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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映川 :每个人的路
来源:《长城》 | 杨映川  2026年11月16日10:22

小说的起点是一桩关于“失态”的事件。一个男人在图书馆抓挠自己瘙痒的私处,被对面的女孩拍下来发到网上,由此引发了一场蝴蝶效应般的舆论风暴。这件事甚至算不上冒犯——至少在那个男人那里不是。但它恰恰因此更值得写:一个无心的、狼狈的动作,和一个有意的、愤怒的镜头之间,到底谁更应该被审判?我更想写的是“观看”与“被观看”的残酷辩证法,是我们在数字时代被无限放大的关于体面的焦虑。

周达明这个人物起初并不讨喜。他粗糙、庸常,有着房产中介特有的那种过分殷勤。我写他每天早上带同事在街边做操喊口号,写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的羞耻,也写他对着商战小说抄写金句的笨拙。他有一种令人尴尬的认真,这种认真恰恰暴露了他在努力成为一个体面人,却不合时宜地露出马脚。他治不好的瘙痒是一个绝佳的隐喻——身体有自己的语言,它拒绝被规训,被压抑,会在最不该发作的时候发作。他在图书馆桌子底下那只无法控制的瘙痒的手,恰恰是他整个生命状态的缩影:他永远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处理自己说不出口的狼狈。

唐千音则站在另一个极端。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清晰的审美和道德坐标系,她相信世界应该有序、干净、符合理性。她在图书馆看到周达明的行为不仅愤怒,更有一种美学上的受辱。她将拍下的视频发布到网上时,她以为自己是在维护某种神圣的秩序。可她忽略了一件事:当一个人以审判者的姿态举起镜头,她同时也把自己放置在了权力的那一边。而这种权力一旦启动,便不再受她控制。

我无意塑造所谓的“加害者”与“受害者”。周达明是受害的一方,但他粗糙的神经末梢确实让他无法理解唐千音的恐惧。唐千音是加害的一方,但她的恐惧真实,她的屈辱真实,她作为女性在公共空间里被那些黏稠目光反复测量、反复冒犯的经历真实。我想写的是这种真实的复杂性,也许同一个人在同一种处境里既值得同情又应该被谴责。没有谁的感受是假的,但两种真实的碰撞却制造了彻底的灾难。

何棠的出现让这种复杂性变得更加尖锐。她是新闻系的研究生,天然懂得如何操弄叙事。她帮周达明翻案,推动舆论反转,但她也在消费周达明。她那三千块“采访费+路费”是一份精准的报价单,也是周达明第一次知道自己可以被定价。买断的不是新闻,而是一个人的遭遇被转译成流量的权利。我在写何棠的时候想到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处境:当举起手机拍摄、转发、评论、站队之时,我们到底是正义的参与者,还是奇观的消费者?我们欢呼真相大白的时候,是否意识到刚刚又完成了一次对当事人的消费?

小说行进到后半段,舆论两次反转,唐千音和周达明轮番经历社死。唐千音在深夜独自跳舞,脱掉衣服站在镜子前,看见自己瘦成了一块门板。那些她曾经憎恨的、引来无数目光的丰腴肉体消失了。那个画面写得很痛快,也很残忍。网络暴力最残忍的地方,不是夺走你的名声或工作,而是让你为了自保,亲手把自己削成另外一个人。唐千音最后选择曝光周达明的家庭黑料,把战火烧到他坐过牢的父亲和改嫁的母亲身上,那一刻她已经不再是为了维权,她是在自杀式的战斗。我不原谅她,但我理解她。

周达明最终退回了山里,接替老杨的工作喂猴子。他坐在山顶,一只大公猴蹲在旁边,跟他一起看风景。那个画面有一种近乎理想的平静。周达明需要的或许不是清白,而是从被观看的舞台上退场,退回一种不需要表演的生活。这可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面。

可能有读者会认为,周达明应该告唐千音更为合理。为什么不利用舆论红利重新站起来?我理解这种疑问。在我们的叙事惯性里,蒙冤者应该逆袭,弱者应该反击,正义应该彻底降临。但现实里更常见的情况是:人被碾过一次之后,会选择绕开碾过他的地方走。周达明不是英雄,他只是个普通人,普通人最大的愿望不是复仇,是平静度日。

周达明被黄老头赶出门那天,他拖着行李箱走出大门,顺手把门边一袋垃圾带下楼扔了。那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住在那儿时一直顺手做,哪怕是走的最后一刻他也没改。它是周达明这个人的全部底色——他在被世界抛出去的时候,仍然在做一件顺手的事。同事们也是一样,周达明把吕先生那单交给钟悦时还在替她着想,但他在已经濒临崩溃时,从钟悦那儿得到的只有诅咒。他从头到尾对别人没有恶意,可别人对他的凉薄也从头到尾没有意外。如果要说压迫,这种不对等的、单向的善意付出,也许比那场舆论风暴更早地把他压垮了。

我为什么将小说的题目取作《必经之路》?

周达明有几次提到自己读的人物传记,那些伟人“都经历过惨痛的失败,背叛和羞辱,这些最后又都成为他们奋发崛起的动力”。他甚至有点儿遗憾,觉得自己“蹦不了多高,跌下来也摔不了多痛”。这是一个非常卑微的念头,一个人渴望逆境,因为他觉得只有穿过逆境才能成为更好的人。后来逆境真的来了,他才发现这条路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在笔记本上写过“逆境是淬炼意志的熔炉”,等他自己被扔进熔炉里,他才知道那不是什么淬炼,只是燃烧。我们都以为自己知道那条路通向哪里,等真正踏上去才发现,我们根本不认识路。

“必经”这个词带着一种宿命感。唐千音走到那条路上,不是因为她是坏人,而是因为她是一个被恐惧和屈辱驱使的人。何棠也在这条路上,她比唐千音走得聪明,她能把别人的遭遇转化成自己的资本,但她也停不下来,因为流量是一条不归路,你必须不停地找到下一个可以消费的人。周达明被开除、被驱逐、躲到山里,他以为自己下了车,可网上关于他的一切还在滚动播放。这条路很多时候不是你想才走的,而是无可奈何地被推上了传送带。

我让周达明最后回到山里喂猴子,山野间与猴子相处的场景写起来很轻,但我希望它们有一种重量。一个人要经过多少荒诞的路,才能退回到一个地方,可以安安静静地看风景?如果那条热闹的、喧嚣的、充满正义与审判的路是必经的,那这条安静的、退让的、近乎认输的路,是不是也是必经的?

这篇小说用了很多跟“路”有关的意象:图书馆的台阶、周达明每天步行二十分钟上班的街道、他带客户看房时走过的小区、他逃往岑王县的动车、花果山上歪歪斜斜的石阶。每个人都在走路,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正走向哪里。唐千音走在学院派的路上,觉得知识和秩序能保护自己;周达明走在奋斗的路上,觉得汗水能兑换尊严;何棠走在流量的路上,觉得热点能兑换前程。这些路最终都交汇在图书馆那个下午,一只躲在桌子底下挠痒的手把所有人的路都改变了方向。

所以“必经之路”不是一条已经被修好的路,它是一条不断被修筑的路,而每个经过的人都在添砖加瓦,也在被这条路碾压。我把这句话放在最后,因为它是我最想说的:没有人能声称自己只是,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