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利娜《两地秋》作品研讨活动在京举行
11月15日,钱利娜《两地秋》作品研讨活动在京举行。研讨活动由文艺报社、作家杂志社、宁波市委宣传部、宁波市文联联合主办,浙江省作协参与指导,宁波市海曙区委宣传部、海曙区文联、宁波出版社、宁波市作协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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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邱华栋书面致辞。中国作协原书记处书记、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李一鸣,浙江省文联副主席、宁波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杨劲,宁波市海曙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毛孟军,以及2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研讨。活动由《文艺报》副总编辑李朝全主持。
钱利娜是浙江宁波具有辨识度的青年作家,早年以诗歌创作崭露头角,入选第31届青春诗会,曾获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人民文学新人奖、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优秀作品奖等。从诗歌写作转向非虚构创作,钱利娜走出书斋,扎根民间大地,将目光投向福建长乐、广东台山等东南沿海侨乡。《两地秋》入选中国作协“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浙江省文化精品扶持项目,历经十年打磨,今年由宁波出版社出版。该书先后入选探照灯好书4月原创非虚构入围书单、4月浙版好书榜、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2026年第三期榜单。
邱华栋在书面致辞中说,《两地秋》以一位女作家深入侨乡采访为叙事框架,用多声部口述的方式,串联起六组截然不同的家庭命运故事。作品通过一个个悲喜交集的故事,写出了人与人之间可贵的情义,勾勒出百年侨乡的发展变迁与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文化根脉。这些创作建立在作家长期的扎实采访之上。这生动地表明,作家只有脚下沾满泥土,笔下的文字才能蓄满真情,写出时代深处的真实脉动。
杨劲在致辞中表示,为了写《两地秋》,钱利娜在陌生的村子借住,带着录音笔走村串户,白天听人诉说,夜里整理素材。作品写的是中国人民世代传承的勤劳、伟大的忍耐和绵长的乡愁。作家努力把那些未被看见的生命与情感,一句句地落到纸上,为无名者立传。
毛孟军在致辞中谈到,《两地秋》以非虚构笔法聚焦侨乡平凡个体,以一段段隔海相望、充满悲欢离合的生命轨迹,勾勒出华侨迁徙、乡村变迁的时代缩影。希望书中那些普通人的生命经验与精神力量被更多的人看见,引起更广泛的共鸣。
在研讨环节,专家学者围绕《两地秋》的创作发生学、思想艺术价值以及影视改编的可能路径等内容进行深入讨论。
李一鸣谈到,《两地秋》在叙事视角上采用了双重化的第一人称叙事,先以采访者“我”的视角叙述采访的过程,再以被采访者“我”的视角讲述主人公的生命故事。作品在认知立场上拆解了浪漫的乡愁,以节制的笔调承载沉重的经验,让诗意从苦难内部自然升华。因此,作品留给读者的,并不是确定性的结论,而是一种持续问询的状态和余韵。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表示,《两地秋》书写了福建长乐、广东台山的乡民、村民在特定的年代,迫于生活的压力,出于生存的需要,到海外打工的情形。这些经验对侨乡的留守者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作者采访那些归来者、留守者,让他们把记忆的闸门打开,留下鲜活的情感历史。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乡村面貌发生巨大改变的今天,作者所书写的“常村”的故事、“李家村”的故事,构成了极为重要的参照,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生活。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梁鸿鹰说,作者没有把出国打工简单地写成致富或者是苦难的叙事,而是呈现了这一行动的多重性结果。出去,是为了争取到更好的生活,但可能牺牲了亲情的陪伴。反复出现的“两地相望”,不是只有浪漫,也有撕裂与和解。作品对侨乡民俗有充分的描写。他们对待年节的感受,对待生老病死的态度,都在极具现实感的风俗描写中得到呈现。作者在叙述这些内容时,尽量让人物自己说话,客观呈现现实生活的复杂性。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谈到,作为在闽南生活过的人,一读这部作品中的情节,就觉得“这是闽南人的那个状态”。作家写底层的侨民在海外背井离乡打拼的生活,写得非常真实,而且是一种“刻苦的真实”。它生动地告诉我们,这群人是怎么坚韧地承担起生活的苦难的。作品中的人物,讲究义气、注重承诺,勇于承担责任。出国者省吃俭用寄钱回家,孤身在外十几年而忠诚守家;亲族互助,近乎无条件。这写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根基性的元素。如果能将时代背景拓展得更丰富一些,作品会更有张力。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西渡认为,《两地秋》的故事性很强,叙述上也很有吸引力。作品一开始,作者对写作对象的生活带有“俯视”的态度。随着采访的深入,她慢慢地融入村民们的生活,写出了他们更加丰富的心理世界。作品中的人物,面临生活的诸多苦难,但都有一种不认命的精神。
《十月》杂志主编季亚娅谈到,《两地秋》的写作,有充分的采访作为根基。与此同时,正如作者所述,作品采用的是“杂取种种,合成一个”的写作手法。这其实为文体边界的拓展、文体的融合,提供了可贵的尝试。在这个过程中,作家与读者签订了新的契约——这种合成是“诚实的合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大先表示,钱利娜的写作不聚焦宏大的华工史与苦情叙事,而是聚焦微观情感与人的精神心理,展现中国式的家族根性与南方保存较完整的宗法互助机制。她一改20世纪八九十年代“衣锦还乡”的刻板叙事,主要转向留守者特别是女性留守者的视角,呈现她们对于时间、生命、等待等命题的独特感受。如果要进行影视改编,可以采取纪录片或者单元剧的形式,呈现“一个普通人在人世间怎样奋斗地活着”。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谈到,钱利娜之前主要写诗,当她转向非虚构写作,写诗的经历既带给她优势,也带给她巨大的挑战。钱利娜在《两地秋》中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探索。可以将这部作品定位为“当代南中国乡土社会的一个案例书写”。作品对南方乡村的描写,特别是采用女性等待者的视角书写离散经验,有着丰富的意味。建议钱利娜多关注浙江本土的案例,因为依托文化上的理解、方言上的共通,采访者可以更加深入地走进采访对象的内心世界。
《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表示,很多作品写侨民,写的是已经远去的生活,因此,这些生活往往被“纪念碑化”。钱利娜的《两地秋》当然也写主人公过去的经历,但更写这些经历对现在生活的持续性影响。因此,她的书写是“现在进行时”的故事,捕捉的是尚未凝固的记忆。作者不断寻找叙述的视角,以呈现多向流动的异乡经验。文体上的弹性与模糊,由其书写经验的性质决定。我们应该乐于看到作家在文体上的探索与尝试。
《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作品编辑室主任饶翔表示,“卑微得像蝼蚁一样,又有一种内在的英勇”,这是《两地秋》中人物的特征。以这些人物为核心,作品写到了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散漫中呈现更为丰富的信息。在叙述中,作者是比较克制的,叙事者的声音低低的。她善于提炼诗意的意象,同时善于以细节来展现生活的逻辑与质感。
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丛治辰说,现实远比小说精彩但充满偶然性,原样写入作品可能反而显得不可信;艺术的价值在于整合散乱的现实使其具有内在的合理性,让经验被读者更好地理解与接受。《两地秋》写出人物的情感困境,但也不是过度渲染苦情,而是写出“苦难当中特别坚实的人之所以为人的坚韧的奋斗内核”。他们背井离乡、出国讨生活,在时隔多年后,必然会面临一系列的认知“重组、错位”。这背后关涉着个体命运与时代语境之间的复杂关联。
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李蔚超认为,作者进入陌生社群,努力融入并抵达这群人的心灵世界,这是进行长篇创作的良好基础。书中包含了许多“被海浸泡过的故事”,带来另一种意义上的现代性。“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提倡了很久,需要更多扎实的文学作品作为例证。《两地秋》有丰富的阐释空间,是一部值得深入讨论的新作。
中国作家网总编辑王杨谈到,一代代的作家,不断地在写移民故事。这充分说明了离散题材创作的生命力。无论出走者对身份的挣扎与寻根的渴望,还是留守者对海外生活的想象与离别的痛苦,都是值得作家不断深入开掘的情感空间。《两地秋》不以戏剧冲突取胜,而是平实地写出同一背景下不同个体的命运,写出一个村庄与族群的集体记忆。
活动最后,钱利娜对参与研讨的专家们表示感谢。她表示,希望自己能持续耕耘这一题材,为小人物建立起文学的大厦,写出生活的丰富与庞杂。


