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结的事故与永不完结的故事——简评小说《手可摘星辰》
现实主义视角下的青春成长叙事曾是类型化写作的重要面向,而今却早已跳出校园成长、青春期情感、自我价值认知等固有框架,不再局限于青春期个体的细碎情绪与单一困境,而是深度勾连家庭、校园与社会现实,呈现时代语境中复杂、立体且具备群体性的成长阵痛,形成了更具深度与广度的叙事格局。黄昱宁的中篇小说《手可摘星辰》正是这一叙事转向的典型范本。作品以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事故为核心:十岁少年马超被实习老师李苏的“流星雨”故事触动,深夜观星不幸从高楼坠落,侥幸存活后却陷入长期失语、行为自闭的精神困境。这不仅是一个裹挟着马超与父母、老师同陷身心创伤的意外事故,更是一个折射家庭生态撕裂、学校教育标准单一、社会救助机制缺失的悲剧故事。事故的结局清晰既定,可事故引发的纠葛、反思与追问却永不停休。
一
事故作为中止正常秩序的突发事件,是文学叙事中的重要载体。但既往的文学书写,常常把事故的悲剧性及其冲击力作为叙事功能。因此,在青春成长叙事中,伤痛作为事故的遗存,总是具有强烈的归因自觉,无论多么巧运匠心的叙事,最终都指向因果相续、逻辑闭环——到底是谁?到底为什么?通过还原“意料之外”表象下的“情理之中”,对复杂的社会现实进行呈现和解剖。于是,秘密与揭开秘密的过程就成为写作者乐此不疲却千篇一律的选择。在《手可摘星辰》中,事故不是被这样处理的。黄昱宁对此保持着一些警惕,她似乎更愿意还原偶然性在事故中的功能和长久被忽略的意义。
多年前辗转听人讲起的一桩少年坠亡事故,成为黄昱宁直面青少年成长困境并创作《手可摘星辰》的心理动因。但她在小说中拒绝汹涌倾泻的悲剧性和绝望感。小说中不但没有惨烈的事故现场,作者甚至为现实中那个冬夜坠亡的男孩安放了一个缓冲的脚手架,这让马超得以保全性命,阴错阳差只是左侧髋关节骨折。这个令人倒吸凉气的事故最终以“专家”的判断结束:“当时哪怕马超换一个角度,或者换一个部位,换一种方式从第一根脚手架弹落到第二根脚手架上,结局都可能是不堪设想的。”这个判断甚至包含着一点黑色幽默,让马超的坠楼更像一个不幸中的大幸,整个事故也在媒体“轻快”和“不痛不痒”的结论式报道中实现了社会性完结。
这当然不是作者避重就轻地弱化伤者及其家属的痛苦,也不是说只要灾难性后果没有出现,我们就有理由故作镇定。小说通过设置“脚手架”放大事故偶然性的同时,也稀释了其瞬时的悲剧性,而我更愿意把这种稀释理解为对悲剧性的重构。在《手可摘星辰》中,黄昱宁不但没有在事故现场或者医院急诊室设置情节爆点,就连隐藏在挪威之旅众人回忆中的碎片,也并不能拼凑出一张完整的真相之图。作者放弃了全知视角,先后运用易江南、李苏、马清源三个视角对事件及其背后的生活进行呈现,每个人的经历都确切而诚实,但每个人记忆中的事实都不一定是真相本身。易江南作为母亲,沉醉于自己为马超打造的成才计划的“完美配方”,选学校,住学区房,对自己的强势与焦虑浑然不觉;李苏本是一个对课堂着迷、热心于分享和延展课堂内容的青年教师,她能发现马超的优点,马超难得的聚精会神让她对分享课堂的延伸故事充满信心;马清源在事业受挫、精神出轨和“父教”缺席的生活中与儿子保持漫不经心的联结,妻子的强势更是让他慢慢失去了进入家庭生活的信心和冲动。由此看来,在指向同一事故的多声部叙述中,每人都各执一词,而最值得采信的真相来源马超却突然失语,拒绝提供真实在场的事件原委。是观星失足还是有意自弃?是流星雨的诱惑还是父母吵架的窒息?是在学校的孤独还是他人的不理解?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十岁少年,其行为逻辑的可能性多到无法被分析和猜测,于是,坠楼真相被封印的同时,与真相紧密相关的归因、追责、赔偿也必将陷入混沌。
真相的混沌并不影响少年坠楼事件如同石子激起的涟漪,终将一圈一圈渐次平复。但是对于少年马超而言,真相归于混沌的时刻才是悲剧开始的地方。黄昱宁在《手可摘星辰》的创作谈中坦言,“坠落不应该是故事的结束,而是开始”,这意味着她将对既往青春成长主题中的创伤叙事采取一种新的态度。或者说,她既不赞同社会新闻以轻飘飘的措辞为事件定论,也不想在收拢完整的因果链条后仅仅导向忏悔、反思和批判。在马超自伤未遂同时也是成长未遂的经历中,《手可摘星辰》更愿意从无限逼近真实生活的偶然性和无序性中,沉淀青少年教育的不可承受之重,在每个人既是受害者又是肇事者的复杂和悲伤之中,重新放置马超事件的悲剧性。
二
在此意义上,马超成长的故事永不完结。十年之后,马超的骨折痊愈,学校的赔偿到位,李苏到外企重启职场,易江南和马清源不但没有离婚,而且开始学习“要耐心,要正面,少替他判断,更不要下命令”等改善亲子关系的做法,看似已经制度性完结的事故,以一种更加隐蔽和顽固的形式长期地困扰着所有人,小说也刻画了这种习之如常、日久益坚的精神困境。比如:脑部检查没有病症又无法确诊自闭症的马超,他长达十年的失语、封闭、执着于刻板顺序等表现与行为都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受到刺激的易江南,一方面拼尽全力为儿子寻找学校、机构等出路,另一方面又无法处理性格中的强势、心中的内疚,以及隐秘的疲惫、嫉妒,甚至在某个瞬间产生“如果彻底看不见是不是解脱”的暗黑念头;她与丈夫马清源虽然不再激烈争吵,却被“孩子”这块石头死死压住,“以一种近乎仇恨的方式互相理解”,夫妻之间演变为推脱责任、互相伤害的畸形关系。而对教育事业踌躇满志的“985”大学毕业生李苏,十年间也陷入精神牢笼,离开教师岗位后仍然恐婚恐育。
十年并不算短,但是这些很难被关注、更难被解决的生理与精神困境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修复。《手可摘星辰》反映出当代社会生活的新变对人们困境体验的更新,也为青春叙事填补了新的内容:改革开放前的成长伤痛多是时代风云下的生死离别、饥饿记忆、父权压制,四十年之后,青春成长之痛早已不是简单的代际沟壑与认知对抗,相反,经济发展、条件改善让许多的家庭还没有学会应对从生存到生活转变这个课题,爱的包裹和变形导致了过分的关注与控制,成为青少年成长的精神牢笼。更重要的是,这种伤痛超越了青春边界,成为一种覆盖年龄、身份、职业、性格的社会问题。可见,“骨感”的现实常常溢出经验的模板,而文学存在的意义,就是质疑曾经的经验,反驳墨守成规,就是对那些被认为是终极、绝对、必然的不屈从。小说没有按照现实中的事故结案程序推进,简单的归因和分责尝试注定只能像律师罗思捷煞有介事的调查一样无功而返。因为这并不是一桩凭借耐心拆解就能理出头绪的复杂事故,所有的人都没有恶意,所有细碎、无意识的偶然都在悄悄集聚、互相咬合,生成了难以休止的悲剧故事。
当然,我们也可以做出善意的假设:假如马超对秩序的执着以及性格的“特别”能够更早地被重视和善待;假如易江南不是一个“虎妈”,也没有把迷信学区房、严控作息的焦虑感传递给孩子;假如马清源没有外遇,马超没有拿到石头;假如李苏没有讲流星雨,或者父母愿意陪马超观星谈心……但是,否定这些前提,也不能规避所有可能从而得到确定的结论。或者说,《手可摘星辰》提供的只是万千家庭中的一个样本,永不完结的不仅是当事人的人生体验,更是无法自外于“马超式家庭”的每个人的人生。
三
《手可摘星辰》作为一篇不足四万字的中篇小说,容纳了一个三口之家长达十年的创伤与自救,展示了老师、亲友以及社会各方对少年坠楼事件及其前因后果的反应,塑造了易江南、马超、李苏、马清源、罗思捷、维贝克等颗粒度极强、形象立体、触感真实的人物,令人印象深刻。应该说,内容的丰沛与人物的鲜活都得益于小说在叙事上的独具匠心。小说从现实正在进行的北欧旅行切入,不仅让“失散”多年的马超一家和李苏重逢,得以在场式地回忆与拼贴往事,同时也用十几天的表层故事包裹长达十年的过往岁月,或者说,在有限的物理时间中还原了当事人被痛苦持续煎熬的心理时间的膨胀状态。无论是从十年前媒体做出的“幸运”结论,到眼前“体型与面孔奇特地属于两个年龄”、反应漠然、眼神空洞的马超,还是从坠楼当晚要求孩子必须准时睡觉,到如今仍然提醒孩子喝水上厕所、不能用刀叉的易江南,事件消逝的年轮与十年未变的牢固形成了极具张力的内部时间结构。
空间方面,流动成为小说扩容的重要手段,而旅行无疑是最佳的叙事外壳。小说表面是通过赴北欧观光游览,实现精神抚慰乃至康复,实质上,这同时也是一场短暂而又漫长的精神复盘。旅行所到之处,不管是蒙克的油画《尖叫》、于特岛恐怖事件纪念地,还是卑尔根木屋、特罗姆瑟的极光,每一个场景都成为触发记忆的开关,每一次列车前进都象征着情绪的流动,叫声、伤口、鸟、奇观等意象次第展开,保持着小说丰满又斑斓的画面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陨石这个反复出现并承载多重意义的物象。抽象的陨石就是李苏课堂上讲的“流星雨”落下后的实体,而具象化的陨石串联起四个人的秘密与羞耻:它记录着马清源的精神出轨、李苏的懵懂和失望、马超从教师办公室拿走的意外,以及易江南发现实情后承受的背叛。十年后,当这块石头从马超手中又回到李苏这里,甚至可以说,象征着幸运以及不确定的这块石头的旅程,几乎构成了小说的“潜文本”。
与陨石的冰冷和坚硬相对的,是小说字里行间的克制与温度。《手可摘星辰》是一次勇敢又温柔的写作,黄昱宁既不惧于把少年坠楼与生物特性、偶然性相连接,宣告青少年教育的严峻性,也从未放弃对家校教育、丧偶式婚姻、医疗体系和社会救助框架缺失等问题的反思和提示,“手可摘星辰”甚至还是黄昱宁对少年成长中浪漫幻想的保护和期待。她带着深沉的理解把代表着所有妈妈的易江南写出来,写她的坚强与孤独,写她的一往无前和刚愎自用,写她对母爱的执着与误解,这是“至深者呼唤至深者”①的话语,是直面现实最感人的温度,也是她把青少年成长叙事从“不可靠”②变成可靠的原因。
注释:
①陈超:《文学的求真意志》,《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②“不可靠叙述”提法源自黄昱宁:《给人物一个重来的机会》,《人民文学》2024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