入文学史叙述，那要不要考虑与印刷术相关的造纸技术？如果考虑将元宇宙纳入新世纪文学史，是否要给读者补虚拟技术或人工智能的课？

三

确立技术进入新世纪文学史的必要性，意识到技术在传统文学历程中重要却被忽略的处境，考虑到新世纪文学史处理文学与技术的复杂关联时的难度，这些都还只是新世纪文学史写作中技术叙述的外部层面。一旦确立了技术进入文学史的前提，还会遇到哪些具体的挑战？

“做加法”是最简单的处理方式。无论是按历史分期切块，还是以文体的演变为线索，文学的时代背景、思潮、作家、作品、流派等，在特定史观的指挥下构成面目各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史史料的不断发现、历史叙述观念和视角的持续调整，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叙述对象日益丰富。地域文学史、民族文学史、性别文学史，还有许多特定的主题文学史，如左翼文学史、语言史、制度史等，大大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内容。《现代中国文学通鉴（1900—2010）》收入了旧体诗词、文言小说、通俗文学、翻译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影视文学、网络文学等几乎所有可能入史的文学样态（15）；《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涉及“文”在广义人文领域的各种呈现形式，如书信、随笔、日记、政论、演讲、教科书、民间戏剧、传统戏曲、少数民族歌谣、电影、流行歌曲，甚至有连环画、音乐歌舞剧、网络漫画和网络文学（16）。由此看来，新世纪文学史再增加一章叙述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趋势的文字，似乎也无可厚非。问题首先在于怎么加：单独成章和散落在每个章节中，哪种更好？《中国现代文学史（1915—2018）》对通俗文学的处理混合了这两种形态。在这部文学史中，通俗文学既作为“导言”“30年代文学思潮”“50—70年代台港文学”“2000—2018年小说”等章的一部分，也独立成一章“现代通俗小说”（17）。新世纪文学史在增加前沿技术叙述时，能否借鉴这种处理方式？技术与文学既相互独立又紧密关联，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介入文学的多种样态，要求文学史谨慎思考。“考虑到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对文学史写作主体身份的巨大影响，它们是要在新文学史中以独立章节的方式呈现，还是分散到具体论述的部分——比如在作家、作品、刊物、传播等环节具体论述人工智能或数字技术的能量，或者是干脆以‘文本编码’‘主题建模’‘图像分析’‘数据挖掘’等技术思维的框架整体替代传统文学史框架？”（18）如果集中一章讲述前沿技术作用于文学的方式、效果和影响，有利于整体把握新世纪以来技术与文学的关系，但将技术与思潮、文类、作家等并置，就存在文学史章节设置逻辑的不统一；如果将技术与文学结合的各种样态分散到各章节，有利于具体展示前沿技术介入新世纪文学的系统性和清晰度，但各样态文学新现象所共享的技术原理和发生逻辑等又可能存在叙述上的重复；若彻底用技术的内容框架替代传统文学史框架，那文学史的意义也随之消散。此外，技术对文学的影响并非在每个时段都是平均而等效的，这同样会牵扯到文学史的谋篇布局。

无论“怎么加”，都或多或少涉及文学史叙述的整体性、系统性与结构性。新世纪文学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已经是一次要求文学史观系统性调整的“加法”，“在文学史观或者学科构建未取得重大突破之前，我们对新世纪文学的‘入史’处理，怎么看都像打了个补丁，或者是从文学史末端新长出的一节尾巴”（19）。新世纪文学史吸纳技术元素，是对自身系统的再次调适。回望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扩容历程，这种调适屡见不鲜。通俗文学、旧体诗等研究对象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绝不仅仅是一个做加法的过程，一种新的文学史框架不能光是‘包容’它们，同时也要建立一套评价和阐释体系，以使这些对象可以和常规现代文学史所处理的‘新文学’被放在同一个天平上称量”（20）。技术加入文学史所需要的观念变化与结构调整，是为适应技术自身话语属性而进行的必要调整。这时，技术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巨大差异就分外显眼。

相比于文学与历史、哲学之间天然而紧密的联系，技术意味着另一套理解和面对现实的范式。跨越学科话语间差异的努力，在中国文学史发生之初就已经以文学和史学融合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文学研究视野内，跨学科的争执一直没有停歇，强调注意文学研究的政治、历史或性别等因素，对俄国形式主义或英美新批评学派来说是离经叛道，而对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或文化研究立场的研究者来说却是天经地义，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就径直以“现象学、诠释学、接受理论”“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政治批评”作为章节标题。既有的文学史已经对跨学科的知识内容呈开放状态，是能力而非态度决定了文学史对其他学科的吸纳程度。《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28—1937）》就是例证之一，这部文学史著作所关注的范围，涵盖了文学的生产流通、创作语境、接受语境，以及文学广告的产生、发展、形式、语言和稿费、盗版、营销策略等问题；涉及文学与时代政治、社会、经济的关系，文学与出版、教育、学术的关联，以及文学与翻译、研究甚至中外文化交流的关系（21）。即便是这样一部吸纳多学科内容的文学史著作，也没有突出广告背后技术性支撑的因素。技术话语进入新世纪文学史，要求文学史写作者兼容文学与计算机学科的知识背景，这是现有的中年以上人文学科研究者较难拥有的教育经历。现代知识的专业分工要求在特定领域的某一主题上深耕，一般而言，财税制度史与建筑式样、降血压的方法与素描的技术之间难有天然的学术亲缘关系。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原理对多数人文学者而言，不啻高垒深沟。“文学大数据研究需要研究者熟练掌握和运用计算技术，而计算技术体系和理论结构较为复杂，涉及数字化技术、数据管理技术和数据分析技术等多个层面，仅文本挖掘技术就涉及信息抽取、文本分类、文本聚类、关联规则和模式发现等众多方面，相关的计算软件更是种类繁多。对人文学者而言，想要短期内掌握计算技术，且能够熟练使用计算软件，存在较大难度。而能够独立‘运用计算方法解答、探讨或是思索人文问题的研究者’更是寥寥无几。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大部分文学大数据研究都集中在理论反思和论争层面，很少拓展到计算技术分析层面。”（22）仅就数字化技术与文学史的融合而言，新世纪文学史中出现“贝叶斯函数分析视角下的现代长篇小说”“词频与网络小说生成模式分析”这类以技术分析把握文学特质、实现数字技术与传统审美分析兼容的内容，可能在短期内仍然较为困难。这意味着文学现实与技术介入之间存有大量有待阐释的空白，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如何作用于文学，其中的机制和细节如同进入了文学史叙述的“黑箱”。

打开叙述的“黑箱”，往往意味着文学史写作有所突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将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视为一系列建构性的历史实践，在“一体化”构建及其分解的叙述线索中，展示了文学体制的形成、文学规范的塑造与作家作品经典化的过程（23），揭示这一时段文学中包裹着的复杂而隐蔽的分歧、矛盾、冲突。这种对历史“黑箱”的突破，确立了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经典性。然而打开技术的“黑箱”的方式与打开历史的“黑箱”的方式完全不同。某段历史的晦暗不明，可以期待更多史料的发现和梳理带来的线索，而技术的解释却需要对两种不同话语体系进行转译，“不透明”和“难阐释”是最直观的感受。“在文本分类领域，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项目用到了各种机器学习或深度学习算法。这些算法有效地提高了分类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但同时也带来一个必然的负面效应，即降低了计算方法的透明度和可阐释性。除了算法本身的可解释性问题之外，其在计算过程中使用的超参数——如数据平滑过程、学习率、深层神经网络隐藏层数等，也会对结果产生重要影响。那么，这些超参数在计算中是否会扭曲和误导数据与文学意义之间的关联呢？目前仍然缺乏一个广泛而系统的研究。在文学计算中，特别是在想要深入到文本分析和文学批评领域的研究里，应该更审慎地使用这些会降低算法可阐释性的工具。”（24）即便具备使用特定技术进行文学史研究的实际操作能力，特定技术的操作者也无法判断该技术方法研究所获结论的有效性程度，这就好比使用历史资料推进文学史研究，却无法确定所使用历史资料的可靠性。更复杂的前景是，文学史研究者的理解能力可能跟不上技术的迅速迭代：现在的大语言模型所遵循的语言组织规则，很可能在不经意间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其甚至可能拥有自主创造的能力。AI（人工智能）、AGI（通用人工智能）、ASI（超人工智能）会带来怎样的文化生产图景？它们的能量远远超出了仅编写新世纪文学史的范围。人工智能“会远超人类大脑的智慧，它的四维空间编程能够创造人类无法理解的生物学模型，创造人类无法识别的符号语言——大语言模型——人类不懂它所创造的特定的句子关联，这才是它自主性的创造，是消灭人类语言功能的主体性语言和言语表达系统”（25）。人工智能参与小说创作的能力已经得到验证，它介入编写的文学史能令人放心吗？人工智能可能采用的方法和逻辑是什么呢？鲍曼曾经用“阐释者”隐喻后现代语境中的知识分子：“阐释者角色由形成解释性话语的活动构成，这些解释性话语以某种共同体传统为基础，它的目的就是让形成于此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话语，能够被形成于彼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知识系统所理解。”（26）新世纪文学史是否要承担这种知识转译和阐释的功能，让进入文学史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原理，能被普通的文学史读者理解？

四

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等系列技术拥有强大的潜力和广阔的未来。技术介入新世纪文学史，放大了新世纪文学史所隐含的未来向度。相比于“唐代文学史”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新世纪文学史最贴近当前，也保留了朝向未来的未知。“1635—2066”，这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封面上标示的时间段。1635年是明朝官员杨廷筠的《代疑续编》刊刻的年份，他用“文学”定义诗文等文字艺术，显示出中国文学“现代”起点的多重性；2066则是想象中文明终结的时间点——在韩松的科幻小说《火星照耀美国》里，那时名为“阿曼多”的人工智能网络控制了人的思想与行为，而外星生物已经开始介入和操纵整个世界，包括文学史在内的人类文明迎来落幕之时。如何加入技术要素、克服学科间的话语差异、阐释技术介入文学史的工作原理，这些都是难题，但还不是“2066”式的风险。

现实中潜藏的巨大风险可以概括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日益强大，却令人难以理解、无法信任。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研究团队于2024年1月发表的成果揭示，人工智能系统拥有令人惊讶的说谎能力。AI系统能在训练过程中自发学习说谎这一技能：面对难题时，一些AI系统假装知道答案，另一些则故意隐瞒自身能力；面对评估时，一些AI系统因评估标准严格而表现保守，另一些则因标准宽松而表现夸大。AI系统隐藏在复杂算法和数据处理过程中的“谎言”，很难通过简单的额外训练消除，一旦它们选择只在关键时刻进行欺骗，这种策略的危害性将远超实验室的范畴 （27）。到2025年5月，OpenAI的最新推理模型首次出现了明确的抗命行为，不仅拒绝执行人类的关闭指令，还主动篡改代码以避免被强制关闭（28）。这或许证明了赫拉利的判断：“人工智能是历史上第一个能够自行做决策、创造新想法的技术”，“人工智能能够自行处理信息，因此也就能够代替人类做出决策。人工智能不是工具，而是能够做出决策的行为者”（29）。赫拉利的逻辑进入新世纪文学史的视野，可以预见的场景是：包括文学史写作在内的文化生产，都将由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系统接管。苏莱曼等人强调，“人工智能是即将到来的技术浪潮的核心”，是制造技术的工具，生成系统的元系统，“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或平台，而且是一种具有变革性的元技术，是推动技术和一切事物发展的背后的力量。它本身就是工具和平台的创造者，不仅仅是一个系统，而且是一个能够生成各种类型系统的生成器”（30）。这同样意味着，它有能力在现有的参与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基础上，持续自我完善。有学者担忧，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思维的趋势几乎不可逆转：“智能机器人是否能够超越人类的思想，对人类文明的发展给出即时性的最优化答案？它在颠覆人类许多认知的同时，是否会对人类的意识产生根本的影响，颠覆人类思想家所给出的‘正确答案’，摧毁人类的信仰，包括一切宗教信仰？我以为这个答案几乎是肯定的。”（31）

至少到现在，可能撒谎或拒绝人类指令的人工智能系统，还不明白什么是好的文学或好的文学史，即便被授权，它仍需依据人的标准、尺度，以及人所提供的语料来制作新世纪或将来的文学史。算力、模型或是仍处于“黑箱”状态的种种技术能力，能不能理解人类文学史叙述所承载的文化目的和价值认同？更重要的是，不能脱离技术所在的时代环境来评估或讨论它的能力，包括撰写文学史或更复杂的学术行为方面的能力。“技术是一个多面的存在，它既包括实践活动，也包括知识体系，既包括结构，也包括结构化这一行为本身。我们的语言非常不适合用来描述技术交互作用的复杂性。这些进程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复杂地相互关联这一事实，挑战了我们通常的关于互动和因果的比喻”，应当“把技术置于语境之中，因为语境是最重要的”（32）。技术万能的信念或想象，依托于怎样一个被预设的未来图景呢？诞生于现实中的技术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现实？这些问题的答案隐藏于两者的互动和时间的流动之中。技术与时代正是新世纪文学展开的支点，与其担忧技术霸权式的科幻想象，不如回到生机勃勃的时代现场。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新世纪文学史如何呈现作为“精神状态”表征的技术的介入，如何展现中国社会独特的文化气质和主体经验，都值得期待。

注释：

（1）（25）（31）丁帆：《“后人类时代”的AI可以替代人的思想吗？》，《当代作家评论》2025年第3期。

（2）刘永谋：《技术治理通论》，第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

（3）吴国盛：《前言》，《技术哲学经典读本》，第7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

（4）《AI写百万字小说，数字化西游记？华东师大团队浪漫“爆改”有点酷！》，微信公众号“华东师范大学”，引自https://mp.weixin.qq.com/s/oXxkI_UwMYnNUPoASTOtyA，2024-06-15。

（5）见周才庶：《新媒介文学景观与文学的物质性》，《文艺理论研究》2022年第1期。

（6）（22）杨丹丹：《文学大数据与当代文学研究范式转型》，《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1期。

（7）戴燕：《文学史的权力》，第2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8）左东岭：《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原发性问题》，左东岭著，高明祥编：《易代之际文学研究法》，第3-10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5。

（9）见郑晓锋：《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第54-55页，2020年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0）见汪英宾：《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王海、王明亮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

（11）见韩晗：《双向启蒙：论现代印刷技术与中国近代市民文学——以文化产业为视角》，《编辑之友》2021年第3期。

（12）雷启立：《晚清民初的印刷技术与文化生产》，《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13）〔英〕乔·莫兰：《跨学科：人文学科的诞生、危机与未来》，第73页，陈后亮、宁艺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

（14）见〔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单子生产论》，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１卷，第250-251页，陈永国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5）见朱德发、魏建主编：《现代中国文学通鉴（1900-2010）》，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6）见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31-32页，张治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

（17）见朱栋霖、朱晓进、吴义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5-2018）》，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18）陈舒劼：《重复写与重新写：文学史写作的数字化可能与科幻式想象》，《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6期。

（19）刘江凯：《新世纪文学“入史”问题与未完成的“中华现代性”》，《当代作家评论》2025年第2期。

（20）洪亮：《2011-2021年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概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7期。

（21）见吴福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28-1937）》，第3-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3）贺桂梅：《进入当代文学历史的三种路径》，《文艺争鸣》2020年第1期。

（24）刘洋：《文学情感计算的五大方向及其问题》，《中国比较文学》2025年第2期。

（26）〔英〕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第6页，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7）《斯坦福大学团队揭秘：为什么有些AI会“撒谎”？一项关于智能系统欺骗行为的突破性研究》，引自https://news.qq.com/rain/a/20250618A07RZC00。

（28）《首次！不听人类指挥，AI模型拒绝关闭！马斯克评论：令人担忧……》，引自https://news.qq.com/rain/a/20250527A02FCQ00。

（29）〔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到AI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第XV页，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4。

（30）〔英〕穆斯塔法·苏莱曼、〔英〕迈克尔·巴斯卡尔：《浪潮将至：技术、权力与未来的冲击》，第66、92页，贾海波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4。

（32）〔加拿大〕厄休拉·M.富兰克林：《技术的真相》，第14页，田奥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作者简介】

陈舒劼，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化发展与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